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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肮脏的小药铺，把方子递给抓药师傅，对方说：“啊，41号可是好药，你今天有福气了。”他身后的药材柜子里装满了一箱箱的珍贵药材，他从身后的41号里称出一勺说：“你得熬得浓些，喝的时候要诵经。是要求子的吗？”
“不是。”女人老老实实回答，“是为了五洲他爹。”
医生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是脑子却飞快地动着：“啊哈！又一个不敢自己来的！”他对玉珍随意地说：“这是好药，治腿痒的。”
“托福。”玉珍说，没注意到腿痒这件事并不是她告诉对方的。
玉珍快出门的时候，医生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说：“我肯定这服药能治好你丈夫。如果不行，你得记住！我什么药都懂。记着。”玉珍刚走，大夫便马上跑进另一条巷子喊道：“卢兴！卢兴！跟着刚才那位！”
“哪位？”那流浪汉问道。
“客家女人，长着一对大脚的那个。”然而玉珍走另外一条路赶回了家，当天那间谍没赶上她。当他把这次失败报告给抓药的医生时，对方耸了耸肩膀说：“反正她还得回来。”
41号药完全没效果，玉珍脑子里的痛苦让她没法安静下来。“五洲的爹，”她恳求，“你得跟我一起去看中国大夫。”
“我害怕。”满基说。
“他说他什么药都会配。”玉珍安慰着。她洗好碗，把四个孩子托给另一个中国女人照料，玉珍领着丈夫慢腾腾地——怕他喘不过气来——沿着努乌阿努大街，过河来到老鼠巷。这对夫妇走上来见医生时，看上去很不相配，玉珍的服装并没沿袭原住民的风格，而是穿着黑色罩衫和长裤，而且她没有因为自己是他的夫人就跟在拖着长辫子的丈夫身后亦步亦趋。如果她的怀疑成了事实的话，那么日后满基将前所未有地依赖她。他感觉到这种需要，于是愿意让强壮的妻子跟自己并排走。
他们来到老鼠巷，看见女孩子们居住的一排排小棚子，玉珍感到自己一生一世都得感谢身边的这个男人，他曾收留自己，而不是把自己卖给妓院老板。玉珍想到假使满基当初没有买下她，那么如今自己将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不禁感到一阵发慌。她靠近他的身边，巷子慢慢变窄了，她拉住丈夫的手，起初他还想甩开，但还是握住了。满基感觉到玉珍的手指头软软地保护着他的食指，呵护着那种无法控制的疼痛，在这无言的时刻，两人之间心心相印，他们心照不宣，因为玉珍说过：“不管医生怎么说，我都会待在你身边。”
医生看到他们走进药铺，便知道他们怕的是什么了，他知道这下子能挣不少钱。于是他老道地用两只柔软、瘦骨嶙峋的手抱了抱拳，对那愁眉苦脸的夫妇做出一副笑模样：“那服药治好腿痒了吗？”
“没有。”玉珍答道，“现在五洲他爹的脚指头也疼起来了。”
“我得看看。”医生说，他打开窗帘，让阳光照到满基站着的地板上，当他跪下来查看那只治不好的腿和伤口外面不健康的白色肉体时，他本能地吓得缩了回去，虽然他跪下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将看到什么。玉珍把他的反应看在了眼里。
“还有其他地方疼吗？”医生用稍微低一些的声音问道。
“另外几个脚指头，手指头，还有腿骨外侧都疼。”玉珍用结结巴巴的原住民语言说。
医生表情凝重，一一查看了这些伤口，然后搓着双手，好像要去除晦气似的。玉珍也把这个动作看在眼里，然后她勇敢地问道：“是中国病吗？”
“是的。”医生悄声说。
“哦，老天爷啊，不会的！”满基吓得张大了嘴巴。他在这间阴森森的药房里发起了抖，看上去好像是个挨了父亲打的孩子。
“我该怎么做？”
现在，医生那种天性里的爱心退去了，他铆足了劲儿，装出行家的派头——他其实根本不是行医的，只是个怕吃苦的庄稼汉——他安慰满基：“没什么可怕的，我有一个法子准能治好。”
“真的？”满基恳求着问，“你能治好这种病？”
“当然能！”那郎中笑着安慰他，“我有好几个病人，没有哪个需要去看那些白人大夫的。”然而玉珍一直仔细瞧着这个郎中，看出他在扯谎。她也不藏着掖着，明明白白地说：“五洲他爹，这个男人没有治病的法子。现在咱们全得指望白人大夫。”她丈夫抓住“咱们全得指望”这几个字，听出了妻子话里有话，她是要跟自己患难与共。满基当时便承受不住，哭出声来。
“走吧，”玉珍鼓起勇气，“咱们现在就去找惠普尔大夫。”
易伟垒那位郎中生怕丢了这个似乎钱又多、差事又好的病人，他拦着不让走，郎中用原住民的语言急促地说：“你可是个有地位的原住民，一个体面人，就因为一个愚蠢的客家娘儿们说她比我还懂伯爷麦病，你居然就放弃治好病的希望？老爷，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去跟白人说这事意味着什么？”他描绘出种种可怕的情形，“警察来抓你！码头上的小艇、甲板上的笼子和到那座岛去的航行！先生，你老婆现在怀着孩子呢。咱们就假设是个儿子。这样一来，你就再也见不着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我这儿可一直都有法子治你的病呢。”
满基当然想过这些最骇人的结局，眼下听见他担惊受怕的事情被一件件摆出来，给他带来了极为沉重的打击，他又一次瘫倒在医生桌旁，嘴里含糊不清地问：“真是伯爷麦病？”
“就是伯爷麦病，”医生的语气冷冰冰的，“中国人得的病。你得了这病，要是不吃我的草药，不出一个月，你的脸就会肿得老大，眼睛里长出一层膜来，手脚都瘦得像鸡爪似的。看看现在已经成了什么样，你这倒霉蛋！”他抓过满基的食指，用一根脏乎乎的针戳了一下，满基竟觉不出疼来。
“你得了伯爷麦病了，老兄，”那江湖骗子不厌其烦地说，看到自己的病人被吓得直抖，便又加上一句，“白人管这叫麻风病。”
“你有把握？”
“随便哪个白人都看得出来，你得的是麻风病，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办吗？用小船上的铁笼子。”
“你能治好我的病吗？”满基恐惧地恳求。
“我治好过很多得伯爷麦病的人。”那郎中答道。
“不行，五洲他爹。”玉珍恳求丈夫，她心里很清楚这郎中是个骗子，然而那郎中也明白，只要再加上一丁点儿压力，满基就会成为他最大的摇钱树，于是他语气强硬地打断了玉珍：“安静点，蠢娘儿们。你丈夫只有这唯一得救的希望，你也要夺去吗？”
这话入情入理，玉珍无话可驳，于是便退到角落里想：“我可怜的、傻乎乎的丈夫。他会把钱白费在这个坏蛋身上，到头来，我们还得躲到那些小山里去。”
于是满基默许了。“我就用你的药。”他说，那滑头的医生说：“这药需要点时间才能见效，但是你得信我能治好你的病。你带来多少钱？”满基吓得糊里糊涂，打开了钱包，给那郎中看了他那寒酸的毛票、先令和雷亚尔，郎中快活地说：“这足够付第一批草药的费用了，你看，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当玉珍往回拿了几个雷亚尔的时候，郎中却把手小心翼翼地伸过去说：“我多给你们点药材，这样你们就不用马上大老远地跑回易伟垒。”
“那些草药能治好我的病？”满基可怜巴巴地问。
“不用担心。”郎中跟他保证，于是满基拿着用布包好的一捆捆草药，跟着老婆离开了郎中，往家里走去。
他们的夫妻关系发生了变化，刚才去易伟垒的路上，那未曾言说的恐惧让他们心慌意乱，而现在竟成了现实：满基是个麻风病人。法律是残酷的，他得被放逐到一个可怕的麻风岛上去了却残生。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交了厄运，从此翻不过身来，他即将死于人类已知的最恐怖的疾病。他的手指头和脚指头都会瘦得像鸡爪。他的身体会慢慢腐烂，老远就能闻到臭味，像牲畜一样。他的脸会肿胀变厚，长鳞长毛，跟头狮子差不多。他的眼睛会蒙上一层膜，跟白天的猫头鹰一个样。接下来会烂掉鼻子，然后是嘴唇，化脓的伤口会漫过整张脸颊，将它吞掉。到了最后，他的面孔会烂得一塌糊涂，身体奇形怪状，四肢全无，在巨大的痛苦中慢慢死去。他是个麻风病人了。在1870年7月的那个酷热的夏天，拖着长辫子的满基满脑子想的全是这些，他从易伟垒出来，昏头昏脑地往家走，心里悲苦至极。
他的妻子跟他并排，勇敢地走着，把他那受了诅咒的手指头攥在自己的手里保护着。玉珍的想法简单得多：“我会跟他在一起，如果他要躲到山里去，我就跟他一起躲，如果他给捉住了送到麻风岛，那我也一起去。”她在这些简单的想法中得到了安慰，在此后的数月中，她的想法从未有过一分一秒的改变。
玉珍领着吓呆了的丈夫回到惠普尔家的厨房，一丝不苟地按着那郎中说的做。她把那些难闻的中药熬好，让丈夫喝下去。医生用那根脏乎乎的针刺过的地方，玉珍清洗了伤口，用双唇吮吸。然后她安顿满基上床休息，自己去做晚饭，一个人伺候主人家。
“满基不舒服。”她在宽敞的餐厅里解释。
“我用不用去看看？”惠普尔医生问道。
“不用。”她说，“他很快，就好了。”
玉珍得把生病的丈夫藏起来——那江湖郎中的药一点用也没有——防着被外人看见。那一年，很多人得了麻风病，差不多有一百六十多人被小船送到麻风岛，彻底地驱赶，让他们慢慢地死去。起疑心的监视者有的是聪明办法逮住那些麻风病人。有一个男人夸口说：“只要看看麻风病人的眼睛，一准儿能看穿。那里头有一种玻璃似的东西，不会有错。”
另一个却说：“你说得没错，可是那是晚期症状。现在要一发病就看出来，不让其他人被传染。方法就是，要看他脸上的皮肤是不是变厚了。那个症状准错不了。”
“不对，”先前那人反驳道，“只有一个症状准错不了。你握握他的手，用指甲抠一下他的肉，要是他不皱眉头，一抓一个准。”
玉珍仔细看看丈夫，满基脸上的皮肤和眼睛都看不出来有被麻风病悄悄侵蚀的迹象，这让她松了口气，然而她也发现丈夫比以前抖得更厉害，脚疼也愈发严重了。“早晚有人会看出来，然后去告发的。”她想，于是玉珍便跑到寺庙里去，她不拜辜负了她的之前那尊，而是跪在大慈大悲观音大士的像前乞求道：“请助我一臂之力，仁慈的观音菩萨，别让五洲他爹给人捉去，帮我保护他。”
那些年的夏威夷腥风血雨。白人来岛前，夏威夷人还不知麻风病为何物。接下来，岛上的阿里义以某种莫可名状的方式染了病，也许是通过一名在菲律宾染病的过境水手。从1835年开始，这种可怕的毁容病旋风般横扫过岛上的显赫家族，人们私下里都叫它“阿里义麦病”，即贵族病。随着华人也来到了岛上，这种恶疾开始蔓延至平民阶层，因此人们又给它起了个新名字：伯爷麦病。沿用至今。客家人和原住民的故乡鲜有麻风病的先例，在华人中也向来不是什么常见病，然而这个倒霉的名字就叫开了，而且再也没有换过名字。在1870年，如果哪个华人得了麻风病给逮住了，那么对他采取的措施往往比对其他人更加严厉。由于报酬更丰厚，所以密探们在华人中干得也更起劲儿。
那年月，本可清清白白做人的也忍不住端详敌人的脸，如果他看出一个麻子、一个脓包或一块湿疹，他便去揭发检举，那人便会被追踪、逮捕，直至关进铁笼。不可以申诉，看不到一丝希望，也从未有人逃脱。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那在劫难逃的人只有一次机会能享受到些微的尊严：要是哪个没染病的女人，在完全明白自己行为后果的情况下，自愿陪同他去麻风岛，倒是可以遂她的心愿，虽然他仍然必死无疑，可毕竟能得到稍许宽慰。这些站出来与麻风病人患难与共的圣人被称作柯苦艾，即帮助者。那大多是夏威夷女人，为了帮助他人而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有时她们自己也不幸身染重疴，便在流亡中死去。因此，在那些令人胆寒的日子里，“柯苦艾”这个词便具有了某种特殊的含义。在夏威夷，人们说起某个女人“生前是个柯苦艾呢”，便有为她祈福的意味，这是夏威夷独有的祝福。
九月中旬的某天，此时玉珍已经怀上了第五个孩子，她清楚看出满基的病已无可挽回，那个江湖郎中的草药根本没用。有天晚饭后，她把孩子们打发走，自己跪在丈夫面前，把一个多月前下定的决心讲给他听：“五洲他爹，我愿意当你的柯苦艾。”
满基有好几分钟没有言语，也没有看面前跪着的女人，而是慢慢拿起一根玉珍的缝衣针，仔细扎左手的每一个手指头。他这样试验了两次，然后说：“感觉不出疼。”
“咱们要不要躲到山里去？”她问道。
“到现在还没人发现我，”满基答道，“可能下个礼拜草药就起作用了。”
“五洲他爹，”玉珍说，“那郎中是个骗子。”
他把手捂在玉珍嘴上说：“咱们再试一次。”
“咱们几乎没有钱了，”玉珍恳求道，“得给孩子们攒着。”
“求求你，”他悄声说，“我保证草药这次会有效。”
玉珍拿出家里最后几张珍贵的毛票和雷亚尔，顶着九月炎热的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