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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
“教育电影也要？”
“哦，算了，这些以后我们再谈。首先是选址问题。还有场地支出。”
“您不认为贵国政府可能会倾向于免费提供场地吗？考虑到我们为劳工投资这一点。我猜土地在这里反正也卖不了高价。”
“土地属于人民，不属于政府，史密斯先生。”部长用略带责备的温和口气说，“不过，您会发现，在现代海地，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如果您征询我的意见，我自己会建议您提供一笔土地捐款，相当于场地建筑的经费……”
“但这不是很荒唐嘛，”史密斯先生说，“这两笔费用根本就不相干啊。”
“当然，这笔费用可以返还，在项目完工之后。”
“所以您的意思是，选址场地是免费的？”
“完全免费。”
“那我就不明白了，捐那笔钱有什么意义啊。”
“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工人，史密斯先生。许多国外投资的项目突然间就停工了，而工人们到了发薪日却什么也拿不到。这对一户贫穷的家庭来说是件悲惨的事情。在海地，我们还有许多户家庭在贫困中挣扎。”
“也许有银行担保的话……”
“现金是更好的担保方式，史密斯先生。自上一代人以来，海地古德始终保持着稳定，但美元一直对它有压力。”
“我得给国内写信，向委员会告知这些事情。我恐怕……”
“写信回去吧，史密斯先生，就说我国政府欢迎所有发展性的项目，一定会全力配合。”他从办公桌后站起身，暗示会谈已经结束，而他脸上的那副龇牙咧嘴的大大笑容，又显示出他期待着参与项目的各方都能从中获益。他甚至用胳膊搂住了史密斯先生的肩膀，以此表示在这个了不起的发展项目中，他们是合作伙伴。
“那选址呢？”
“您会有很多地址可以选择，史密斯先生。也许要靠近大教堂？或者在大学附近？或是在剧院旁边？只要不跟杜瓦利埃城里的康乐设施冲突，随便在哪儿都行。那是一座多么美丽的城市啊。您会看到的。我会亲自带您参观那里。明天我的工作非常忙。有那么多的代表团要接见。您也明白，在民主政治下就是这个样子。但星期四的话……”
回到车上后，史密斯先生说：“他看起来似乎挺感兴趣的。”
“我觉得对那笔捐款要留点神。”
“不是可以返还嘛。”
“只有在大楼完工以后才可以。”
“他那个棺材里装着砖块的故事，你觉得里面有没有几分真话？”
“没有。”
“毕竟，”史密斯先生说，“我们谁都没有亲眼见到菲利波医生的遗体。可千万不能仓促下判断啊。”
二
自从上次访问大使馆后，我有好几天没听到玛莎的消息，这让我有些担心。我在脑海里一遍遍地重播那天发生的情景，试图判断自己是不是说过什么无法挽回的话，但我压根儿就想不起来。最后，她总算寄来了一张简短的便条，口气很不温柔：安杰尔好多了，疼痛已经止住，如果我愿意，她可以来见我，在雕像旁边。这张便条让我松了口气，但同时又激怒了我。我去了约会地点，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
可就算一切如故，她也表现得和善亲切，我依然找得到理由忿忿不平。哦，好吧，现在她倒准备好想跟我做爱了，趁她自己心情好的时候……我说：“我们不能老在汽车里过活。”
她说：“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我们这样遮遮掩掩的，肯定会毁掉自己。我来特里亚农吧——如果我们能避开你的客人的话。”
“史密斯夫妇这会儿肯定已经睡了。”
“我们最好还是把两辆车都开过去，以防万一……我可以说是帮我丈夫来给你送信的。一份邀请函。诸如此类的东西。你先走。我五分钟后过来。”我原本指望着今晚要和她大吵一架，结果呢，那道我以前那么多次想努力推开的紧闭房门，现在突然猛地打开了。我穿过门口走进去，发现里面唯有失望。我心想：她的脑筋转得比我快。她可真是轻车熟路啊。
回到酒店时，史密斯夫妇居然还在外面，他们俩传出的动静令我大吃一惊。有调羹搅拌的哗啦声、罐头碰撞的叮当声，还有不时响起的轻轻说话声。他们今晚占用了走廊，在那里品尝他们夜间服用的益舒多和保尔命。以前有些时候我就好奇他们两人在独处时不知会谈些什么。他们是在重温过去的那些竞选活动吗？我停好汽车，在原地站着听了一小会儿，然后才踏上台阶。我听到史密斯先生说：“你已经放过两勺了，亲爱的。”
“哦，不可能。我肯定没放过。”
“你就先尝一尝嘛，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从紧接着的沉默中，我猜他说得没错。
“我经常在想，”史密斯先生说，“那个睡在游泳池里的可怜人后来怎么样了。就在我们到这里的头天晚上。你还记得吗，亲爱的？”
“当然记得。要是我当时顺着念头下去看看他就好了。”史密斯太太说，“第二天我问过约瑟夫，但我觉得他对我撒了谎。”
“不是对你撒谎，亲爱的。他是没弄明白。”
我走上台阶，他们和我打了招呼。“还没睡呢？”我相当愚蠢地问。
“史密斯先生得抓紧赶完他的信件。”
我思索着怎样才能在玛莎到来前把他们从走廊上引开。我说：“你们别睡太晚了。部长明天还要带我们去杜瓦利埃城。我们一早就要动身。”
“没关系，”史密斯先生说，“我妻子会留下。我不想让她顶着大太阳在路上颠簸。”
“你们受得了，我就能受得了。”
“我是不得不受啊，亲爱的。你就没这必要了。正好你也可以有机会补习你的雨果法语教程嘛。”
“但你还是需要早点睡。”我说。
“我睡得再少都可以，布朗先生。亲爱的，你还记得吗，在纳什维尔的第二天晚上……”
我已经注意到，纳什维尔这个地方会经常出现在他们共同的记忆中：或许因为那是他们竞选活动中最光辉的片段。
“你知道今天我在城里看见谁了吗？”史密斯先生问。
“不知道。”
“是琼斯先生。当时他正和一个穿制服的胖子从宫殿里出来。卫兵还敬了礼。当然我猜他们不是在向琼斯敬礼。”
“他好像混得挺不错嘛，”我说，“从监狱到宫殿。几乎可以胜过从小木屋到白宫的历程呢。”2
“我一直觉得琼斯先生拥有伟大的品质。我很高兴他现在发达了。”
“但愿他没有害了其他什么人。”
哪怕听到这样微妙的一丝批评，史密斯先生还是立刻收起了脸上的表情（他紧张地来回搅拌着他的益舒多），而我则真的很想跟他讲讲“美狄亚”号船长收到的那封电报。一个人若是如此热情地相信全天下都是正人君子，不也有可能存在着品质上的缺陷吗？
一阵汽车声将我从尴尬中挽救出来，不久玛莎便走到了台阶上。
“哎呀，是那位迷人的皮内达夫人来了。”史密斯先生松了口气，大声说道。他站起来忙着整理出一个座位。玛莎绝望地看了我一眼，说：“天已经晚了。我不能久留。我只是从我丈夫那里带封信过来……”她从皮包里抽出一只信封，将它塞进我的手里。
“趁你还在，先喝杯威士忌吧。”我说。
“不，不行。我真的必须得回家了。”
史密斯太太开口发话了，我觉得她的语气有点生硬，但或许那只是我的想象而已。她说：“你别因为我们就急着要走啊，皮内达夫人。史密斯先生和我正要上床睡觉呢。咱们走吧，亲爱的。”
“我无论如何都得走了。您要明白，我儿子得了腮腺炎。”她解释得太多了。
“腮腺炎？”史密斯太太说，“对此我很难过，皮内达夫人。那样的话，你当然想急着回家了。”
“我送你上车吧。”说完我便带她离开。我们把车开到了车道尽头，然后停住。
“出了什么问题吗？”玛莎问。
“你刚才不该把我写给你的亲笔信又交给我。”
“我一点准备也没有呀。我皮包里就剩下这封信了。她不可能看出你的笔迹吧。”
“她的眼睛尖着呢。跟她丈夫可不一样。”
“对不起。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等他们上床睡觉。”
“再悄悄溜回去，然后看到门突然打开，史密斯太太……”
“他们不在我那层住。”
“那我们肯定会在楼梯拐角碰上她。我做不到。”
“又一次约会被搅黄了。”我说。
“亲爱的，在你回来的头天晚上，在游泳池旁边……我是那么饥渴地想要你……”
“他们还住在约翰·巴里摩尔套房，就在我们头顶。”
“我们可以到树底下去。现在灯都灭了。黑咕隆咚的。就连史密斯太太也没法看见。”
我感觉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不情不愿。我试图为此找个借口，便说：“会有很多蚊子……”
“让蚊子见鬼去吧。”
上次在一起时，我们争吵是因为她不愿意。现在轮到我了。我生气地想：如果她的房子神圣不可玷污，凭什么我的房子就要比她的低贱一等呢？可紧接着我又寻思，这种神圣是对谁而言的呢？对一具躺在游泳池底的尸体吗？
我们离开轿车，尽可能轻手轻脚地朝游泳池走去。巴里摩尔套房里亮着一盏灯，某位史密斯的身影从蚊帐前面走过。我们躺倒在棕榈树下一块微微凹陷的斜坡里，就像两具被集体埋葬的尸首，这让我不由地想起了另外一次死亡：马塞尔悬挂在枝形吊灯上。我们俩谁也不会为爱而殉情。我们会悲伤难过，分道扬镳，然后另觅新欢。我们属于喜剧的世界而不属于悲剧的世界。萤火虫在树林间穿梭，一闪一闪地点亮了一个我们无法参与其中的世界。我们——白人——全都离家乡太遥远了。我就像部长先生3那样一动不动地躺着。
“怎么了，亲爱的？你在为什么事情发脾气吗？”
“没有。”
她低声下气地说：“你不想要我了。”
“在这儿不行。这会儿不行。”
“上次我惹你生气了。但我当时想弥补的。”
我说：“我从没告诉你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要让你带着约瑟夫离开。”
“我想你是在保护我吧，不让史密斯夫妇有想法。”
“菲利波医生死在了池子里，就躺在那边。你看那一小片有月光的地方……”
“是他杀吗？”
“他切断了自己的喉咙。为了逃脱通顿·马库特的追捕。”
她挪远了一点儿。“我明白了。哦，上帝啊，多可怕，发生的那些事情。它们就像噩梦。”
“在这个地方只有噩梦才是真实的。比史密斯先生和他的素食中心更真实。比我们自己更真实。”
我们肩并肩安静地躺在自己的坟墓里，我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爱她，不管是在标致轿车内还是在哈米特商店楼上的卧室中。我们彼此用言语向对方靠拢，这比以前我们互相抚摸更加亲近。她说：“我很羡慕你和路易。你们都有信仰。你们有很多解释。”
“我有吗？你觉得我还有信仰？”
她说：“我父亲也有过信仰。”（这是她第一次对我提到他。）
“他信什么？”我问。
“宗教改革之神，”她说，“他是马丁·路德的信徒。一个虔诚的路德会教友。”
“他很幸运能拥有信仰。”
“德国也有很多人为了逃脱他的审判而割喉自尽。”
“是啊。这种情况并非不正常。人生就是这样。暴行就像一盏探照灯。它从一个点扫到另一个点。我们只能逃过一时。现在我们就躲在棕榈树下试图逃避。”
“什么事也不做？”
“什么事也不做。”
她说：“我几乎更喜欢我父亲。”
“不会吧。”
“你知道他的事？”
“你丈夫跟我讲过。”
“至少他不是外交官。”
“或是一个依赖游客赚钱的酒店老板？”
“那又没什么不对。”
“一个等着美元回归的资本家。”
“你说话像个共产党人。”
“有时候我还真希望自己是呢。”
“但你是天主教徒，你和路易……”
“对，我们都是被耶稣会士抚养大的。”我说，“他们教会我们理性思考，所以至少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现在？”
我们躺在那里，紧紧相拥，过了很久很久。现在回顾这段往事，我有时候会想，那难道不是我们认识并走在一起之后相处最幸福的时刻吗？第一次，我们信任彼此，所依靠的不只是爱抚拥抱。
三
第二天，我们驾车驶出太子港，前往杜瓦利埃城，车上的乘客有史密斯先生、我和部长，司机则是一个通顿·马库特；他也许是来保护我们的，也许是来监视我们的，或者也许只是帮助我们通过途中的路障而已，因为这条公路通往北方，也许有一天圣多明各的坦克会沿着这条路隆隆驶来，就像城里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我心想，到那时候，把守路障的那三个邋遢民兵能起到什么作用。
好几百名妇女侧坐在她们各自的母驴背上，正成群结队地进入首都赶市集；她们注视着公路两侧，对我们毫不理睬：在她们的世界里，我们并不存在。公共汽车从我们旁边驶过，车身上涂有红、黄、蓝三色条纹。这片土地上或许食物很少，却永远不缺乏色彩。深蓝色的暗影亘古不变地坐落在山坡上，大海呈现出孔雀般的鲜绿。绿色随处可见，层次各异。剑麻叶片上带着毒药瓶般的深绿色，还显出几道漆黑的痕迹，而香蕉树的浅绿在树梢处开始转黄，和位于平坦碧海边的沙滩相得益彰。色彩像风暴一样浸染着这片土地。一辆巨大的美国轿车在这条糟糕的公路上以不顾一切的狂野速度飞驰而过，卷起的沙尘将我们裹得严严实实，而唯有尘埃是暗淡无色的。部长抽出一条鲜红色的手帕，轻轻擦了擦眼睛。
“狗杂种！”他大声骂道。
史密斯先生将嘴凑近我的耳边，轻声说：“你看清那些人是谁了吗？”
“没有。”
“我相信其中有个人是琼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