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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向海地的穷苦百姓提供援助的那段日子。车开到我们身旁停住，从里面钻出四个人来。他们都戴着软帽和颜色极深的墨镜，胯后挂着手枪，但只有一个人费神把枪拔出来，而且还不是为了对付我们。他走到灵车侧面，开始用枪托捣烂窗玻璃，动作显得有条不紊。菲利波夫人没有动弹，一言未发，而我也实在无计可施。在四把手枪面前是没法争道理的。我们是目击证人，但这里没有法庭会听取我们的证词。现在灵车侧面的玻璃窗已经被砸碎了，可是那个头目继续用他的枪把车窗边缘参差不齐的碎玻璃统统敲掉。反正他并不着急，而且他也不想让手下有人被玻璃划伤。
史密斯太太突然冲上前，一把拽住那个通顿·马库特的肩膀。他扭过头，我认出了他。正是在警察局里被史密斯先生用眼神镇住的那个家伙。他甩开史密斯太太，伸出一只戴手套的手掌，从容不迫、坚决无情地摁在她脸上，猛地向前一推，把她推得踉踉跄跄，朝后跌倒在三角梅灌木丛里。我必须抱紧史密斯先生才能拦得住他。
“他们不能那样对我太太！”他越过我的肩头怒吼道。
“哦，得了吧，他们当然能。”
“放开我！”他大喊一声，奋力想挣脱我的阻拦。我从未见过有人像他这样突然间变得判若两人。“你这头猪！”他怒吼道。这是他能找出的最毒辣的咒骂字眼，但那个通顿·马库特不会说英语。史密斯先生在我怀里翻腾扭转，差点儿挣脱了我。他是个强壮的老人。
“你要是被他们打死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我劝他说。史密斯太太坐在灌木丛里，她这辈子头一回显得不知所措。
他们将棺材抬出灵车，搬到那辆轿车后面，硬是把它塞进了行李厢中，可是它仍然朝外伸出一大截，有好几英尺那么长，于是他们又用绳索将它牢牢绑紧，动作不紧不慢的。他们没必要着急；他们高枕无忧；他们就是法律。菲利波夫人做出一副低声下气的姿态——可是，在低声下气和野蛮暴力之间，我们根本无从选择。（只有史密斯太太尝试过诉诸暴力——走到凯迪拉克轿车前，乞求他们把她一起带走。）我是从她的手势中看出来的，她讲话的声音太低，我听不清她说了些什么。也许她是想用金钱贿赂他们，好赎回自己的亡夫：在独裁统治下，人民一无所有，甚至连死去的丈夫都不属于自己。他们当着她的面甩上车门，开车驶上马路，一截棺身从行李厢里探出来，仿佛那是一箱要运往集市的水果。接着，他们找了个地方调头，又开了回来。史密斯太太这会儿已经站起来了，我们这一小群人站在那里，脸上露出罪恶的表情。一名无辜的受害者几乎总会流露出罪恶感，就像沙漠里那只替罪的羔羊。他们停住车，那个长官——我猜他是个长官，因为墨镜、软帽和左轮手枪便是他们所穿制服的全部装备——推开车门，打手势招呼我过去。我绝不是什么英雄。我服从了指示，穿过马路朝他走去。
“这家酒店是你开的，对不对？”
“对。”
“你昨天在警察局里待过？”
“是的。”
“下次见到我时，不要盯着我。我讨厌被人盯着看。那个老家伙是谁？”
“总统候选人。”我说。
“你什么意思？哪儿来的总统候选人？”
“美利坚合众国的。”
“别跟我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你肯定还没读今天的报纸。”
“他来这里做什么？”
“我怎么知道？他昨天刚见过外交部长。也许他把原因告诉他了。他还期待觐见总统。”
“美国现在根本没有大选。这我可知道。”
“他们那里没有终身总统，不像你们这儿。他们每四年就选一次。”
“他跟这——这箱下水有什么关系？”
“他在参加朋友的葬礼，菲利波医生的。”
“我在执行命令。”他的口气里流露出一丝怯弱。我可算是明白他们这帮人为何都要戴墨镜了——他们也是凡人，但他们不能显出内心的恐惧：那将意味着他们横加在人民头上的恐怖可能会面临终结。坐在轿车里的那些通顿·马库特分子回瞪着我，脸上毫无表情，如同一群形状怪异的黑脸玩偶。
我说：“在欧洲，我们绞死过不少执行命令的人。在纽伦堡。”
“我讨厌你这样对我说话。”他说，“你不够坦诚。说起话来有股刻薄劲儿。你有个仆人叫约瑟夫，对不对？”
“对。”
“我记得他，记得很清楚。我审过他一次。”他沉默片刻，让我好好琢磨一下这个事实，“这是你开的酒店。你得在这里谋生。”
“以后就不会了。”
“那个老东西很快就会走人，而你还得留下。”
“你不该对他夫人动手，那绝对是个错误，”我说，“这种事情他恐怕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又一次重重地甩上车门。这帮人开着凯迪拉克下山回城去了，我们可以望见那截棺材屁股从行李厢里伸出来，直到他们转过拐角，消失在弯道后面。声响犹可闻，只听他们在路障前暂停片刻，随后汽车加速，一溜烟地驶下山坡，朝太子港奔驰而去。他们要去太子港的什么地方？一具前社会福利部长的尸体又对谁有用、能有何用呢？死人是感受不到折磨之苦的。然而，非理性的举动可以比理性之举更令人毛骨悚然。
“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史密斯先生终于开口了，“我要给总统打电话。我要把那家伙……”
“这里的电话打不通。”
“他打了我夫人！”
“这又不是第一次了，亲爱的，”史密斯太太说，“再说他也只是推了我一把。还记得在纳什维尔那次吧。当时的情况更糟糕咧。”
“这次和在纳什维尔那次不一样啊。”史密斯先生回答，他的话音里带着一丝哭腔。他曾经那么热爱黑人兄弟，而现在他却遭受到了最严重的背叛，比那些仇视黑人者遭受到的更厉害。他补充道：“对不起，亲爱的，如果我刚才言语失当……”他挽住了她的手臂，我和菲利波夫人跟在他们身后走上车道。杜邦兄弟和那个小男孩正坐在走廊上，三个人都在吃着巧克力香草冰激凌。他们俩的高顶礼帽摆放在身旁，宛若两只贵重的烟灰缸。
我告诉他们：“灵车没事。他们只把玻璃砸碎了。”
“野蛮人！”埃居尔先生说，而克莱芒先生伸出他那只殡仪员的手，安慰似地碰了碰他。菲利波夫人这会儿已是相当平静，泪水全无。她坐在自己孩子身边，帮着他吃冰激凌。不堪回首的往事已化作云烟，此刻坐在她身旁的才是未来的希望。我有一种感觉，不管过去多少年月，当时机来临时，她决不会允许他忘记今天的深仇大恨。在她坐上约瑟夫叫来的出租车动身离开前，她只从牙缝里迸出来一句话：“总有一天，有人会找到一颗银子弹。”
由于叫不到出租车，杜邦兄弟只好开着他们自家的灵车离去，留下我和约瑟夫形影相吊。史密斯先生刚才已经带着史密斯太太回约翰·巴里摩尔套房卧床休息去了。他在她身旁忙前忙后，而她也由着他这样照顾自己。我对约瑟夫说：“一个躺在棺材里的死人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他们害怕老百姓会在他的墓前献花不成？这似乎不太可能吧。他倒不是坏人，可是他也没那么正派。为贫民区修建的水泵一直没有造好——我猜有些经费就落进他自己的口袋里去了。”
“百姓很害怕，”约瑟夫说，“在他们知道以后。他们怕自己死后尸体也会被总统抢走。”
“干吗要在乎这个啊？人死后不过只剩下一堆皮包骨头罢了，再说，总统要那些死人又有什么用？”
“百姓很愚昧，”约瑟夫说，“他们以为总统把菲利波医生放在宫殿的地窖里，让他整晚干活。总统是伏都教的大巫师。”
“星期六男爵？”
“愚昧的百姓说是这样。”
“所以，有那么多的还魂尸保护他，夜里就不会有人袭击他咯？他们比卫队还管用，比通顿·马库特还管用嘛。”
“通顿·马库特也是还魂尸。愚昧的百姓这么说的。”
“可是你相信什么呢，约瑟夫？”
“我也是个愚昧的老百姓，先生。”约瑟夫说。
我上楼来到约翰·巴里摩尔套房门外。在爬楼梯的时候，我心里寻思着，不知道他们会把尸体扔到哪里去——在太子港有许多未完工的挖掘作业，到处是坑坑洞洞，多一股尸臭味也不会有人注意到。我敲响了房门，听到史密斯太太说：“请进。”
史密斯先生在五斗柜上点燃了一只便携式的石蜡小火炉，正在烧热水。炉旁有一只茶杯、一只茶碟和一个标有“益舒多”的纸板盒。他说：“我头一次说服了史密斯太太不要喝她的保尔命。益舒多能更好地平缓情绪。”套房的墙壁上挂着一张约翰·巴里摩尔的巨幅照片，他翘起鼻孔，两眼朝下睥睨，和他平常那副装腔作势的贵族派头比起来，显得更加不可一世。史密斯太太正安然地躺卧在床上。
“您还好吗，史密斯太太？”
“完全没问题。”她一脸决绝地说。
“还好她的脸上一点伤都没有。”史密斯先生告诉我，他松了口气。
“我不是一直在跟你说嘛，他只是推了我一把。”
“男人是不应该推女人的。”
“我想他根本没意识到我是个女人。我，好吧——我必须承认，算是我先攻击了他。”
“您是一位勇敢的女人，史密斯太太。”我说。
“别胡说。一副廉价的太阳镜可瞒不过我的眼睛。”
“要是被人惹毛了，她会像母老虎那样凶狠无情呢。”史密斯先生一边搅拌着益舒多，一边说道。
“你打算怎么把这件事写进你的文章？”我问他。
“我一直在仔细考虑这个呢。”史密斯先生说。他舀了一勺益舒多尝了尝，看温度是否刚刚好。“我想还要再晾一分钟，亲爱的。现在稍微还有点烫。哦，对了，那篇文章啊。我觉得吧，如果要忽略这一事件完全不提，那会是不诚实的举动，然而如果要提的话，我们又很难指望读者会站在一个合适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史密斯太太在威斯康星州很受人尊重和爱戴，可是即便在那里，也还是有人会利用这样一个故事去挑拨离间，煽动人们对黑人问题火上浇油。”
“他们决不会提到在纳什维尔的那个白人警官。”史密斯太太说，“他把我的一只眼睛都打青了。”
“所以经过通盘考虑，”史密斯先生说，“我决定撕掉那篇文章。乡人们只能继续等待我们的消息了——就是这样。也许过段日子，在演讲中，当史密斯太太安然地站在我身边，证明情况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我可能会提到这一事件。”他又舀了一勺益舒多尝了尝，“我想，现在它够凉了，亲爱的。”
二
那天晚上，我很不情愿地去了大使馆。本来我并不想了解玛莎平日里所处的环境，宁可对其一无所知。这样一来，当她不在我身边时，她就像消失在一片虚空中，让我可以忘却她。现在，我很清楚她在驾车驶离哥伦布雕像后去了何处。我知道她会穿过一座门厅，有张桌子上面用链条拴着一本为访客准备的签名簿，然后她会走进客厅，里面有许多张扶手椅和沙发，熠熠生辉的枝形吊灯，还有某某将军——他们那位相对比较仁慈的总统的巨幅照片，它似乎让每位登门的客人都变成了做正式拜访的贵宾，甚至连我也一样。庆幸的是，我至少还没有见过她的卧室是什么样子。
当我九点半抵达时，大使正孤零零地待着——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形单影只的样子：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坐在沙发上，翻阅着《巴黎竞赛画报》109，好像是一个等在牙科诊所候诊室里的病人。我本想自己也静悄悄地坐下来，拿本《法国之光》110杂志看，可是他抢先一步向我打了招呼。他非要我马上啜饮一杯，抽根雪茄……也许他是个寂寞的人。当大使馆里没有官方宴会，而他的妻子又出门和我见面时，他都在做些什么呢？玛莎曾经说他喜欢我——这一认识帮助我把他当作普通人来看待。他看上去似乎很疲倦，显得没精打采。他拖着一身赘肉，好似在挑一副沉重的担子，缓缓地在酒桌和沙发之间移动。他说：“我太太正在楼上念书给我儿子听。她马上就下来。她跟我说过你可能会来。”
“来之前我犹豫过——你们肯定有时候也想在家里独处一晚吧。”
“我一向很乐意见到我的朋友们。”说完，他陷入了沉默。我琢磨着，他是在怀疑我们的关系呢，还是说他其实已经知道了。
“听过你的孩子得了腮腺炎，我感到难过。”
“是啊。现在他仍然很痛苦。看小孩子遭受着疾病的折磨，可真不是滋味，对不对？”
“我想应该是吧。我从来没有小孩。”
“啊。”
我看了看将军的肖像。我感觉自己至少应该来这里做点文化交流方面的工作。将军胸前佩戴着一排勋章，一手按在他的佩剑剑柄上。
“你觉得纽约怎么样？”大使问。
“和平时差不多。”
“我很想去看看纽约。我只在机场里转过。”
“也许有一天你会被派驻到华盛顿。”我这句恭维话有点欠考虑了；以他这把年纪来说——我判断应该快有五十岁——这种外派的机会很少，毕竟他已经在太子港待了这么久了。
“哦，不会的，”他严肃地说，“我永远不可能去那里。你要明白，我太太是德国人。”
“这我知道——但现在肯定……”
他说：“她的父亲在美国管制区里被绞死了。在盟军占领德国期间。”听他的口气，仿佛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那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原来如此。”
“她母亲带她去了南美洲。她们在那儿有亲戚。当然了，那时候她还只是个孩子。”
“但她知道这件事情？”
“哦，是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