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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历史性演说时的风采，而读史密斯先生的游记让我觉得像是一名演讲者在外省城镇的小礼堂中开设讲座。我感到自己身边仿佛坐满了头戴女帽、心地善良，出于正当理由特意花五美元前来听讲的中年妇女。
“我期待着，”史密斯先生继续写道，“与新任社会福利部长会面，和他商讨本报读者们早已知晓的、我内心长久以来持有的愿望——建立一座素食中心。我有一封写给前部长的私人介绍信，是一位常驻联合国的海地外交官给我的，遗憾的是，前部长菲利波医生目前并不在太子港，但我向各位读者保证，我的热情将帮助我跨越所有障碍，如果有必要的话，我甚至会觐见总统本人。我相信自己可以得到他的理解与支持，因为在他尚未步入政坛之际，在若干年前的那场大规模伤寒传染病爆发期间，他作为医生曾获得过至高的评价。就像肯尼亚总理肯雅塔104先生一样，他也留下了人类学家的印记。”（“印记”真是个含蓄的字眼——我想到了约瑟夫被打残的双腿。）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史密斯先生羞怯地走进我的房间，想听听我对他的文章有何意见。“它会让政府当局感到满意。”我说。
“他们永远也读不到它。那份报纸在威斯康星州以外没有任何发行。”
“我可不指望他们会漏过它不读。如今从这里寄出的信件不多。他们想要审查的话可是易如反掌。”
“你是说他们会拆信检查？”他难以置信地问，但随后他又立刻补了一句，“哦，好吧，这种事情甚至在美国也会发生。”
“如果我是你的话——为了以防万一——我会略去所有和菲利波医生有关的内容。”
“但我没说错什么呀。”
“眼下他们可能会对他有些敏感。你要知道，他是自杀身亡的。”
“哦，可怜的人，可怜的人啊，”史密斯先生叹道，“究竟是什么能让他做出那种事？”
“恐惧。”
“他做错什么事情了吗？”
“谁没有呢？他生前说过总统的坏话。”
那对苍老的蓝眼珠转向了别处。他已经下定决心，不想对一个陌生人——一个白人同胞，一个属于奴隶贩子种族的人——流露出任何怀疑。他说：“我想去看望他的遗孀——也许我能为她做点什么。至少史密斯太太和我应该送花过去。”不管他多么热爱黑人，他依旧生活在一个白人的世界里，他不了解其他的世界。
“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那么做。”
“为什么不会？”
我对向他解释已经感到绝望了，就在这时，也是注定要倒霉运，约瑟夫正好进门汇报：尸体已经离开杜邦先生的殡仪馆，他们正将棺材运往佩蒂翁维尔下葬，这会儿却在酒店下方的路障那里被拦住了。
“他们好像很着急嘛。”
“他们非常担心。”约瑟夫解释道。
“现在肯定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吧。”史密斯先生说。
“除了天热以外。”我补充道。
“我要加入送葬的队伍。”史密斯先生说。
“你别做梦了。”
突然，我意识到那双蓝眼睛里也能爆发出怒火。“布朗先生，你不是我的监护人。我要去叫史密斯太太，我们两个都要……”
“至少把她留下吧。你难道真的就不明白危险……？”我刚说到“危险”二字，史密斯太太恰好走了进来，听见了这个凶险的字眼。
“什么危险？”她问。
“亲爱的，我们介绍信上那位可怜的菲利波医生自杀了。”
“为什么？”
“原因好像不太清楚。他们正要把他送到佩蒂翁维尔下葬。我想我们应该去给他送葬。约瑟夫，拜托，麻烦你了105，叫辆出租车……”
“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危险？”史密斯太太追问道。
“你们俩难道都没看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亲爱的，布朗先生刚才在说，他认为我应该单独去。”
“我认为你们两个谁都不该去，”我说，“那样做简直是发疯。”
“可是——史密斯先生告诉过你——我们有一封给菲利波医生的介绍信。他算是朋友的朋友啊。”
“那会被当作政治表态的。”
“史密斯先生和我从来不害怕政治表态。亲爱的，我有一件黑衣服……给我两分钟。”
“他连一分钟也给不了你，”我说，“你们听。”即便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们也能听见从山上传来的说话声，但它听起来让我感觉那不像是一场正常的葬礼。没有在乡下农民的送葬队伍里奏响的狂野音乐，也没有中产阶级葬礼上那股审慎克制的庄重气氛。没有尖厉的哀号：他们在争吵，他们在吼叫。一个女人的哭喊声响起，压过了众人的喧哗。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史密斯夫妇俩便已冲出房间，沿着车道朝外面跑去。总统候选人始终保持着领先半步。也许他这样做更多是出于礼节需要，而非出于自愿努力，因为史密斯太太跑起路来显然比他更胜一筹。我则跟在他们后面，慢吞吞的，一肚子不情愿。
菲利波医生在他生前和死后都受到过“特里亚农”酒店的庇护，如今我们依然没有摆脱他：我看见灵车就停在酒店车道的入口前面。它显然已经倒进来过，以便调头向市区撤退，不去佩蒂翁维尔。一只饥肠辘辘、经常在车道尽头游荡的无主野猫，由于被这阵侵扰惊吓到，一下子跳上了灵车的车顶，弓着背站在上面，像遭了雷劈一般颤抖不已。没有人打算赶走它——海地人可能会相信，前部长的灵魂就附在它的身上。
至于菲利波夫人，我曾在大使馆的某场宴会上见过她一面，此刻她正站在灵车前和司机争执，不准对方调头回城。她是个漂亮的女人——还不到四十岁——浑身肌肤呈现出美丽的橄榄色，这会儿她正张开双臂站在那里，仿佛一座糟糕的爱国纪念雕像，纪念着一场早已被遗忘的战争。史密斯先生反复地问个不停：“这是怎么回事啊？”灵车通体漆黑，价格不菲，车上装饰着许多死亡的标志，而司机这会儿摁响了喇叭——我之前都没有意识到，原来灵车还安着喇叭。两个穿黑西装的男人从一辆破破烂烂、同样停靠在我家酒店车道上的出租车里下来，一左一右地站在灵车司机两旁和他争吵，而公路上还停着另外一辆出租车，车头冲着前往佩蒂翁维尔的方向，里面有个小男孩，把脸蛋挤在车窗玻璃上。这就是送葬队伍的所有成员了。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史密斯先生又恼火地高喊了一声，惹得那只猫从灵车的玻璃车顶上冲他呼噜呼噜地低吼起来。
菲利波夫人用法语冲着司机大骂：“混蛋！蠢猪！”然后她转过那对如黑色鲜花般的明眸，朝史密斯先生投去愤怒的一瞥。她听懂了他刚才说的英语。“你是美国人106？”
史密斯先生几乎掏空了肚子里的那点存货，总算用法语回答说：“是。”
“这头蠢猪，这条狗杂种，”菲利波夫人怒吼着，她依然用身体挡住灵车的去路，“他想把车开回城里。”
“可他为什么啊？”
“上面看守路障的民兵不放我们过去。”
“可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啊？”史密斯先生满脸困惑地重复道，这时那两个男人开始朝山下的城里方向走去，他们似乎已经打定了主意，还把自己的出租车留在了车道上。他们俩都戴上了高顶礼帽。
“他们谋杀了他，”菲利波夫人说，“现在他们又不准我们把他埋葬在自己的土地里。”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差错，”史密斯先生说，“肯定有。”
“我告诉那个混蛋，让他从路障中间冲过去。让他们开枪好了。让他们把他的妻儿全都杀掉算了。”她用一种不合情理的轻蔑口吻补充道，“很可能他们的步枪里压根儿就没子弹。”
“妈妈，妈妈！”那个孩子在出租车里叫唤。
“怎么了，宝贝儿？”
“你答应要给我买香草冰激凌的。”
“再等一会儿，宝贝儿。”107
我开口了：“这么说，你们在过第一道路障的时候没有受到盘查？”
“有的，有的。你也懂的啊——花笔小钱贿赂一下嘛。”
“而上面路障里的人不肯收钱？”
她说：“哦，他接到了命令。他不敢放我们。”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差错。”我说，这句话和史密斯先生刚才说的一样，但和他不同，我脑子里想的是被拒绝的那笔贿款。
“你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你当真相信这中间会有什么差错吗？”她又转向灵车司机，说：“继续走啊。往路上开啊。混蛋！”那只野猫似乎觉得这句辱骂是冲自己来的，便一下跳上了离它最近的一棵树：它的利爪深深地抓进了树皮里，让它停稳在树上。它又扭过头，带着饥饿的仇恨朝我们所有人呼噜呼噜地低吼了一阵，然后跳进了三角梅灌木丛中。
那两个黑衣男子慢慢地朝山上走了回来。他们仿佛受到了惊吓。我趁机朝棺材看了几眼——这是一口豪华气派的木棺，跟灵车倒很般配，但上面只有孤零零的一个花圈和一张吊唁卡片。已故的前部长命中注定要享受一场无人问津的孤独葬礼，就像他的死亡一样凄凉惨淡。那两人现在重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们几乎很难分辨出谁是谁，只有一点除外：其中一人的个子比另一人高出一厘米左右——或者说不定是他的帽子更高一点。高一点的那个人说：“我们到下面的路障那里去过了，菲利波夫人。他们说我们不能带着棺材回城。除非我们有政府部门官员颁发的许可证。”
“是哪位政府部门官员？”我问。
“社会福利部长。”
我们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朝那口体面气派、带有亮闪闪黄铜把手的棺材看去。
“那位不就是社会福利部长嘛。”我说。
“从今早开始就不是了。”
“您是埃居尔·杜邦先生？”
“我是克莱芒·杜邦先生。这位是埃居尔先生。”埃居尔先生摘下高顶礼帽，对我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发生什么事了？”史密斯先生问道。我把情况告诉了他。
“可这也太荒唐了。”史密斯太太打断了我的话，“难道棺材得放在这儿，等着哪个愚蠢的差错先弄清了才能走吗？”
“我开始担心这不是什么差错。”
“那又能是什么啊？”
“是报复。他们没能活着抓住他。”我对菲利波夫人说，“他们马上就要到了。可以肯定。你最好带上孩子到我的酒店里去。”
“然后把我丈夫就搁在路边不管？休想。”
“至少叫你的孩子进去吧，约瑟夫会给他香草冰激凌吃。”
这会儿太阳几乎垂直地照在我们头顶：从灵车的玻璃窗和棺材的黄铜器件上反射的细碎微光四下投散。司机熄灭了汽车引擎，周围顿时一片寂静，一直延伸出老远，我们可以听见一条狗儿在首都市郊狺狺狂吠的声响。
菲利波夫人打开出租车的车门，将小男孩抱了出来。他的肤色比她更深，两眼中的眼白有鸡蛋那么大。她叫他去找约瑟夫要冰激凌，但他不肯走，紧紧拽着她的衣服。
“史密斯太太，”我说，“请你把他带到酒店里去。”
她迟疑了片刻，然后说：“如果有麻烦要来，我想我应该待在这里，陪着菲利……菲利……夫人——亲爱的，你带他进屋吧。”
“然后离你而去，亲爱的？”史密斯先生说，“不行。”
两辆出租车的司机正一动不动地坐在树荫下，我先前没有对他们多加留意。这会儿，趁我们说话的工夫，他们俩仿佛已经交换好了信号，突然之间同时有了动作。其中一人飞快地将车转出车道，另一人则猛然倒车并调转车头。在尖锐刺耳的换挡声中，他们就像两个衰老的赛车手，一起冲下山坡朝太子港驶去。我们听到车子在路障那里暂停片刻，然后重新启动，声响逐渐归于沉寂。
埃居尔·杜邦先生清了清嗓子，开口道：“您说得很有道理。我和克莱芒先生会把孩子带进去……”他们俩各自牵起小男孩的一只手，但小男孩挣扎着不肯离开。
“去吧，宝贝儿，”他的母亲说，“去找香草冰激凌吃去。”
“上面还有奶油巧克力吗？”
“好的，好的，当然有啦，上面还有奶油巧克力。”108
他们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两个头戴高礼帽的中年双胞胎男子，中间夹着一个小男孩，三人一起走在棕榈树下的车道上，两边是茂盛的三角梅。“特里亚农”酒店不是大使馆，但我猜杜邦兄弟可能觉得它是仅次于大使馆的庇护藏身之地——一个外国人的地产。灵车司机——我们刚才忘了他还在——也突然跳下汽车，奔跑过去想追上他们。菲利波夫人、史密斯夫妇和我孤零零地跟灵车和棺材待在一起，我们在沉默中倾听着公路上的另一种寂静。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啊？”过了一会儿，史密斯先生开口问道。
“那就不是我们所能左右的了。我们只能等。仅此而已。”
“等什么呢？”
“等他们来。”
我们所处的局面让我想起了孩童时期所做的噩梦：橱柜里有什么东西随时准备跳出来。没有人愿意彼此对视，从别人眼中看出自己内心噩梦的倒影，因此我们谁也不看谁，反而都把目光投向灵车，透过车窗玻璃注视着那口带有黄铜把手、崭新闪亮的棺材，就是它惹出了所有的这些麻烦。远远地，在那条狺狺狂吠的狗儿所在之处，一辆汽车正在驶上漫漫山路的第一条坡道。“他们来了。”我说。菲利波夫人把额头斜靠在灵车的玻璃上，那辆汽车缓缓地爬上山坡朝我们驶近。
“我希望你能进屋里去，”我对她说，“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进屋会更好一些。”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史密斯先生说。他伸出手紧紧握住了太太的手腕。
那辆车在山坡下的路障处停了一会儿——我们能听到引擎空转的声响。随后，它又挂着低挡缓缓上路，我们现在能看清了，那是一辆凯迪拉克牌的大型轿车，年份可以追溯到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