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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人物是那名警官，远比陪同我们探监的部长秘书重要多了。秘书徒劳地想引起警官重视，后来却也不得不像其他求见者一样站在柜台前排队等候。我和史密斯先生坐在叛党尸首的快照下面，这么多个月过去了，它们仍然蔫不拉几地贴在墙上。史密斯先生看了它们一眼，随后匆匆地移开视线。在我们对面的小房间里，有一名身穿整洁便衣的高个子黑人，他把双脚跷在桌子上，透过墨镜死死地盯住我们。也许是我神经过敏，才会让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令人厌恶的残忍气息。
“下次他会记得我们。”史密斯先生微笑着说。
那人知道我们说的是他。他摁响桌上的一个按铃，一名警察走了过去。他没有挪动腿脚，也没有移开视线，直接抛出个问题，那名警察朝我们瞥了一眼，回答了他，然后又是长久的注视。我把头转到一边，但过了一小会儿，我又不可避免地回头看向那两片黑色的圆形镜片。它们就像一副双筒望远镜，被他拿来观察两头卑贱畜生的习性。
“讨厌的家伙。”我不安地说。随后我注意到，史密斯先生正在回敬那人的目光。因为有墨镜遮挡，我们看不见那人的眼睛到底眨了多少下；他也可能只是轻松地合上双眼，闭目养神罢了，而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不过，在今天，史密斯先生的蓝眼睛里那道冷酷无情的凝视目光赢得了胜利。那人站起身，关上了办公室的房门。“干得好！”我说。
“我以后也会记住他。”史密斯先生说。
“他很可能得了酸性病。”
“非常有可能，布朗先生。”
在外交部长秘书得到任何关注之前，我们肯定在那里等了有半个多小时。在独裁政权下，部长像走马灯一样来了又去。在太子港，只有警察局长、通顿·马库特的头头和王宫护卫队队长的职位可以持久——只有他们能为下属提供安全保障。警官遣走了部长秘书，就像遣走一个跑完腿交完差的小孩，一名下士随后领着我们下楼，走进看守所内长长的走廊，这里的气味难闻得像在动物园一样。
琼斯坐在一只倒扣的便桶上，身边铺着一张草席。他的脸上横七竖八地贴着一道道膏药，右胳膊用绷带包扎好，吊在他的体侧。他已经被尽可能地收拾干净了，但他那只青肿的左眼还欠用生牛排敷一下。100他那件双排扣马甲上沾染了一小块铁锈色的血迹，让它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眼。“哎呀，哎呀，”他露出一脸快乐的微笑招呼我们，“看看这是谁来了呀。”
“你好像一直在拒捕反抗嘛。”我说。
“那是他们胡扯，”他爽朗地说，“你有烟吗？”
我递给他一支烟。
“没有过滤嘴？”
“没有。”
“啊，好吧，别挑剔了……我今天上午就觉得情况有好转。他们中午给了我一些豆子吃，还有个医生老兄过来照料了我一下。”
“他们指控你什么罪名啊？”史密斯先生问。
“罪名？”他对这个字眼好像感到很困惑，就像外交部长之前那样。
“他们说你做了什么事情，琼斯先生？”
“我还没有机会去做任何事呢。我连海关都还没出就被抓了。”
“肯定有什么原因吧？也许是弄错人了？”
“他们还没有跟我把事情解释清楚。”他小心地碰了碰那只左眼，“我想，我的样子有点惨不忍睹吧。”
“他们就给你这个东西当床睡？”史密斯先生愤怒地问。
“更糟糕的地方我也睡过。”
“在哪里？真让人难以想象……”
他的回答很含糊，叫人难以信服：“哦，在打仗的时候，你懂的。”他又补了一句：“我觉得问题出在我的介绍信上。我知道你曾警告过我，但当时我以为你是在危言耸听——就像那个事务长一样。”
“你从哪儿拿的介绍信？”我问。
“一个我在利奥波德维尔101认识的人。”102
“你在利奥波德维尔做什么？”
“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我这人经常外出旅行的。”他这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间小牢房在他看来并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就像是漫长旅途中无数座机场里的一座罢了。
“我们一定要把你救出来，”史密斯先生说，“布朗先生已经告知了你们的代办。我们俩也见过了外交部长。保释金我们也已经交了。”
“保释金？”他比史密斯先生更了解现实情况。他说：“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让我来告诉你们，你们能帮我做什么。当然，我以后会把钱还给你们。待会儿你们出去的时候，拿二十美元给那位警官。”
“当然可以，”史密斯先生说，“要是你觉得这样做对你有好处的话。”
“哦，会有好处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必须把介绍信的事情澄清一下。你们身上有纸和笔吗？”
史密斯先生把纸笔递给琼斯，他便开始写起来。“你们有没有信封？”
“恐怕没有。”
“那我最好把措词改一改。”他犹豫片刻，接着问我：“‘工厂’这个词用法语怎么说？”
“Usine？”
“我对语言向来不太在行，但我还是零星学过一点法语。”
“在利奥波德维尔学的？”
“请把它交给那位警官，让他代为转递上去。”
“他会识字？”
“我想会吧。”他站起身，把钢笔还给我们，然后用解散队伍似的礼貌口吻说道：“多谢你们俩过来看我。”
“你还有别的约会不成？”我挖苦地问他。
“说实话，是那些豆子在作怪了。我和便桶有个约会。如果你们能再多给我几张纸……”
我们俩从身上找出了三个旧信封，一张已经开出收据的账单，史密斯先生的记事簿上的一两页纸，还有寄给我的一封信。这封信来自纽约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信上说他很遗憾，目前没有客户对购买太子港酒店的交易感兴趣。我还以为自己早就毁掉它了。
“他那股精神劲儿啊，”在牢房外的走廊里，史密斯先生大声叹道，“就是你们英国人能平安撑过闪击战的力量源泉。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就算我得去求总统本人也在所不惜。”
我看了看手中那一张折好的纸页。我认出了写在上面的名字。那是通顿·马库特组织里的一名官员。我说：“不知这件事我们该不该再多牵扯进去。”
“我们已经牵扯进去了。”史密斯先生骄傲地说，我明白他正在想着一些我无法认同的冠冕词藻，比如人类、正义、对幸福的追求。他这位总统候选人可真不是白当的。
第一部 第五章
一
第二天，有几件事情分散了我的心神，让我无暇关注琼斯的命运，但我相信史密斯先生一刻也没有忘记他。清早七点钟，我便看见他在游泳池里上下起伏地游动，但那缓慢的动作——从深水区游到浅水区的尽头，然后再游回去——很可能有助于他去思考。吃完早饭后，他写了几张便条，史密斯太太用两根手指在一台便携式的科罗纳打字机上帮他敲好，然后他差遣约瑟夫坐出租车把它们送往各处——有一张要送给他的大使馆，还有一张要送给新上任的社会福利部长（当天早晨，小皮埃尔在报纸上宣布了新部长上任的消息）。对于像他这把年纪的人，他的精力可实在是旺盛，而且我敢肯定，当他一边想着建设那座素食中心，以便未来有一天能祛除海地人民体内的酸性和激情时，他也丝毫未曾因此分心，从而忘记小监牢里坐在便桶上的琼斯。与此同时，他还计划撰写一篇关于自己旅行见闻的文章，以前他曾经答应过自己家乡的报社——不用说，那家报社肯定是亲近民主党，反对种族隔离，而且还是同情素食主义的。前天，他请我通读一下他的手稿，看看有没有什么失实之处。“那些意见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他露出一丝拓荒者似的苦笑，补充道。
让我分神的第一件事情来得很早，我还没有起床，约瑟夫便敲响了我的房门，告诉我，菲利波医生的尸体竟然已经被发现了，并导致好几个人离家出逃，躲进了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庇护，其中包括一名当地警察局的局长、一名邮政局的副局长和一位老师（没人清楚他们和前部长之间的关系）。据说菲利波医生是自杀的，但当然没有人知道政府当局会怎样宣布他的死因——也许会说成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策划的一起政治暗杀事件？人们相信，总统现在非常恼怒。据说他很想活捉菲利波医生，因为在不久前的一天夜里，菲利波医生受朗姆酒的影响而嘲笑了“爸爸医生”的行医资格。我派约瑟夫去市场上搜集他能搜到的所有信息。
第二件令我分神的事情是，安杰尔那孩子得了腮腺炎——十分痛苦，玛莎在信中告诉我（而我禁不住暗暗咒他再来一场）。她不敢离开使馆，以免他要找她陪，所以之前我们约好当晚在哥伦布雕像下幽会的事也就不可能实现了。不过，她又写道，既然我已经缺席很久，我就没有理由不去大使馆做客了——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现在既然宵禁已经解除，许多人便时不时地晚上登门拜访，只要他们能避开守在使馆门口的那个警察，而他在九点钟通常会去厨房里喝上一份朗姆酒。她猜他们是在准备事先找好地方，以免将来有一天他们得匆忙地寻求政治庇护。她在便条结尾还补了一句：“路易会很高兴的。他对你印象不错。”——其中那个短语可以用两种方式解读，有点模棱两可。103
吃完早餐后，我正在办公室里读史密斯先生的文章，这时约瑟夫回来了，他从头到尾向我讲述了菲利波医生的尸体被人发现的经过，而这故事即使还没刮进警察耳朵里，它也已经在市场上的小摊贩们中间传开了。是一个特别偶然的意外巧合让警察找到了尸体，本来我和马吉欧医生指望着，它躺在前占星家的废园里能隐藏好几个星期。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巧合，而那个故事让我很难将注意力放在史密斯先生的手稿上。那天一早，在酒店下方的路障前面，有个值勤的民兵看中了一个上山前往肯斯科夫大农贸市场的乡下妇人。他不准她通过，声称她在衬裙的夹层里私藏了某些秘密物品。她主动提出向他展示自己那儿有什么，于是他们便一起来到路障下方的那条小径上，走进了占星家那座废弃的园地。那个妇人急着赶远路去肯斯科夫，所以就匆匆地跪倒在地，撩起自己的衬裙，把脑袋磕在地上，结果却发现自己正盯着前社会福利部长那双呆滞瞪圆的眼睛。她认出了他，因为在他从政前，他曾经照料过她难产的女儿。
园丁就在窗外，因此，对于约瑟夫所讲的故事，我尽量不流露出很感兴趣的样子。相反，我又翻了一页史密斯先生的文章。“我和史密斯太太，”他写道，“在参加完亨利·S.奥克斯报社的招待宴会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费城。诸位读者一定记得，他们在德兰西广场2041号社址办公期间，曾殷勤地举办过许多场热闹的新年聚会。幸而我们在‘美狄亚’号汽船上遇见了新的伙伴，离别故交的哀伤很快便被结识新朋的欢乐冲淡……”
“他们为什么要找警察？”我问。那两人发现尸体后，合乎情理的做法应该是悄悄溜走，啥也不说才对。
“她叫得太响，另一个民兵他也来了。”
我跳过一两页史密斯太太用打字机打出的文稿，翻到了“美狄亚”号抵达太子港的内容。“这是一个黑人的共和国——一个拥有深厚的历史、美术和文学底蕴的黑人共和国。我仿佛正注视着非洲所有新共和国在历经苦难后必将迎接的未来。”（我敢肯定，他绝对不想流露出悲观的态度。）“当然，即使在这里也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海地已经历过君主专制、民主政治和独裁统治，但我们千万不能像评判白人独裁统治那样去评判黑人的独裁统治。海地的历史只有短短几个世纪，如果我们在经过两千年漫长岁月之后依然会犯错，那么，海地人民岂不是更有权利犯下类似的错误并从中学习，而且或许能比我们学得更好些？这里有贫困，大街上有乞丐，还有证据显示当地警察存在盲目服从命令的权威主义问题，”（他并没有忘记琼斯先生还被关在牢房里的事情），“但我依然怀疑，一个黑人在首次登上纽约的土地时，他是否会受到像我和史密斯太太在太子港入境处所享受的礼遇。”这些描述让我感觉像是在写另一个国度。
我对约瑟夫说：“他们把尸体怎么样了？”
警察想把尸体扣下来，他说，可是太平间里的制冰设备出了故障。
“菲利波夫人知道吗？”
“哦，知道，她把他送进了埃居尔·杜邦先生的殡仪馆。我想他们要埋掉他，得抓紧埋。”
我不禁感到自己要对菲利波医生的临终仪式负责——他是在我的酒店里去世的。“到时把他们的安排告诉我一下。”我对约瑟夫说，然后回过头继续阅读史密斯先生的游记。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陌生人，能在抵达太子港首日便得到外交部长的接见，是我在这里备受惊喜礼遇的另一个佐证。部长先生即将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尽管如此，他还是拨出半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接见了我，并通过私人渠道和内政部长交涉，让我得以探访狱中的一位英国同仁。此人是我在‘美狄亚’号上结识的旅伴，由于官僚体系的某些失误——这种情况在许多比海地更古老的国家中亦有可能发生——不幸与政府当局交恶而身陷囹圄。我正在继续跟进这一案件，但我对结果并不太担心。我在我的黑人朋友们身上（无论他们是生活在纽约州那相对自由的环境中，还是身处在密西西比州那赤裸裸的残暴压迫下）一直能发现深植于他们内心之中的两种特质——对正义的诉求，以及对人类尊严的觉悟意识。”读丘吉尔的散文作品会让人感受到一位雄辩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