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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飞快地补道，“我认识你母亲。我喜欢她。她是个真诚的人。”她出了停车场，向那辆轿车走去。她丈夫没有转身，直接为她打开了车门，她钻进车里，坐在方向盘前：他的雪茄烟头在她的面颊旁微微闪烁，好像修路时在路边摆放的一盏警示灯。
我回到酒店，约瑟夫在台阶上迎接我。他说马塞尔半小时前回来了，今晚要在这里找个房间住一宿。
“就住一晚？”
“他说他明天走。”
他已经预先支付了房钱，准确数目他心里很清楚，另外他叫了两瓶朗姆酒让人送上楼，还问他能不能住进伯爵夫人的那个房间。
“他可以住他以前的老房间。”但随后我又想起，那名新来的客人——一位美国教授——正住在那里。
我心烦并不是没有道理。在某种程度上，我受到了触动。我很高兴我母亲曾被情人如此钟爱，被赌场里的那名女子（刚才我忘了问她的名字）这样喜欢。要是母亲能给我半点机会，我自己可能也会喜欢上她。或许我心里悄悄希望，她那么好的人缘也能传承给我——在生意场上，这可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就像她传给我酒店的三分之二股份那样。
四
当我在赌场外找到那辆带有C.D.标志的轿车时，我已经迟到了快半个小时。有太多的事情让我无法抽身，何况我其实根本没有心情前来赴约。我不能欺骗自己假装爱上了皮内达夫人。一点点色欲和些许好奇心就是我自认为对她拥有的全部感受，而在开车进城的路上，让我对她心生抵触的所有事实都在我脑海中一一泛起：她是个德国人；她采取主动向我求欢；她是大使夫人。（以后从她的谈话里，我肯定会听到水晶吊灯和鸡尾酒玻璃杯的叮当碰撞声。）
她为我打开车门。“我差点儿就放弃你了。”她说。
“对不起。今天发生了很多事。”
“既然你来了，我们最好开到别处去。官方晚宴十一点结束，我们的同事会陆续出来。”
她开车倒出停车场。“我们去哪儿？”我问。
“我不知道。”
“昨晚你怎么会想到要跟我说话？”
“我不知道。”
“你是看我的手气不错，就跟着我押注吗？”
“对。我猜我是觉得好奇，想看看你母亲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儿子吧。这里从来没有什么新鲜事。”
在我们前方，临时探照灯的强光笼罩着整座海港。两艘货船正在港口里卸货。许多佝偻着腰、背负麻袋的身影排成了长长一列。她来了个半圆形的急转弯，将轿车停在白色哥伦布雕像下那块浓重的阴影里。“我们的人谁也不会在夜里上这儿来，”她说，“所以乞丐也不会。”
“警察呢？”
“外交使团的牌照还是管点儿用的。”
我不知道我俩中间是谁在利用谁。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和女人做爱了，而她呢——她显然就像大多数婚姻中的主妇那样，已经走进了爱情的死胡同。但我此时还是被白天发生的事情搅得心神不宁，后悔自己不该来，还禁不住常常想起她是德国人，尽管她年纪太轻，和德国当年犯下的罪行扯不上任何关系。只有一个理由让我们二人来到这里，但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坐在车上，凝视着那尊雕像，它则远远凝望着美国。
为摆脱这种荒谬的情形，我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膝盖上。她的皮肤冰凉无比；她没穿长袜。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玛莎。”她转身回答我，我笨拙地想去亲吻她，却错过了她的芳唇。
她说：“我们不必这样，你懂的。我们都是成年人。”突然，我仿佛又回到了巴黎大酒店，身体变得绵软无力，但这一回，没有张开白色羽翅的海鸥前来拯救我了。
“我只想和你聊聊天。”她温柔地对我说出甜蜜的谎言。
“我以为你在大使馆里多的是聊天的机会。”
“昨晚——要是我能去你酒店的话，是不是会很好？”
“感谢上帝，幸好你没有去。”我说，“那儿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是什么样的麻烦？”
“现在我们别说这个。”再一次，为了掩盖我对她缺乏感觉这件事，我粗暴地动起手来。我把她的身体从方向盘下拉出，扳倒在我的大腿上，车载收音机刮到了她的腿，她痛得大叫。
“对不起。”
“没事儿。”
她调整姿势让自己更舒服，又把双唇印在我的脖颈上，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我的体内没有任何冲动，心里还在想，如果她感到失望的话，不知她对这份失望能忍受多久。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将她全然抛在了脑后。我回到了酷热的正午时分，猛敲着我母亲生前居室的房门，却得不到任何回应。我敲了又敲，心想马塞尔肯定正在房中醉卧不醒。
“跟我讲讲那件麻烦事儿吧。”她说。突然间，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告诉她，起初是打扫房间的侍童感觉不对劲，然后约瑟夫也担心起来，最后等我敲门无果后，我便用万能钥匙试图开门，结果发现门从里面闩上了。我不得不拆掉两座阳台中间的隔层，然后从阳台上爬过去——幸好房客们都到海边的沙滩上游泳去了。进屋后，我发现马塞尔用自己的腰带吊死在了房中央的灯柱上：他肯定下了巨大的决心甘愿赴死，因为他在套索上只须挣扎摇晃几英寸，就能用脚尖踩到我母亲那张大床的花饰边沿。两瓶朗姆酒几乎都已喝干，只剩第二瓶里还留下最后一点儿，而在一只写给我的信封里，放着我输给他的那三百美元的余款。“你可以想象一下，”我说，“从那会儿到现在我该有多忙啊。要费尽脑筋应付警察——还有房客也是。那位美国教授还算通情达理，但有对英国夫妇却嚷嚷着要向他们的旅行社投诉。你想想也知道，出了自杀丑闻会让酒店身价大跌的。这个开头很不吉利。”
“真是太可怕了，好吓人啊。”她说。
“我不了解他，我也不在乎他，但这件事是很可怕，没错，的确很吓人。很显然，我非得请个神父或巫师过来给那房间驱邪不可了。我也不确定该请哪一边的。吊灯也必须拆掉。用人们都坚持这么做。”
事实证明，和人聊天能抚慰身心，伴着语言流淌，欲望悄然升起。她的后颈靠在我嘴边，一条腿斜搭在收音机上舒展开。她浑身战栗，猛地伸手出去，不巧正好按在方向盘边缘，让汽车喇叭长鸣起来。那声音仿佛是一头受伤的野兽在凄厉哀号，又如同一艘迷失在浓雾中的轮船拉响汽笛，直到她停止战栗时才宣告结束。
我们沉默地坐着，保持着同样的姿势挤在一起，就像工程师组装失败的两台机器。现在我们应该分手道别了：我们在这里待得越久，未来要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在沉默中，信任油然而生，满足感得到培育。我意识到自己刚才睡了一小会儿，现在醒来后，发现她也睡着。共享的睡眠是至深的羁绊。我看了看表。离午夜还早呢。几台起重机在货轮上方升降，排成长列的工人从货轮走向仓库，肩上的麻袋压弯了他们的腰，从他们头顶伸出，让他们仿佛戴上了尖顶风帽，远远望去活像一群嘉布遣会79的托钵修士。她有条腿压痛了我。我挪开腿时惊醒了她。
她挣脱到一旁，嗓音尖锐地猛然问道：“几点了？”
“十一点四十。”
“我梦见车子坏了，而且已经夜里一点了。”她说。
我感觉自己被摆回了原位，在十点到一点之间画地为牢。嫉妒竟这么容易滋长，这一点想想就叫人害怕——我认识她才不过二十四个小时，现在我已经看不得别人要求占有她了。
“怎么了？”她问我。
“我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就在这儿见。这里和其他的地方一样好，不是吗？换辆出租车过来，这样就行了。”
“以车作床还是不太理想吧。”
“我们可以到车后座上去。在那里会好一些。”她说得那么滴水不漏，让我感到沮丧。
我们的恋情就这样开始了，它一直持续至今，中途只产生过一些微小的变化：比如，在一年后，她把那辆标致牌轿车换成了更新的款式；另外也有几次——一次是趁她丈夫被召回国内开会磋商的空隙——我们摆脱了汽车的限制；还有一次，在一位女性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在海地角度过了两天时光，但随后那位朋友就回家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像是恋人，倒更像是一对密谋的共犯，因同一桩罪行而捆在了一起。和共犯一样，我们很清楚有侦探在背后跟踪调查。其中一人就是那个孩子。
我有一次参加了在大使馆举办的鸡尾酒会。他们没有理由不邀请我去，因为在我们幽会的六个月里，我已经成了为当地外国人社群所接受的成员。我的酒店还算小有成功——虽然我对此并不满足，并期望能找到一流的厨师。此前，我和大使第一次见面，是在大使馆举办的一场宴会过后，他开车送我的一位房客——一名英国同胞——回到酒店里的时候。他品尝了约瑟夫调制的一款鸡尾酒，饮后赞赏不已，还在我的走廊上待了一阵子，嘴里叼着的雪茄烟在地面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我以前从未见过有人像他这样，将“我的”二字用得如此频繁。“来一支我的雪茄烟吧。”“请让我的司机喝一杯吧。”我们谈起了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我的意见是，那个医生会当选。他有美国人撑腰。这是我得到的消息。”他还邀请我参加“我的下一场鸡尾酒会”。
我为什么会恨他呢？我又没有爱上他的妻子。我“成全”了她，仅此而已。或者应该说我当时自以为如此而已。是不是因为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发现我曾经在往见学校受过耶稣会神父们的教育，便声称“我在圣依纳爵80天主教学校读过书”——想借此和我拉拢关系？至于那所学校是在巴拉圭，还是在乌拉圭——谁在乎呢？
我后来得知自己受邀参加的那场鸡尾酒会在级别上属于第二等级，一流的酒会——席间有鱼子酱奉上——纯属外交界的活动，由大使、部长和一等秘书这些人参加，而三级的酒会纯粹是为了“履行义务”而举办的。能被列入二等酒会的宾客名单也算是一种恭维了，这种活动中会带有几分“娱乐”的味道。酒会上有几位海地的富豪，他们的太太都是绝色美女。当时还没有到他们逃离这个国家的时候，情况也还没坏到他们要夜不出户，害怕在宵禁期间的黑暗街道上惨遭不幸的地步。
大使将我介绍给“我的夫人”——又是“我的”，她便带我去吧台找酒喝。“明天晚上？”我问，她冲我皱起眉头，抿紧嘴唇，暗示我不要说话——有人正在监视我们。但她害怕的并不是她丈夫。他正忙着向一位客人展示“我的”伊波利特81绘画藏品，从一幅画走到另一幅画前，对每一幅都详加解说，仿佛连这些绘画的主题也属于他。
“周围这么吵，你丈夫听不见的。”
“你看不到吗，”她说，“每个字他都在听啊。”但这个“他”不是指她的丈夫。一个小家伙，个子还不到三英尺高，长着一双直勾勾的黑眼睛，正带着侏儒特有的傲慢挤过人群，向我们走来。一路上他不停地推开客人们的膝盖，仿佛它们是树林中的低矮灌木丛，而这片林地全部归他所有。我看到他紧盯着她的嘴唇，仿佛是在读唇语。
“这是我的儿子安格尔。”她向我介绍。从此以后，我每次独自想起他时都会使用这个名字的英语发音，仿佛是在故意亵渎神明。82
一旦来到她的身边，他就再也不肯走开，尽管他从头到尾根本没说一句话——他太忙于倾听了，而他那双钢铁般的小爪子紧紧扣着她的手，就好像半副手铐。我碰上了真正的对头。下一次幽会时她告诉我，他问了好多好多关于我的问题。
“他发觉有什么不对劲了吗？”
“这么小的年纪怎么可能？他还不到五岁啊。”
一年过去了，我们想尽各种办法躲开他，可他还是缠着她不放。我发现她于我已是难以割舍，但当我要她离开她丈夫时，那孩子却挡住了她的退路。她无法做出任何危害儿子幸福的事。她明天就可以抛弃丈夫，但如果他从她身边带走安杰尔，她又怎么能活得下去？在我看来，她儿子这几个月里变得越来越像他父亲。他现在总喜欢说“我的”母亲；有一次我还看到他嘴里叼着一根长长的巧克力棒，活像一支雪茄烟；他长胖的速度也非常快。那样子就仿佛是父亲将自己的魂魄转移到了儿子身上，以确保我们的私情不至走得太远，逾越谨慎的边界。
有段时间，我们在一家叙利亚商店的楼上订房幽会。店主名叫哈米特，是个完全可靠的人——当时“爸爸医生”刚刚上台不久，所有人都能预见未来的阴影，如同肯斯科夫上空密布的乌云一般黑暗。对一个没有当地国籍的人来说，任何与外国使馆的关系都有价值，谁知道什么时候他可能就得寻求政治庇护呢？不幸的是，尽管此前我俩都很仔细地检查过这家商店，我们还是没有发现，在药品柜台后面的一个角落里，有几排货架上摆放着儿童玩具，它们的品质比其他任何地方能找到的玩具都要好；另外，在食品杂货区中间，偶尔还能找到一罐波旁饼干（因为奢侈品贸易在当时还没有彻底中止），它是安杰尔在餐前饭后最爱吃的零食。正是这个引发了我们之间的第一场激烈争吵。
我们在叙利亚商店的爱巢里已经幽会过三次，房间中有一张黄铜大床，上面铺着一层淡紫色的丝绸床单，四把硬靠背椅沿着墙边排成一列，墙上还有几幅用手工上色的家庭合影。我心想这里以前应该是客房，收拾得一尘不染，等候着某位从黎巴嫩过来的贵客入住，但他一直没来，现在就更不可能来了。第四次幽会时，我等了玛莎两个钟头，她却完全没有露面。我走出房间穿过商店时，叙利亚人小心翼翼地对我开口了。“您错过了皮内达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