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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的《巴黎的秘密》76，加博里欧77的几本侦探小说，勒南78的《耶稣传》，此外，让我深感惊讶的是，在这些书中居然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也用小牛皮装订，远远看去和《悲惨世界》没有任何区别。马吉欧医生手肘边的台灯上有一只粉红色的玻璃灯罩，相当高明的是，里面点的是灯油，因为即使在那个时候，供电情况也是很不稳定的。
“你真的打算，”马吉欧医生问我，“接管这家酒店吗？”
“为什么不呢？我有一些在饭店里工作的经验。我能看得出来，要改善这里的经营状况是很有可能的。我母亲走的不是豪华酒店的路线。”
“豪华酒店？”马吉欧医生重复道，“我想你在这里很难指望走这条路线。”
“有些酒店就在这么做。”
“好年头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现在不会太久了，而且马上就要开始竞选……”
“不会有多少差别，对吧？谁赢了还不都是一样？”
“对穷人无所谓。对观光客也许就不一样了。”他在我身旁的桌子上放了一只饰有花纹的碟子——以前这里没有人抽烟，如果他摆上的是烟灰缸，那就和这个房间格格不入了。他小心地放好碟子，仿佛那是一件珍贵的瓷器。他块头很大，皮肤黝黑，却又无比的温柔——我深切地感到，他待人接物永远不会粗暴无理，甚至对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体也不会，比如，一张难对付的椅子。对马吉欧医生那种职业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电话更烦人。然而，在我们谈话中途，它曾经响过一次，马吉欧医生轻轻地拾起话筒，就像抬起一个病人的手臂那样温柔。
“你以前，”马吉欧医生问，“听说过克里斯多夫国王吧？”
“当然。”
“那个时代很容易就能回来。也许会更残暴，而且肯定会更卑鄙。愿天主保佑我们，可别再出个小克里斯多夫了。”
“要是把美国游客吓跑了，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吧。你们需要美元。”
“等你更加了解我们这个民族，你就会明白我们这儿的人不是靠钱过日子，我们靠举债。你随时可以杀死借债的，却从来没有人会去干掉欠债的。”
“你在害怕谁呢？”
“我在怕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个子乡下医生。他的名字现在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只希望有一天你不会看到这个名字在城市上空高高挂起，被电灯照得格外醒目。如果那一天到来，我向你保证，我会逃离这里躲起来。”这是马吉欧医生做出的第一个错误预言。他低估了自己的固执或是勇气，否则我后来也不会待在那座干涸的游泳池边等他，而前部长静静地躺在游泳池底，活像肉店里的一大块牛肉。
“那马塞尔呢？”他问我，“你打算对马塞尔做什么？”
“我还没定呢。明天我必须找他谈一谈。你知道他拥有酒店三分之一的股份吧？”
“你忘了——我是遗嘱的见证人。”
“我曾经想过，他也许准备卖掉他的股份。目前我手头上没有现金，但我会找银行借款，很有可能借得到。”
穿着黑色正装的马吉欧医生将自己那对宽大的粉红色手掌放在膝盖上，倾身向我靠近，仿佛有个秘密想要透露给我。他说：“我倒想建议你反过来做。让他买下你手中的股份。对他客气一点，便宜卖给他就好了。他是海地人，只要很少一点东西就能过活。他能撑得下去。”可事实证明，马吉欧医生又一次做了伪先知。他预见自己国家的未来比预言组成这个国家的那些人的命运要灵验得多。
我微微一笑，说：“哦不，我已经喜欢上‘特里亚农’了。你看着吧——我会留在这里，我也会把酒店撑起来。”
我又等了两天才去找马塞尔说话，但中间我也和银行经理谈过一次。太子港前两个旅游季的光景都很不错。我把酒店发展计划简要地讲了讲，那个经理（他也是欧洲人）便爽快地给了我需要的贷款。唯一让我感到为难的是还款率。“你这不是等于要我三年内还清吗？”
“正是。”
“为什么？”
“这个嘛，你也知道，不出三年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了。”
葬礼过后，我几乎没怎么见到马塞尔。酒保约瑟夫找我来吩咐工作，厨子和园丁也都来找我，马塞尔却不战而退，不过当我在楼梯上和他擦身而过时，我留意到他身上有一股浓烈的朗姆酒味，所以在我们最终见面商谈之前，我先为他倒好了一杯朗姆酒。他沉默地听我说完，便接受了我的条件，没有提出一点抗议。我给他开出的价码按当地标准来看是一大笔钱，而且我付的是美元，不是海地古德，尽管这笔钱只有他股份面值的一半。为了在心理上打动他，我还把这笔钱换成了百元大钞带在身边。“你最好数一下。”我告诉他，但他数也没数就把现金塞进了口袋。“现在，”我说，“请你在这里签字。”他直接签了字，一点儿也没看自己签署的文件。事情就这么简单。什么争执也没有发生。
“我需要你的房间，”我说，“从明天开始就要。”我对他很苛刻吗？和我母亲的情人打交道让我感到难堪，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而对他来说，和他情妇的儿子，一个比他自己年长许多的男人见面，也肯定让他觉得尴尬别扭。就在离开房间之前，他提起了她。“当时我假装没听见铃声，”他说，“但她一直摇个不停。我以为她可能需要什么东西。”
“可是她需要的只有你？”
他说：“我很羞愧。”
我没法和他讨论我母亲强烈的性欲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我说：“你的朗姆酒还没喝完。”他抓起酒杯一饮而尽。他说：“她在生我气或者很爱我的时候，会叫我‘你这头又黑又大的畜生’。我觉得自己现在就是这样子，一头又黑又大的畜生。”他走出房间，屁股后面有一边鼓得老高，里面沉甸甸地塞满了百元美钞。一小时后，我望见他拎着一只用厚纸板做的破旧手提箱走下车道。他把那件带有Y和M字母的鲜红色丝绸睡衣扔在了房间里。
之后一个星期，我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酒店的事务让我异常忙碌。只有约瑟夫一人对自己的工作了如指掌（后来我让他因为调制朗姆鸡尾酒而出了名），而我也只能猜测那些客人想必已经习惯了在自己家里吃得很糟，所以到这里品尝了厨子做的菜肴，他们也没多少怨言，只好把它当作人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去接受。厨子做的牛排和冰激凌都过了火候。我差不多全靠吃葡萄柚勉强度日，这个东西他可很难做砸。今年的观光季已经接近尾声，我盼望着最后一名游客离去，好让我可以早早打发厨子走人。这倒不是说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的继任者——好厨师在太子港不易觅得。
有天夜晚，我强烈地感到自己需要把酒店暂时抛在脑后，于是就一个人跑去了赌场。在杜瓦利埃医生上台前的那些日子里，这里还有足够多的游客，可以坐满三张轮盘赌桌。你能听见从楼下夜总会传来的音乐声，偶尔会有一名身穿晚礼服的女子，在跳舞跳累了的时候，带着舞伴坐到赌桌前试试手气。海地的女子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我心想，在这里见到的脸蛋和身段，要是换在西方的都市里，能为它们的所有者赚上一大笔财富。另外，在赌场中，我总感觉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男人的童贞只有一次可以失去。”而我的童贞已在蒙特卡洛的那个冬日下午化作永远的回忆。
我玩了好几分钟，这才看见马塞尔也坐在同一张赌桌前。我本来可以换一桌再玩，但我已经押全注赢了一把。我有个迷信的想法，觉得每天晚上只有一张幸运赌桌，而今晚我已经找到我的幸运赌桌了，因为我不出二十分钟便已净赚了一百五十美元。我的眼神和赌桌对面一名欧洲女子的视线撞在一起。她微微一笑，开始跟着我下注，一边对她的男伴说了句什么，那是一个身材肥胖的男人，叼着一根巨大的雪茄烟，只顾不停地把筹码递到她手里，自己却从来不玩。然而，我的幸运赌桌对马塞尔而言就没那么幸运了。有时我们把赌注放进同一块方格里，接着我就会输掉。我开始伺机等待，直到他放下自己的筹码以后我才下注，而那名女子看破了我的心思，也追着我继续跟进。那情景就仿佛我们在合拍共舞——如同在跳一支马来亚隆隆舞那样——彼此之间却毫无接触。我心里很满足，因为她长得漂亮，因为我想起了蒙特卡洛的时光。至于那个胖子么，我可以待会儿再解决这个麻烦。没准他也在东方汇理银行工作呢。
马塞尔下注的手笔很疯狂。看样子他好像已经玩腻了，越早把筹码输光，他就能越早离开赌桌。接着，他看见了我，便将剩余的筹码统统抛出，全部押在了0上，而这个数字已经三十多局没有出现过了。他输了个精光，理所当然，正如人们在孤注一掷时总是会输那样，然后他把椅子往后推开。我朝他倾过身去，递给他一个十美元的筹码。“沾沾我的好手气。”我说。
当时我是想羞辱马塞尔，提醒他以前他曾是我母亲花钱豢养的情人吗？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如果那真的是我当时的动机，我肯定没有成功。他接过筹码，特别彬彬有礼地用他那口精致的法语说：“我此生所有的好运都来自你的家族。”他再次押0，这回0出现了——我没有跟他。他把刚才那个筹码还给我，说：“对不起。我这会儿必须要走了。我需要好好睡一觉。”我注视着他离开赌场大厅。现在他手上有三百多美元的筹码可以兑现。我已仁至义尽，不再为他感到良心不安。不过，虽然他确实块头很大、皮肤很黑，我却觉得，要像我母亲那样把他称为畜生，还是挺不公平的。
不知为何，马塞尔一走，赌场大厅里的严肃气氛顿时一扫而光。我们现在都成了无关紧要的小玩家，赌上几把纯粹是为了找乐子寻开心，不冒任何亏老本的风险，赚也只赚几杯酒水的小钱罢了。赢利涨到三百五十美元后，只不过因为我想看到那个抽雪茄烟的男人也输一小笔，让自己心里高兴一下，我又把它输成了两百块。然后我就罢手了。拿筹码去兑换现钞的时候，我向出纳问起了那个女人是谁。
“是皮内达夫人，”他说，“她是德国人。”
“我不喜欢德国人。”我失望地说。
“我也不喜欢。”
“那个胖子是谁？”
“是她丈夫——大使先生。”他报出了某个南美洲小国的名字，我却一转眼就忘记了。以前我看看邮票就能分辨出南美洲的各个共和国，后来我却将集邮簿留在了圣母往见学校，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一个男孩，一个在我心目中最要好的伙伴（我早就忘记了他的名字）。
“我也不怎么喜欢大使。”我告诉出纳。
“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祸害。”他回答，一边把钞票数给我。
“你相信祸害是必不可少的吗？那么你就和我一样是个摩尼教徒。”我们对神学的讨论无法继续下去了，因为他没有在往见学校受过教育，而且不管怎样，那个女人的话音也打断了我们：“丈夫也是。”
“丈夫怎么了？”
“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祸害。”她说，一边把筹码放在出纳的桌子上。
我们会钦佩那些自己无法实现的品质，因此我很欣赏忠贞，而在当时那一刻，我差点儿扭头就走，永远地离她而去。我不知道是什么拦住了我。也许从她的声音里，我发现了另外一种令我崇拜的品性——不顾一切的特质。拼命与真实是很接近的同类——不顾一切的拼命告白往往能让人信以为真，正如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做出临终前的告解那样，具备不顾一切拼命到底这种能力的人也只有极少数，而我不是其中之一。但她却具备这种才能，这让我在心底原谅了她。如果当时我听从了内心的第一个想法，直接掉头走开，后来的日子我会过得更好，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会远离许多痛苦不幸。可惜天意弄人，在她收拣自己赢到的赌金时，我偏偏选择了在赌场大厅的门口等她。
她和我在蒙特卡洛认识的那个女人年纪相同，但光阴颠倒了我们在人生中所处的位置。第一个女人年纪大得可以当我的母亲，而我现在的年纪呢，又大得足以去当这个陌生女人的父亲。她肤色很黑，身材娇小，神情紧张不安——我怎么也想不到她竟然是个德国人。她朝我走来，手里一边清点着钞票，以此掩饰自己的羞怯。她刚才不顾一切地投下了鱼饵，现在却不晓得该如何处理这条咬铒上钩的大鱼了。
我问：“你丈夫呢？”
“在车上。”她说。我望向外面，这才头一次注意到那辆带有C.D.标志牌照的标致轿车。那个大块头男人坐在方向盘旁边的副驾驶座位上，正在抽他的长雪茄烟。他的肩膀既宽厚又平坦。你简直可以在这对肩膀上贴一张海报。它们看上去就像死胡同里的一堵断头墙。
“我什么时候能和你再见？”
“就在这儿。在外面的停车场里。我不能去你的酒店。”
“你知道我是谁？”
“我也会问别人。”她说。
“明天晚上？”
“十点。我一点钟必须赶回家。”
“还有——他会不会奇怪你上哪儿去了？”
“他有无限的耐心，”她说，“外交官的特质。他要等到政局稳定以后才会开口。”
“那你为什么必须一点钟回家？”
“我有个孩子。他总是在一点左右醒来叫我。这是习惯——一个坏习惯。他老做噩梦。梦见屋里有强盗。”
“是你的独生子？”
“没错。”
她碰了碰我的胳膊，就在这时，大使在轿车里伸出右手摁响了喇叭，喇叭声响了两下，但听起来不算太着急。他甚至连头也不回，否则他就会看见我们在一起。
“他在叫你回去了。”我说。伴随着我对她提出的第一份索求，其他索求的阴影也笼罩在我的头上。
“我猜时间快到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