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演员_第14节

一点点？”

我按着她的话照办了。走廊里空荡荡的。从楼下传来刀叉碰撞的叮当声，还有一个人声说道：“哦，奇克，你当真觉得我能行吗？”

“谢谢你啊，亲爱的。我只是想完全确定……你过来的时候，能把梳子带给我吗？再次感谢你。真是太谢谢了。女人老了以后有个儿子在身边可真好……”她顿住了。我想她肯定是在期待我会像个吃软饭的小白脸那样奉承她，说以她这个年纪并不算老。“我想和你谈谈我的遗嘱。”她继续说，口气中略微带着一点失望，一边梳理着自己那一头令人难以置信的厚密长发。

“你现在不是应该休息了吗？医生叫我不要待太久。”

“他们给你准备了一个舒服的房间吧，我希望？有些房间还是比较简陋的。现金不够嘛。”

“我把行李留在‘埃尔兰乔’了。”

“哦，你可一定要住到这儿来，亲爱的。‘埃尔兰乔’——那怎么行——给那个‘毒窝’打什么广告啊。”她居然用了“毒窝”这个美国俚语，“无论如何，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这家酒店总有一天会是你的。只不过我得说明——法律很复杂，我们必须保持谨慎——酒店是采取股份制的，我已经给马塞尔留了三分之一的股份。如果你好好待他，他对你会很有用，而我也必须为那孩子做点什么，不是吗？他在这儿不仅仅是一个经理。你明白吧？你是我儿子，所以你心里当然很明白。”

“我明白。”

“你在这里让我太高兴了。我不想出任何一点小差错……涉及遗嘱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低估海地的律师……我会告诉马塞尔，你将会立即接管这里的实际经营。只是你得圆滑一点，这样你才是我的好儿子。马塞尔是很敏感的。”

“好了，母亲，你安静休息吧。可以的话，别再去想生意上的事了。先睡一会儿。”

“他们说死亡才是最安静的。我看不出自己期待死亡会有什么意义。死了以后可以安静好久呢。”

我把双唇再次贴到那堵白墙上。她闭起眼睛，摆出一副矫揉做作的母爱姿态，我便踮起脚尖从她面前走开，向门口走去。当我轻轻地打开房门，生怕惊扰到她时，从床上却传来了一阵咯咯的窃笑声。“你真不愧是我儿子，”她说，“现在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那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直到今天我都吃不准她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乘坐出租车回到“埃尔兰乔”酒店，留在那里用了午饭。这里挤满了游客，游泳池旁摆放着为迎合美国人的口味而精心改良过的海地美食自助餐，有个皮包骨头的男子戴着一顶锥形尖帽，正和着海地鼓乐表演闪电踢踏舞。我想，就是在那时候，在我抵达海地的第一个夜晚，我心里萌生了要将“特里亚农”经营成功的雄心壮志。很明显，当时它只是一家二流酒店。我可以想象得到，跟我们合作的肯定是一些小旅行社，只有他们才肯把我们酒店纳入其往返旅行团的行程安排之中。我怀疑挣来的利润恐怕没法满足我和马塞尔两人的胃口。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去赢得成功；我会很高兴看到自己有朝一日能把安排不下的剩余旅客推荐去山上的“埃尔兰乔”酒店投宿。奇怪的是，在一段短暂的时光里，我的美梦竟然成真了。不到三个季度，我就把这家寒碜破败的酒店变成了太子港一处异乎寻常的热门景点，而又过了三个季度，我却眼睁睁地看着它重新没落下来，现如今，这里只有史密斯两口子住在楼上的约翰·巴里摩尔套房里，而社会福利部长则倒毙在游泳池中。

我结完账后便乘坐出租车返回山下，住进了已经被我视为独有的唯一产业。明天我就要和马塞尔清理所有的账簿，我要约谈所有的员工，我要接管控制权。我已经开始盘算怎样用最好的方法买下马塞尔手中的股份，不过这当然要等到母亲仙逝后才好办。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大房间，和她的房间在同一楼层。她说过，这里家具的钱都已经付清了，但地板还需要更换翻新，它们在我脚下弯曲变形，吱嘎作响，而房间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张床，一张具有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精美大床——我母亲对床倒是挺有眼光——床柱顶上还带着巨大的黄铜球饰。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头一回躺在床上睡觉不用花钱，连早餐也免费——或者说是头一回睡在没有拖欠房钱的床上（当年在圣母往见学校时那可是家常便饭）。这种感觉奇特而又奢侈，我睡得很香——直到一阵歇斯底里的刺耳噪音将我从梦中惊醒，是老式摇铃的声响——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当时我竟然梦见了义和团运动。

摇铃声响个不停，我开始怀疑这是不是火灾警报。我披上睡衣，打开了房门。就在这时，同一层楼里的另一扇房门也打开了，我看到马塞尔冒了出来，他那张宽大扁平的黑人面孔上挂着一副半睡半醒的表情。他穿着一套鲜红艳丽的丝绸睡衣，站在门外犹豫了一小会儿，我趁机瞅见了他睡衣口袋上的两个字母：一个M和一个Y，相互缠绕在一起。我寻思着：M当然是马塞尔（Marcel），但Y又是谁呢？直到后来我才想起，我母亲的教名是伊薇特（Yvette）。那套睡衣莫非是一件定情礼物？对此我颇感怀疑。这对字母组合更有可能是我母亲对传统观念做出的挑战。她品味一流，马塞尔则体态健美，穿着一身鲜红色的丝绸睡衣也不乏魅力，再说她也没那么心胸狭窄，不会在乎住在这里的二等旅客会有什么看法。

马塞尔见我正盯着他，便用道歉的口气对我说：“她要我。”然后他就慢吞吞地，看来好像不太情愿地走向她的房门。我注意到他没有敲门就直接进去了。

我回房继续睡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比刚才的义和团还要奇怪。我在月光下的湖水边漫步，打扮得像一名辅祭的童子——我感到静止不动悄无声息的湖水吸引着我，让我一步一步地向湖中走去，直到脚上的黑色长靴没入水中。这时，起风了，湖面上泛起水波，好似一道潮汐引起的轻浪，却并未向我涌来，反而朝后升起，慢慢退去。我这才发现自己正走在干燥的卵石上，身边是一片碎石沙漠，而湖泊只剩下在遥远地平线上的一线闪光，我的靴底还破了个洞，钻进来的碎石硌得我脚板生疼。我醒了过来，这才发现酒店上下已经乱作一团，楼梯和地板被人踩踏得震动不已。伯爵夫人，我的母亲，去世了。

我这趟旅程是轻装出行，海地天气太热，我随身携带的欧式西服没法穿，只有几件俗艳的运动衫可以穿去母亲离世的房间。我挑的那件是以前在牙买加入手的，鲜红的衣料上覆满花纹图案，选自18世纪一本论述海岛经济的书籍。此时他们已经替母亲收拾过了，她仰卧在床上，身穿一件精致透明的粉色睡衣，脸上浮现出一缕充满暧昧的神秘微笑，甚至流露着肉欲得到满足般的快感。不过，她脸上的脂粉在炎热的天气中有点结块了，我无法强迫自己去亲吻那些坚硬的粉块。马塞尔站在床边，很应景地穿着一套黑色西服，泪水从他的脸颊上滑落，仿佛他的面庞是暴风雨中的黑色屋顶。我原本只把他当作是母亲生前最后的奢侈品，但听他极度痛苦地向我诉说，我却没法只当他是个吃软饭的混蛋。“这不是我的错，先生。我跟她说了一遍又一遍：‘不行啊，你的身子还不够结实。再等一阵儿吧。如果你再等等，事情就会好很多的。’”

“她是怎么说的？”

“她什么也没说。她只是把被单掀掉了。每当我看到她那样，我就没有其他办法了。”他动身准备离开房间，一边摇晃着脑袋，仿佛要甩掉眼中如雨点般的涟涟泪水，随后他突然又飞奔回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床前，猛地将嘴唇贴在隆起的被单上，下面就是母亲的肚皮。他穿着黑色西服跪在那里，看起来就像是某个黑人神父在举行一场淫秽下流的仪式。是我，不是他，离开了房间；是我去了厨房里张罗，让用人们重新开始干活，准备客人们的早餐（连厨子都被眼泪弄得有点没法工作）；是我给马吉欧医生打了电话（那些日子里电话还是常常可以打通的）。

“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马吉欧医生后来对我说，而“我对她所知甚少”是我在茫然惊讶之余所能说出的唯一一句话。

第二天，我仔细查阅了她的文件，想找出那份遗嘱。她不太会收拾东西：书桌的抽屉里乱七八糟地塞满了账单收据，顺序杂乱无章，让我没法分辨，甚至不同年份的单据都混在了一起。有时候，在一堆洗衣房的收据里，我还翻到了以前被称作“情书”的字条。有一张是英文的，用铅笔写在一张酒店的菜单上：“伊薇特，今晚来找我吧。我正在慢慢死去。我渴望得到慈悲。”这是酒店里的房客写给她的吗？我不知道她是为了这份菜单还是为了上面的情话才保留了它，因为这份菜单非常特别，是为庆祝某年7月14日的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而准备的。

与众不同的是，在另一只抽屉里，主要盛放着许多的管装胶水、图钉、发夹、钢笔墨囊和回形针，其中有一个陶瓷小猪存钱罐。小猪虽然很轻，晃一晃却也照样哗啦作响。我本不想打破它，可是如果不检查一下里面有什么，就这么把它扔到越堆越高的垃圾堆里去，好像也挺傻的。我砸破小猪，发现了一枚蒙特卡洛的价值五法郎的轮盘赌筹码，和我几十年前在做弥撒时放进募捐袋里的那个筹码一模一样，另外还有一枚失去光泽的旧奖章，系在一条缎带上面。我看不出这是什么奖章，但后来当我把它拿给马吉欧医生看时，他认了出来。“法国抵抗奖章。”他说，也就是在那时，他补了一句，“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抵抗奖章……法国沦陷的那几年里，我和母亲之间没有半点联系。这是她自己争取来的，还是偷来的，或者是某人作为爱情信物送给她的？马吉欧医生对奖章的来历毫不怀疑，我却很难相信母亲会是一个英雄人物，尽管我也毫不怀疑她可以演好这个角色，就像她扮演多情女子和英国游客逢场作戏一样成功。甚至在蒙特卡洛那种可疑的背景环境下，她都成功地让往见学校的神父们相信了她是一个诚实正派的人。我虽然对她所知甚少，却也足以看出她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喜剧演员。

然而，尽管她的账单凌乱不堪，她的遗嘱却丝毫不乱。条款清晰，文字精准，落款写有“拉斯科-维利耶伯爵夫人”的签名，还有马吉欧医生作见证人。她把酒店变成了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分为一百只名义股份，一股分给马塞尔，一股分给马吉欧医生，还有一股分给她那位名叫亚历山大·迪布瓦的律师。她自己掌握了剩余的九十七股，加上三份股权过户转让书，整齐地夹在遗嘱文件上面。公司拥有全部资产，连最后一只汤勺和餐叉都要算上，我分到了六十五股，马塞尔有三十三股。从各方面来说，我都是“特里亚农”酒店的所有者。我可以立即开始实现前天晚上的梦想——中间只须耽搁一点时间去尽快办理我母亲的葬礼，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必须得快。

事实证明，马吉欧医生在丧事安排方面提供了无比宝贵的帮助。当天下午，我们便把她移到了肯斯科夫山村中的小型墓地，在许多个小坟包中间择地挖穴，为她举办了适宜得体的天主教葬礼仪式，然后将她安葬了进去。马塞尔在她的墓穴前厚颜无耻地痛哭流涕，她的墓穴看起来就像挖在小城街道上用来排水的深坑，因为四周到处都是海地居民为他们的亡者搭建的小屋，在万灵节75那天，他们会在里面摆上面包和葡萄酒祭奠亡者。当人们用小铲刀将泥土铲到棺木上的时候，我心里盘算着，该怎样除掉马塞尔才算是最好的办法。每到这个时段，山上总是笼罩着浓墨般的乌云，而我们在乌云的阴影下已经站立良久，现在云层破碎，暴雨骤然倾泻，逼得我们赶紧奔回出租车上，神父带头跑在前面，掘墓工人们在队尾殿后。当时我还不了解情况，后来我才晓得，不等到第二天早上，那些掘墓工人是不会返回墓地给我母亲的墓穴盖好泥土的，因为没有人会在夜晚的坟地里干活，除非他是受伏都教巫师之命爬出坟墓在黑夜里做苦工的还魂尸。

马吉欧医生那天晚上请我在他家吃饭，另外他还给我提供了许多不错的建议，只可惜我当时不够明智，没有理会它们，因为我怀疑他可能想帮另外一个委托人夺取酒店的控制权。正是他在我母亲公司里持有的那一只股份让我对他心生猜忌，尽管他签字的股权过户转让书已经在我手中。

他住在一幢三层楼房里，位于佩蒂翁维尔的山坡低处，带有塔楼和镂空花纹饰边的阳台，颇有点儿像缩小版的“特里亚农”。花园里生长着一棵干枯的南美杉，满树松针张牙舞爪，活像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的一幅插图，而当我们吃完饭坐下闲谈时，房间里唯一一样现代的东西，便是电话。它就像因为疏忽大意而陈列在古董博物馆里的一件现代展品，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鲜红的窗帘上那些厚重的褶边，四角带有圆球装饰的临时茶几上摆放的羊毛桌布，壁炉台上的瓷器物件（其中有两条小狗，眼神和马吉欧医生一样温和），医生父母亲的肖像（嵌在椭圆形镜框里用淡紫色丝绸衬垫的彩色照片），以及多余的壁炉中那道起皱的屏风，都代表了另外一个时代。文艺作品放在装有玻璃柜门的书橱里（马吉欧医生把医学专业书籍搁在自己的诊疗室中），都用老式的小牛皮装订了起来。趁医生出去“洗手”（他用文雅英语如是说）的工夫，我查看了这些书。里面有三卷本的《悲惨世界》，少了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