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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也许他就是姓布朗。这个名字不像是她杜撰的，带着一点真实感——她的选择通常不会这么谦卑。我最后一次见她时，她在太子港已快离开人世，而她所用的名号是拉斯科-维利耶伯爵夫人。1918年一战停战后不久，她便匆匆离开了蒙特卡洛（顺带也丢下了她的儿子），连我在学校的账单都没结清。但耶稣会对拖欠账单之事已经习以为常。虽然身处贵族阶层的外围，他们仍然孜孜不倦地工作，努力解决由破落贵族造成的问题，而破落贵族那些被银行退回的支票几乎同男女奸情一样普遍，所以校方仍继续支持我的学业。我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学生，因此众人多半都觉得，假以时日，我便会蒙受圣召当上神父，甚至连我自己也这么相信。圣召的氛围如流感一样在我四周盘桓不散，就像一股虚幻的瘴气，让我的头脑在冷静理智的早晨低于常温，到了夜里又高烧不已。其他男生在跟自慰的恶魔搏斗，我却在和信仰抗争。如今回想起当年我学过的拉丁语诗歌和散文，我感到奇怪而陌生——所有那些知识就像我父亲一样完全消失不见了。只有一句诗行顽强地留在了我的脑中——它是对昔日梦想与抱负的追忆：“我立了一座纪念碑，它比青铜更坚牢……”58近四十年后，在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天，我站在佩蒂翁维尔“特里亚农”酒店的游泳池旁，仰望着棕榈树前那些精美的木制窗饰和从肯斯科夫上空飞卷而过的墨黑乌云，用这行诗句喃喃自语。我已经拥有了这座酒店一半以上的产权，而且我知道很快它就会全部归于我名下。我已经占有它了，我是一个有产业的人了。我还记得当时我在想：“我要把这里打造成加勒比海地区最受欢迎的观光酒店。”要不是因为后来有个疯狂的医生上台执政，将我们夜里播放的爵士乐变成了充斥漫漫长夜的暴力喧嚣，那么我可能早就已经成功了。
酒店老板这个职业，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那样，并不是耶稣会会士们期待我从事的职业。那份前途最终毁于一场在学校举办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戏剧表演，剧本用非常刻板的法语翻译而成。我被指定扮演年迈的劳伦斯修士这个角色，当时被迫记诵的一部分台词直到今天还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们几乎毫无诗意可言。“让我和你谈谈你的处境吧。”洛朗神父59甚至能把那对苦命鸳鸯的爱情悲剧讲述得枯燥乏味平淡无奇，“我听说你礼拜四必须嫁给那位伯爵大人，而且这件事没法拖延。”
那些善良的神父肯定以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一角色很适合由我出演，既不过于刺激也不太强人所难，但我觉得自己身上的圣召流感已经近乎痊愈，再加上那些没完没了的戏剧排练、情侣们持续不断的出场亮相和他们激情四射的纵欲表演，所以不管剧中的激情被法语译者削弱了多少，它们仍然引诱着我越轨突围。我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许多，另外，戏剧导演或许没能使我成为演员，但他至少教会了我足够多的化装诀窍。我“借”了一位年轻的非神职英语文学教授的护照，然后在一天下午大摇大摆地混进了赌场。在那儿，短短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我凭着难以置信的运气惊人地押中了好几次19和0，赢了相当于三百镑的筹码，而仅仅一小时后，在巴黎大酒店的一间客房里，我便生疏而又意外地失去了我的童贞。
我的启蒙老师至少大我十五岁，但在我的心里，她永远停留在那个年纪，反倒是我一直在老去。我们是在赌场中认识的，当时她见我颇受财运之神的垂青——我一直在她身后越过她的肩头下注——便开始将她的筹码跟我的放在一起。我那天下午赢了三百多镑，她或许也赢了差不多一百镑，而就在那时，她拦住了我，劝我见好就收。我敢肯定她当时绝没有想要勾引我的意思。没错，是她邀请我同她一起去酒店喝下午茶的，但她此前早已看破我的伪装，比赌场里的那些工作人员厉害多了。走在阶梯上时，她像个共犯似的回头看看我，轻声说：“你是怎么混进来的？”在她的眼中，我确信，那个时候我不过是一个胆大包天、让她觉得有趣的毛孩子罢了。
我甚至没有做出任何伪装。我把我的假护照拿给她看，然后，在她套房的浴室里面，她帮我擦去了化装的痕迹，在冬日的午后，在电灯的灯光下，它们曾被人误看成真正的皱纹。她的梳妆台上摆满了各种乳液、眉笔和装润发油的小罐子，还搁着一面化妆镜，我看见随着皱纹一条接一条消失，镜中的洛朗神父也随之不见，里面换了一个人。我们就像是两名共用一个化妆间的演员。
在学校，茶水装在一只大茶壶里，摆放在长桌的尽头。一张桌子上有三根法棍长面包，另外还有一点黄油和果酱。茶杯用粗瓷制作，以免男学生用力过猛打破它们，而茶水的味道也很浓重。在巴黎大酒店，我惊诧于那些茶杯、银茶匙、三角形的咸味小三明治和奶油夹心手指饼干，它们都是那么精细易碎。我的羞怯消失了，我谈起了我的母亲，谈起了我的拉丁语作文，谈起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我还引述了卡图鲁斯的爱情诗篇——或许并无任何邪念——以此来炫耀自己的学识。
现在我已不记得事情发展的经过，反正后来我像大人一样和她在沙发上长时间地接吻。她结了婚，我记得她告诉过我，她的丈夫是东方汇理银行60的一位董事，这让我联想起一个用铜铲往抽屉里舀硬币的男人。当时他正在前往西贡的路上，而她怀疑他在那里包养了一个越南情妇。这段对话时间不长，我很快又回到了我刚起步的学业，在一个白色的小房间里，在一张带有凤梨雕饰床柱的白色大床上，我开始学习爱情的第一堂课。四十多年过去了，在那几小时里发生的种种细节，我至今仍然记得的可真不少啊。我一直听说，对作家而言，头二十年的生活要包含人生中所有的经历体验——余下的岁月里就只有观察了——但我觉得不只是作家，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
当我们躺在床上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她发现我羞涩、害怕，难以行乐。她的柔指无功而返，连她的软唇也未见成效，就在这时，一只海鸥从山下的港口飞来，突然闯进屋里。刹那间，那对长长的白色羽翼仿佛充满了整个室内。她惊叫一声，朝后面退缩：现在轮到她害怕了。我伸出一只手去安抚她。鸟儿停在金框化妆镜下的一口大箱子上，挺着一双高跷似的长腿站在那里，审视着我们。它在房间里似乎无比自在，宛若一只温顺的家猫，而我感觉它随时都会开始梳理自己的羽毛。我的新朋友被吓得浑身轻颤，这时我突然发觉，自己变得像成年男子一样坚挺硬朗，我是那么轻而易举又自信满满地占有了她，仿佛我们是已经交往很久的恋人。在那几分钟里，我们谁也没有看见海鸥离去，尽管当它振翅起飞，向着窗外的港口和海湾翱翔时，我总觉得它带起的那丝小风曾轻轻拂过我的背脊。
全部情况就是这样，赌场中的胜利，白金色相间的酒店套房里那几分钟更进一步的胜利——那是我唯一一次在结束时既无痛苦又无悔恨的恋情。因为她甚至不是造成我离开学校的原因——那要怪我自己轻率冒失，竟然在做弥撒时将一个没能兑现的价值五法郎的轮盘赌筹码投进了募捐袋里。我自以为是在显示慷慨，因为我平常的捐款是二十个苏61，可是有人发现了这件事，向教务主任举报了我。在随之而来的约谈中，我蒙受圣召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烟消云散了。我和神父们分手告别，彼此保持了适度的礼貌。如果他们对我感到沮丧，我想他们同时也不得不对我另眼相看——我的冒险事迹于学校来说也并非等闲。之前我成功地将自己那一小笔财产藏在了床垫下，现在我让神父们相信，我的一个叔叔已经寄来了供我前往英国的旅费，他还答应照顾我以后的生活，并在他的公司里为我提供了一个职位。听完这话，他们自然毫不遗憾地就放我走了。我还告诉他们，一旦我挣到了足够多的钱，我就会偿还我母亲欠下的债务。（他们略带尴尬地接受了我这份承诺，因为他们显然怀疑我是否真会去兑现。）我还向他们保证，我一定会和某位叫托马斯·卡普里奥的耶稣会神父取得联系，他住在农场街上，是校长的老朋友。（这项承诺他们倒是相信我可能会去遵守。）至于我那位虚构的叔叔的来信，要杜撰一封出来可是再简单不过了。如果我能骗过赌场里的工作人员，我就不怕自己会骗不过圣母往见学校里的那些神父，再说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向我索要信封进行核查。我乘坐国际特快列车出发前往英国，中途在赌场下面的小站里停靠了一会儿。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那些巴洛克风格的塔楼，它们曾经在我的童年生活里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对成人生活的向往，充满机遇的殿堂，而在那里，正如我所证实过的那样，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二
从蒙特卡洛的赌场到太子港的赌场，这一路上，要是我对自己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要详加叙述，那么我的人生故事就会失去平衡，偏离主题。在太子港，我发现自己再一次腰缠万贯，还同样爱上了一个女人，这种巧合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像名叫史密斯、布朗和琼斯的这三个人在大西洋上邂逅一样，可遇而不可求。
在中间这段漫长的岁月里，除了随着战争降临而到来的一段平和而体面的生活以外，我基本上过的是勉强糊口的日子，而我的工作也并不是每一件都能写进我的简历中。幸亏我的法语学得不错（我的拉丁语则完全没有帮助），这让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索霍区的一家小餐馆里当了六个月的服务员。我在简历中从未提及这份工作，也从未提起自己后来伪造了一封巴黎富凯饭店62的推荐信，借此成功地跳到了特罗卡德罗餐厅63发展。在特罗卡德罗餐厅做了几年以后，我又跳到了一家小型教育出版社当顾问，这家出版社发行了一系列法国经典作品，出于谨慎，这些书中还细心地添加了许多注释，以起到净化原文的作用。这份工作在我的简历中占了一席之地。后来的其他几份工作我就没有写上去了。二战期间，我在外交部的政治情报局为国效力，负责审阅我军对法国维希政权开展攻势的宣传材料，对文风格式进行指导，甚至还有一位女小说家当秘书。的确，这份安逸稳定的战时工作让我有点骄纵忘形了。战争结束后，我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不想再过以前那种过一天算一天的苦日子，但不管怎样，我后来还是回到了那种生活，又熬过了几年艰难的时光，直到最后有一天，在皮卡迪利大街南端，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当时我正站在一家画廊外面，像那种画廊，你可能会在里面看到一幅某个默默无闻的17世纪荷兰画家的画作，而且未必是真品；或者，当时我也许正身处某家在行业内更低一等的画廊外，里面为了迎合观众的审美口味，挂着描绘一群快乐的红衣主教在礼拜五享用鲑鱼的画作，实在让人不可思议。64有一个穿着双排扣马甲、衣服上挂着表链的中年男子，我敢说他不可能对艺术抱有兴趣，却站在那里凝视着那些画，这时，我突然明白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了。“上个月在苏富比拍卖行，有幅画卖到了十万镑。一幅画能代表一大笔钱——只要你懂得够多，或者愿意去赌一把。”他紧盯着一幅有几头站在草地中央的母牛的画，那样子就如同盯着一颗象牙小球在轮盘赌的凹槽周围滚动。他端详的肯定是那些草地上的母牛，而不是那群红衣主教——谁也不可能想象在苏富比的拍卖会上会有红衣主教的画。
在皮卡迪利大街南端找到灵感的一个星期后，我孤注一掷地取出了自己三十多年来攒下的大部分积蓄，投在一辆拖挂车和大约二十幅廉价复制画上——这些画里既有亨利·卢梭65，又有风格与之大相径庭的杰克逊·波洛克66。我把它们挂在拖车一侧，附上每幅画在拍卖行拍出的价格和出售日期。然后我设法物色到了一个年轻的艺术系学生，让他为我快速仿制了一批粗糙的画作，每次画完一幅就署上一个不同的名字——他工作时我经常就坐在他身边，看着他在一张纸上尝试写出各种各样的签名。尽管有波洛克和穆尔67做榜样，足以证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姓氏也能卖出好价钱，但我们用的签名大多数还是外国人的。现在我只记得“斯洛兹”这个名字，因为他的画硬是怎么都卖不出去，最后我们只好涂掉他的名字，换成了“魏尔”这个德国姓氏。后来我才意识到，买主们至少都希望自己能够念出画家的名字，比如——“我前几天新搞到了一幅魏尔的画。”而“斯洛兹”（Msloz）这个名字让我自己念起来，最接近的时候听着也像是“斯拉基68”（Sludge），不知不觉中就可能会让买主们心生抵触，削弱他们的购买热情。
我开着拖挂车在一个又一个外省小城之间辗转奔波，然后在一座工业城市的富人区近郊落脚休息。没过多久，我便意识到，科学家和女人对我几乎毫无用处：科学家知道得太多，而家庭主妇很少有人喜欢赌博，如果不能像宾果博彩游戏那样能当场兑现，她们就不会下注。我需要的是赌徒，因为我做流动画展的目的其实在于推销：“看这儿，在画展这边，你可以看到在过去十年里售价最高的名画。你能猜到像莱热69的这几幅《骑自行车的人》和卢梭的《站长》这样的画竟然会值一大笔钱吗？再看这儿，在另一边，你有机会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