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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骨头或牙齿，对吧？别人也不可能把他放在公文包里带走。’
“但是正如你将听到的，故事的结局发生了逆转。你知道火车站的寄存处吧，就是乘客存放旅行箱之类东西的地方。嗯，赫希先生失踪大概两天以后，寄存处的女管理员跟行李搬运工说她那里有一只旅行箱，不知怎的她很讨厌那只箱子。她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就是非常害怕那只旅行箱。’于是行李搬运工过去闻了闻那只旅行箱，然后对她说：‘妈呀，听我说，你最好把这东西交给乘警。’乘警带来一只警犬，当它闻到这只旅行箱的味道时就开始嚎叫，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乘警觉得情况可疑，就撬开了那只箱子。箱子里是赫希先生的尸体，他穿着睡衣和拖鞋，蜷缩成一团。因为患有肝病，这个可怜的家伙本来看起来就异于常人。他的脖子上有绳子留下的深深勒痕。他是被勒死的。但是很奇怪，穿着睡衣和拖鞋的他怎么会从办公室跑到火车站的那只旅行箱里呢？
“负责这个案子的是梅兹里克警长。他看了看尸体，马上就发现尸体的脸部和双手上有些绿色、蓝色和红色的斑点。更引人注目的是赫希先生黝黑的皮肤。梅兹里克警长自言自语道：‘这个尸体腐烂现象着实有趣。’他试着用自己的手帕拭去其中一个斑点，接着他果然清除掉了所有斑点。他对其他侦探说：‘哎，我觉得这看起来像某种苯胺染料。我还得去一次赫西先生的办公室。’
“他首先在办公室里翻找染料，但是没有找到。突然卷起的波斯地毯抓住了他的视线。他打开其中一张地毯，用湿手帕擦上面蓝色的图案。他的手帕上留下了蓝色的斑点。警长说：‘这些地毯真是垃圾。’他接着搜寻，发现赫希先生桌子上的墨水瓶托盘里有两三个土耳其香烟的烟头。他对其中一名侦探说：‘我亲爱的朋友，你要牢牢记住一点，谈波斯地毯生意的人总是要不停抽烟，这是东方的习俗之一。’然后他派人把雨果先生叫来。他对雨果说：‘雨果先生，莱贝达先生离开后再没有人来过这里，是吗？’
“雨果先生说：‘不，还有人来过。不过赫希先生不愿意让我们提起。他曾经跟我们说，你们打理好那些皮毛，但是不要管地毯，那是我的事。’
“梅兹里克先生说：‘那是当然，因为这些都是走私来的地毯。瞧啊，没有一张地毯上有海关印章。如果赫希先生没有死，那国内税务局会找他的麻烦，他得交一笔巨额罚金。你有话快说，还有谁来过了？’
“雨果先生说：‘嗯，十点半左右有一个亚美尼亚人还是犹太人开着一辆敞篷车来了。他是个胖子，脸上的皮肤黄黄的，他用土耳其语之类的语言问赫希先生在不在。于是我告诉他办公室在哪里。他身后有一个瘦高个儿，大概是贴身男仆。那个人又瘦又黑，肩上扛着五大卷地毯，瓦茨拉夫和我那时候都忍不住想他是怎么做到的。这两个人去了办公室并在那里待了差不多一刻钟。我们没有特别留意，但是这段时间里我们听到那个奸诈之徒与赫希先生一直在交谈。后来那个贴身男仆走下楼来，但是这次他肩膀上只有四卷地毯。我心里想，啊哈，赫希先生买了一卷地毯。哦，对了，那个亚美尼亚人走到办公室门口时又转过身去跟办公室里的赫希先生说了些什么，但是我不懂他说的话。后来那个瘦高个儿把地毯扔进车里，他们就开车走了。’雨果先生继续说：‘我之所以一直没提这事是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奇怪的，不是吗？像他那样的地毯商来访很常见，而且这些人都是骗子。’
“梅兹里克先生说：‘呃，雨果先生，我不妨告诉你这件事确实有蹊跷。那个瘦高个儿把赫希先生的尸体藏在一卷地毯里带走了，明白了吗？真该死，你可能注意到他下楼时比上楼时还吃力。’
“雨果先生脸色刷白，说道：‘没错。现在我想起来了，当时他的腰弯得厉害。但是事情不可能是这样，先生。他身后的那个亚美尼亚人还站在办公室门口跟赫希先生说了话。’
“梅兹里克先生说：‘啊，他当然是对着空无一人的办公室说话。那个瘦高个儿奋力勒死赫希先生的时候，另一个人八成在不停讲话，没错吧？啊，雨果先生，你可不是那些亚美尼亚犹太人的对手。他们把赫希先生的尸体藏在卷起的地毯里，然后带到旅馆。但是当天在下雨，这糟糕的地毯又是用苯胺颜料染的色，于是褪掉的颜色就染到赫希先生的脸上了。这件事再清楚不过了，不是吗？然后他们在旅馆里把赫希先生的尸体塞进一只旅行箱，接着把那只旅行箱送到了火车站。事情就是这样，雨果先生。’
“当梅兹里克先生忙着调查这个案件时，秘密警察也发现了那个亚美尼亚人的线索。你看，那只旅行箱上面贴着柏林某家旅馆的标签，这说明那个亚美尼亚人给小费一贯很大方。要知道，这些标签被旅馆的门童作为一种国际通用标志使用，作用是标明行李主人会给多少小费。这个亚美尼亚人出手很大方，让柏林的那个门童记忆犹新。他的名字叫马扎尼安，他极有可能是在去维也纳的途中经过布拉格。但是他们在布加勒斯特才抓到他，而他在还押候审的时候自缢身亡了。他杀害赫希先生的原因无人知晓，很有可能是赫希先生在君士坦丁堡那段时间里他们有些生意上的纠纷。”
陶西格先生若有所思地总结道：“但是这件事至少告诉你做生意首先要讲诚信。如果那个亚美尼亚人卖的不是用廉价苯胺染料染色的地毯，他们也不会那么快就猜到赫希先生是怎么死的，不是吗？卖伪劣商品的人迟早要遭报应。”
未曝光的凶杀案
霍迪克先生说：“这让我想起一个案子。这个案子经过了周密的策划和精心的安排，但恐怕你不会对它上心，因为它还没有一个妥善的结局，它背后的秘密也没有浮出水面。总之，如果你不想听就照直说，我也到此为止。”
“你可能知道，我住在维诺赫拉迪的克鲁斯伯克街。那是一条很短的小巷，巷子里没有酒吧，没有洗衣店，也没有杂货店。住在那里的人大多晚上十点就上床睡觉，只有年轻人喜欢在家里听无线电收音机，到晚上十一点才上床。那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守法的纳税人或二级公务员，此外还有几个养金鱼的人、一个班卓琴手、两个集邮者、一个素食者、一个巫师、一个信奉神智学的旅行推销员。再就只剩下女房东了，其他人可以从她们那里租到干净整洁、配备齐全的房间，还能享用她们提供的早餐，这就跟租房广告里说的一样。
“那个信奉神智学的男人每周都有一天（通常是星期四）直到午夜才回家，因为他忙着跟神灵交流。每个星期二，那两名金鱼行家也是午夜才回家，因为他们去参加了水族联盟的聚会。他们站在灯柱下讨论胎生鱼类和龙睛金鱼。三年前有一个喝醉酒的男人走过这条街，但估计他住在其他地方，只是在这里迷了路。以前还有一个名叫科瓦连科还是科皮泰科的俄国人每天晚上十一点一刻都会在回家途中经过这里。他是个身材矮小、胡须稀疏的男人，住在克鲁斯伯克街7号扬斯卡太太家里。没人知道这个俄国人是如何谋生的，但是他总是窝在家里，到下午五点才会拎着公文包到最近的车站坐有轨电车去镇上。十一点一刻他会准时出现在那个车站，然后走向克鲁斯伯克街。后来有人说这个俄国人习惯在下午五点光顾一家咖啡馆，在那里他会与其他俄国人谈天。但是其他人说他不可能是俄国人，因为俄国人从来不会那么早回家。
“去年二月的某一天，我正打瞌睡，突然听到五声枪响。刚开始我像小孩一样玩心大作，在自家的院子里甩了一鞭子，这一下发出了不小的声响，令我非常欣喜。但是我一下子醒悟过来，意识到刚才是有人在街上用左轮手枪射击。于是我赶紧打开窗户，看见克鲁斯伯克街7号前面有一个手拿公文包的男人面朝下躺在人行道上。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传来嗵嗵的脚步声，一名警察出现在那个角落，他跑向地上的男人并试图抬起他，但力气不够，只好又把他放回地上。警察说了声，‘该死的！’然后吹响警哨。就在那时，另一名警察在另一个角落出现并跑向中枪者所在的角落。
“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我快速穿上拖鞋和外套跑了出去。在路上我碰到了住在这条街上的素食者、班卓琴手、一个金鱼行家、两个看门人和一个集邮者。其他人只是隔着窗户看，他们吓得牙齿发颤，心里想着：‘如果我出去，很难说我会不会卷进麻烦里。’此时两名警察已将中枪者翻了个身。
“我吓得牙齿发颤，说道：‘啊，这是那个俄国人，名叫科瓦连科或科皮泰科，就住在这条街上扬斯卡太太家里。他死了吗？’
“其中一名警察似乎不知所措，他说：‘不知道，我们应该叫医生来。’
“同样吓得牙齿发颤的班卓琴手问道：‘为什么还让他躺在这里？’
“此时已经有十几个街坊聚在那里，他们都又冷又怕。两名警察在中枪者身边跪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松开了他的衣领。这时候一辆计程车在这个街角停下，司机走下车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可能他希望这是一个醉汉，这样他就可以载他回家。
“他亲切地问道：‘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呢？’
“素食者结结巴巴地说：‘有人中——中枪了。让他上你的计——计程车，你带他去医院。他可能还活着。’
“计程车司机说：‘啊呀！我可不喜欢这种乘客。但是，等一下，我把车开过来。’然后他慢慢地走向他的计程车并将车开到我们所在的位置。他说：‘抬他进来吧。’
“两名警察费力地将这个俄国人抬进计程车。司机万般无奈，运尸体可不是什么好事。
“先到的那名警察对另一名警察说：‘喂，老兄，你带他走，我要记录目击者的名字。’他又转头对司机说：‘司机，带他去医院，开快点。’
“司机发牢骚地说：‘开快点，我这烂刹车可没问题。’说着他将车开走了。
“先到的那名警察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说道：‘先生们，你们要告诉我你们的名字。这只是为了取证。’然后他在笔记本上慢吞吞地挨个写下了我们的名字。他的手指可能冻僵了，但是在他写完之前我们都快冻死了。我回到房间时是十一点二十五分，所以整件事应该是持续了十分钟。
“我估计要是陶西格先生在这里就会觉得这件事没什么新鲜的。但是陶西格先生，你要知道这种事在我们这种名声很好的街上发生就是一件天大的事。邻近的街道好像沾了什么光，告诉每一个人这件事就发生在哪个角落。而稍远些的街道假装若无其事，但我告诉你，他们实际上又愤慨又苦恼，因为这件事不是在他们那里发生的。后来事情又发生了几次转折，他们只是不屑一顾地说：‘那里应该是有人死了，但也不一定是真的。’这只是他们嫉妒的表现。
“你可以想象，第二天我们一整条街的人是怎样迫不及待地要去看晚报。首先我们想了解这起凶杀案的最新情况，其次报纸上肯定会有一些有关我们街道及街道所发生事件的报道，想到这点就让我们高兴。众所周知，人们最喜欢报纸报道他们亲眼所见的事情，也就是那种可以让他们做目击证人的事件。比如说有一匹马倒在这条街上，导致交通停滞十分钟。如果报纸没报道这件事，这件事的目击者就会牢骚满腹，然后把报纸丢到角落里，认为这报纸糟糕透顶。他们认为自己是事件的一部分，但报社却认为这件事不值一提，这让他们几乎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依我说，报纸报道本地新闻的唯一原因，是本地事件的目击证人如果没有在报纸上看到相关报道就会很生气，然后他们就不会再买报纸了。
“告诉你，我们发现没有一家晚报提到我们街上发生的凶杀案，这简直让我们目瞪口呆。我们牢骚满腹，这些报纸报道了各种丑闻和政治上的烂事，甚至还报道了有轨电车与独轮手推车相撞，但就是没看到有关这起凶杀案的新闻。总之这些报纸很差劲，简直糟糕透顶。但是集邮者突然想到警方也许不让报纸现在报道此事，这样就不会影响他们办案。这种想法让我们的心绪安宁了，同时也让我们更加好奇。一想到我们住在这样一条有影响力的街道上，而且我们是这样一起神秘案件的目击者，我们就骄傲不已。但是第二天报纸上还是没有提到这件事，而且警方也没有派人过来调查。更让我们觉得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人去扬斯卡太太家调查，至少也应该封锁那个俄国人以前住的房间吧？这让我们十分震惊。班卓琴手说也许警方想隐瞒整件事。他补充说：‘天知道这事情背后有什么秘密。’
“由于报纸没有报道我们街上发生的凶杀案，街坊们开始抗议：他们认为一定要做点什么，那个俄国人是他们的街坊，他们很乐意把这件事追查到底；街坊们明摆着正在受苦受难，这里的铺路和照明都非常差劲，如果这里住着一位议员或者报社记者，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像这样的牢骚数不胜数，愈演愈烈。因为我在这条街住的时间最长，而且我也不是别有用心之人，街坊们就叫我去警察局当面指出警方处理这起凶杀案的方式有多么让人反感。
“于是我就去找巴托谢克警长。我对他还有点熟悉，他是一个忧郁的人。他们说这是因为以前他失恋了，失恋后他才进入警察局工作。我对他说：‘你好，先生，我只是来问问克鲁斯伯克街的那起凶杀案调查得怎么样了。街坊们都在想警方为什么把这件事弄得如此隐秘。’
“警长问道：‘什么凶杀案？我们这里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