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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被广泛视为英国之文教开明的一个标志。“对于几乎每一种顽疾或病痛，”一位城市牧师在1762年感叹道，“都迅速建立了收容所，以帮助那些不幸……贫困的患者。”“慈善事业幸福地遍布于这片国土之上”，人们对此欢欣鼓舞，伦敦作为一个整体，“尤其因其慈善事业，堪称人性之光，基督教之光”。
13.伦敦抹大拉之家，英语世界中最早建立的忏悔妓女收容所。
因此，拯救贫困女子于性苦难的慈善之举只是作为一个部分，从属于提升劳动阶级的健康与人口之更为广泛的运动，由此也增进了国家的实力与繁荣。尽管如此，极具针对性的慈善事业的日益突显，同样展现出人们对于女性之纯洁与罪过的全新感情。过去的观点认为，给养私生子与性罪犯会鼓励偷情。笛福在1728年对于育婴堂大唱反调，这会“为淫荡提供温床，还会鼓励偷情……如果人们可以如此轻松地摆脱其私生子，他们犯罪时又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很快就会因为弃婴而不堪重负，如果为卖淫提供这样的方便之门”。然而到了18世纪中期，相反的观念第一次居于主流。的确，有一些情况比别的更容易诉诸人的同情心。例如，论证性病患者是应受到关怀的受害者而非恶人与罪犯的言论，就见于性病医院早期宣传者的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辩护话语中。不，她们身不由己，染病的妓女（而其他人“心甘情愿染上此疾”）不是“下流的玩意”；不，她们不应“自生自灭”；不，她们继续交易，传播疾病，并非出自意愿，仅仅是“迫不得已”。性病医院在争取舆论支持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其实际的益处似乎相当有限。对纯粹厌恶的问题亦没有帮助。牧师在任何慈善机构都不会像在这儿一样，毫不急于拯救灵魂，而是跟他的病人坦承，他没办法在病房里待太久，或“私下进行交谈”，因为她们的病状实在令人反感。
14.兰贝斯收容所，人们把可能面临诱奸风险的贫穷女孩送至此处，培养为用人与学徒。
更具吸引力的是这一前景，即通过救助悔过的妓女“让坏女人变成好女人”。在18世纪50年代，倡导这一观念乃成为了上流社会的风习。报纸与小册子竞相讨论着它的原则与实践。国会议员们对其赞不绝口，坎特伯雷大主教对其饶有兴趣。霍勒斯·沃波尔打趣说，把草莓山改造成“一所收容悔过女孩的医院”。时事诗人约翰·洛克曼“在读到了拯救被抛弃与卖淫的女孩之提议后”，草就了《堕落女子玛格丽塔在德鲁里巷阁楼的独白》，后来在沃克斯霍尔配乐演出。不那么时髦的公众则可以购买一便士的小册子，里面阐述了忏悔院之功用。萨默塞特公爵遗孀在1729年就是一所育婴堂最早的“请愿女士”，她同时也是发动募捐的先行者。许多彼此竞争的计划被设计出炉。《伦敦纪事报》将支付任何一种提议的出版费用，为了帮助寻找最具可行性的计划。一个由杰出人士组成的大型委员会也着意于此，其成员包括了怕老婆的演员大卫·加里克，他的婚姻幸福得很，以至于他从来不曾离开他老婆一天，还包括声名狼藉的浪荡子约翰·威尔克斯，此人乃纵情声色之辈。这一时期没有其他的实践方案，可以如此成功地吸引大量情怀各异的男人与女人。
其普遍的吸引力也显著体现在当时重要作家的看法之中。在18世纪50年代塞缪尔·约翰逊结识了大量妓女，尽管他强调，主要是“为了聆听她们的故事”。“他的年轻朋友们有时假装指责他不太正经”，一位早期传记作者记录道，“但他回答道，‘不，先生，我们从未有鱼水之欢’。”约翰逊博士自己一度解救了“一位堕落的女子”。他把她背回家，照顾她治好性病，并给她找了个体面工作：正好在慈善机构，是一所公立医院，这自不在话下。
塞缪尔·理查森则相反，他吹嘘自己这辈子从没逛过妓院，甚至从未“与一个淫妇相处”，但他同样持有上述那种慈善观。早在18世纪40年代，他就倡导建立“从良妓女的学校”，并与其红颜知己布拉德肖女士讨论如何最好地帮助那些堕落的女人。1751年当他修订《克拉丽莎》之时，特意强调了女主角对自己被迫失贞的忏悔。书中一个人物哈洛小姐说道：“既然她能最终忏悔，那么她最初失足也不算什么大事。”三年之后，其笔下的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的敏感心灵之体现，正在于他听闻其父亲的旧情人——“可怜的从良妓女”奥尔德姆夫人——之“忧郁故事”后，投之以怜悯的态度，那个妇人“像个忏悔者那样……流涕”，感激着他的善良。在小说后面，理查森让查尔斯爵士发表了一场动人讲演，以支持“一座收容女性忏悔者的院所”，在其中，误入歧途的女性可以“重拾道德”。而在抹大拉之家建立之初，理查森就成为了一位慷慨的捐助者，并为其积极奔走。
更重要的是两类人群的参与。第一类是城市的治安法官。“他们不会乐见这种美好的变化，”盲法官约翰·菲尔丁慨叹道，“悲惨的妓女转变为正派、端庄、幸福的女人，并成为自食其力的家庭用人。”他的同事桑德斯·韦尔奇在1753年写道，他有好几年时间都在痛苦地期盼着，“在这个医院林立以治疗几乎一切人类病痛的时代”，应该有一家“面向不幸的底层民众，把他们从疾病与厄运中拯救出来，不使其成为公众的麻烦，而变成对公众有用的社会成员”。18世纪50年代晚期，他们两人都向公众详尽地提出了相关方案，并积极地着手筹款。
更重要的是，此种计划得到了工商业慈善家团体的支持，其中就包括汉韦这个18世纪最活跃与最古怪的人道主义者，以及他的商业伙伴罗伯特·丁利。这些人有广泛的人脉，擅长鼓动公众舆论，而且作为其他合资慈善机构的创建者与管理者，他们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经验。一旦他们全身心投入创建忏悔院，则势在必行。“这似乎是我们唯一漏掉的东西”，1758年，汉韦在信中兴奋地对丁利写道，而当时忏悔院的建设已指日可待了。多么光辉的前景，他欣悦不已，“顺乎天道”，把邪恶的妓女转变成幸福的妻子与母亲——“这既是一项创造的工作，也是一项救赎的工作”。
一旦通过这些方式得到了仔细阐述与大力倡导，忏悔院之观念就比18世纪任何其他的慈善机构更迅速、更确定地攫住了民众的内心。第一次募捐的时候，仅仅数周之内就募集了三千英镑——这比别的慈善机构数年募得的经费都多。数月之内，管理者们就租下并装修了一座建筑，而在1758年8月10日，白教堂的抹大拉之家即接受了第一批忏悔者。在1760年，其收容者的数量已从最初五十人的限额增加至一百三十人，而到了1769年，当它开始在黑修士建设新的宿舍之时，已经送出了一千五百名以上的女性。接下来的数十年间，大量捐款从英语世界的各个地方源源注入。“从白金汉郡到巴巴多斯，从米德尔塞克斯到马德拉斯，从切普斯托到加尔各答”，男男女女们热情地支持着这一新的慈善机构。
它的成功是一个例子，体现出人们对于性乱行为的处理方式发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变迁。从此以后，非官方的慈善组织就一直在针对卖淫的社会政策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补充甚至取代了教会与国家的传统监管与惩罚手段。这乃是集体慈善事业之规模与目标的一次明显扩展。不止于此，如今公共政策的预设是，女性并不总是要为她们自己的性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相反，她们需要从无法自主的环境中得到解救。因此，慈善事业既重新审视了卖淫问题，又指出了一种全新而激进的解决之道。“古老的应对手段收效甚微，”汉韦主张道，“让我们尝试一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忏悔与新生
慈善事业许诺会带来三种益处：精神的、人口的、经济的。它的手段显然是新颖的，但令人吃惊的是，其背后的理由却与传统中支撑着惩罚手段的那些理由如出一辙。
例如，两者的根本目的都是把罪恶者从诅咒中拯救出来。不同于其他的慈善机构，抹大拉之家的支持者们声称，它既要解救肉体，也要拯救灵魂。只有它抚慰着“受伤的心灵”，缓解着“流血的良心中难以形容的痛苦”；只有它“旨在治疗灵魂，不仅要减轻一时的痛楚，更要消除永恒的折磨”。每一个女人在进来时都被提醒，“其禁闭的主要目的”乃在于她的救赎。
为了这一目的，抹大拉之家的生活充满了私人与公共的祈祷、布道、颂诗、说教文阅读，以及常驻于此的女性主管与牧师们讲授的宗教课。斋戒“特别受到推崇”。所有这些手段的根本目的都在于教导收容者一心向善。正如极恶之人的临终对话，或者死刑犯最后的临终忏悔，对于从良妓女的精神训练亦旨在让她们进入一种适当的状态，为其后能升入天堂。事实上，死亡本身常被描述为一种即将到来的幸福解脱。“未来的极乐”并不遥远，收容者们被告知，“永恒的慰藉”正在天堂等待她们，而天使们已经准备好弹奏他们的竖琴。
此种观念在说教文献中屡见不鲜。1770年，机构的管理者出版了一本“对一位从良妓女的真实记录”，告诉公众成功的忏悔者究竟有何结局。它记述了一位女孩，在她出院后不久就陷入了重病，因为坏疽而失去了一条腿，并最终死去。在那本风行于世的《F.S.的辉煌死亡，一位死于1763年4月二十六岁的从良妓女》（Triumphant Death of F.S.，AConverted Prostitute who died April 1763，aged 26）（至1800年，此书在大英帝国已至少再版了十四次）中，女主角于弥留之际在病榻上躺了一个月，接待参观者，以证明上帝的仁慈，并且在她毫无痛苦地善终之前，突然唱出了即兴的歌曲。甚至抹大拉之家女性主管之客厅里的宣传画，也描绘着“一个忏悔妓女的死亡”。
不过，忏悔者也应该在此生中获得新生。这所慈善机构有时被形容为一种尘世的天堂——一个“小天堂”，一块“福地”，“一座神圣的避难所”。一部早期的记述骄傲地写道，此地是如此圣洁，以至于仅仅是关于它的报道就能让罪人洗心革面。其他评论者，例如霍勒斯·沃波尔与他的诗人朋友爱德华·杰宁汉，十分喜欢将其比作女修道院。“那些人虽然年轻时已受玷污，”杰宁汉在1763慷慨赋诗，“她们却再一次获得了纯洁，/修女似的忏悔挽回了她们的声名。”这首诗歌受到了不可思议的巨大欢迎。
最常见的隐喻则把抹大拉之家比作一个家庭，被收容者乃是婴儿，在这个世界得到庇护，并被培养为守纪、贤淑、温顺之人。监督人不被称为主事者，而被唤为“保卫者”与“父亲”，女性主管则是“整个家庭的好母亲”，忏悔者会得到“父母般的慈爱”。一旦处于一种婴儿般无助的状态，她们就成了其父母“羞耻的女儿”、“苦难的孩子”。人们满意地说，她们“像小孩子一般天真地”生活。为了促进她们的恢复与新生，人们倾向于以更温和的方式进行教导，尽可能地抹去她们过往的阴影。一个女人会获得一个新的名字。不允许有人打探她的过去，尽量让她避免与外界接触。
通过这些做法，每一个忏悔者的名誉被洗净，其人格被重塑。懒惰与邪恶不复存在，她会养成守纪与节制的习惯。在入院之时，她就要发誓“谨守规矩，温良有礼”。她的旧衣服都得被脱掉，如果看上去过于“艳丽”的话，还要被没收。她要穿上朴素的白色制服，必须保持“恭顺、温柔与谦卑的外表”，其餐食则简单而健康。每一天都严格按照时间表做礼拜与努力工作，其实际目的依据的是《圣经》中关于基督生平的记载，那是沉思与模仿的对象：“他从不间断地履行个人祷告的义务”、“他心灵的谦逊与恭顺”、“他在简陋环境之中的满足”等等。通过这种方式重新教育妓女，恢复她们的健康与美德，并且永远地治愈她们“心灵的顽疾”，以此让她们在尘世获得新生。尤其是，这为她们重建家庭铺平了道路，而家庭乃是公共与个体和谐的最佳保证人。在管理者眼中，重建家庭生活之结构乃是一种核心的关切，他们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来协调忏悔者与其父母和友人的关系。
抹大拉之家的家长式作风，其对于再教育的重视，其修复破碎社会关系的目标，都使其不自觉地呼应了16和17世纪教养院的理想。与此相类的还有其对于国民健康的关注，虽然这一事务在18世纪中期比都铎和斯图亚特时代要重要与发达得多。正如18世纪中期每一家重要的慈善机构，抹大拉之家的一个宗旨乃是增加人口。1759年，据其管理者估算，约有六成被其解救的女性，如果未得到救助则会“在两年之内过世”。在其支持者的眼中，她们都是值得拯救的无价生命，尤其“在这个硝烟四起、人口锐减的时代”。
最令人振奋的前景即是那些女子的结婚与生育。在18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最能鲜活体现慈善事业改造力的例子，即为不事生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