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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卑鄙、狠毒、无耻的男人！
在许多女性作家对于性关系的写作中，其要旨正如1686年少女诗人莎拉·费奇所述，男人们一直试图“捕获”贞洁的女人。他们对于女性之好色与善变的一切斥责，只不过是让女人成为“替罪羊”——实际上男人才一直在压迫与引诱女人，他们贪得无厌地猎艳偷欢，恬不知耻地大行其道：
不仅没有隐藏他们的骇人之举，
而且还展示与炫耀着这种可怕的罪行；
而且
你们说服我们，只有我们女人
应对所有罪行负责，而你们则清清白白，……
因为你们用尽手段让女人变成了娼妇，
所以如果你们敢，你们会说所有女人都是这样。
从长远来看，影响更深远的是女性对于小说这种新文体之创造所作出的贡献，这种文体在18世纪中期爆发，成为了最有影响的虚构文学，并且成为了道德与社会教育的核心渠道（正如这一文学形式的卓越代表在1747年所述，这种“故事或娱乐不应当被完全视为一种敦风化俗的工具”）。虽然小说从来都不是一种稳定或单一的范畴，而是一种不断演化的混合形式，不过这种崭新叙事方式之影响却是确定无疑的。小说作者们越来越强调现实主义——刻画真正的男女生活，而非虚构的个性。这一文体对于角色之心灵与感受的探索比戏剧要深入得多，此外，戏剧对于情节、时间及语言亦有更严格的限制。如今新的文体可以毫无限制地剖析感情状态之变化、内在的想法以及主观感受，而每一个读者都能对此独立思考。由于这些原因，求爱与诱奸就成了小说的基本主题。自此，女性就以小说家、小说读者以及小说女主角的身份突显出来。至19世纪初，简·奥斯汀可以自信地断言，尽管被人贬低为琐碎，但实际上，女性小说家对于女性生活之探究，“较之当今其他的文学人群，提供了更广泛与更真挚的快乐”，在她们的文学作品中“展示了心灵最伟大的力量，以最精炼的语言向世界传递了最广阔的人性知识、最快乐的多样性描述，以及智慧与幽默之最活泼的迸发”。
奥斯汀的早期先驱，如莎拉·贝恩、德拉莉韦尔·曼利与伊莱莎·海伍德，她们笔下的女主角对于性欲皆毫无意识。与此同时，与早期女性剧作家一样，她们也强调了还有男性的诱奸、背叛与不忠，此外，她们也深入展现了女性之为受害者的观念。在曼利《新亚特兰蒂斯》（New Atalantis）的第一部分中，我们看到一个淫荡的女人被两个诡诈的男人欺骗并惩罚。第二部分则更为残酷，一个有权有势的贵族设计引诱并强奸了被他监护的无辜少女，然后又抛弃了她：
她的余生是一种充满了恐怖、悲惨与痛悔的景象。她的死亡乃是一个标石，警告着所有轻信的少女不要再因为男人的誓言与虚情假意而重蹈覆辙。
女性的思想家与哲学家，同样开始深入阐述男人对于性怀有的冷漠与不公正的态度。正如玛丽·阿斯特尔在1700年沉痛不已地说道：“对他们而言，女人若因他们的玩弄而毁掉，完全是无关痛痒之事，盖因女人天生即是他们的奴隶……男人用来俘获女人的伎俩更仆难数。”女人“怎么小心提防也不过分”。相似的观点也见于玛格丽特·卡文迪什、达玛丽思·马沙姆以及其他女权主义者。当然，这种论点并非始自今日。早在1640年，我们就能有所窥察，例如大众诗人约翰·泰勒就曾经想象过女性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妓女并非天生，而是由男性的背叛所致：“那些伤害她们的人，岂非显得道貌岸然？那些腐蚀她们的人，岂非显得趾高气扬？……这个世界之所以把一些女人烙上娼妓的标记，正因为存在着致其沦落的嫖客。”男人才“沉溺于荒淫无度”，而女人则天性贞洁。类似的观点也出现于中世纪某些批评厌女观的人物。不过，只有从17世纪晚期开始，这些观点才开始被公开、详尽且广泛地表达出来，它们在更广阔的层面显著地改变了当时的文化。
甚至普通阶层的女性，如今也可以了解与传布这种观点，她们中不少人是迅速发展的报纸杂志的读者。从17世纪90年代起，报纸普遍鼓励其读者寄来疑问、评论、随笔及诗歌以备发表。不少杂志专门针对女性而发声，更多的则面向一般男女读者群。由此，女性的意见、爱情与求偶成为了颇受欢迎的新闻主题。在此前，女性发表文字的尝试往往饱受传统之争议。如今，作为印刷媒体、读写能力与通信交流之民主化大潮的一部分，女性的声音与关切变成了公共讨论的一个恒久而日常的组成部分，不停且自信地向日益增长的读者群体发声。
所有这些社会与思想的发展（我们在第六章将就此进一步探讨）都可以通过1726年5月20日的一封特别的书信体现出来，它的作者是一位来自伦敦的心碎的年轻女子。在她的丈夫出海期间，她被一个熟人诱奸（也许是强奸），在欺骗之下与他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怀上了他的孩子，最终被他抛弃。悲痛欲绝的她挺着大肚子，穿越一百多英里来到肯特郡，找到了那个男人，并且托人捎信给正在迪尔沿海行船的他。而当他对此毫不理睬，并鄙视她不过是“妓女”时，这个女人选择了投水自尽。在自杀前几日，她给一个朋友写了封信，死后在其住所被发现，随后刊登于《伦敦日报》的头版，数以千计的男男女女们读到了这封信。以下就是她的这封临终之言：
夫人：
……
我希望自己可以停止思考。忍受耻辱，我不能做到；这样来面对我的朋友，或实则面对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比死亡更可怕。我愿意原谅整个世界，甚至原谅L先生这个我所遇到的最大敌人……我认为自己的过错在于如此信任他：我希望自己的不幸情形能为其他人提供警示，即不要对男人着这种不忠实的动物过于信任。
……
L先生应该没怎么读过洛克先生的书，他的行为与之甚为相悖。洛克先生反复教诲我们须推己及人，不应信口开河，纵使要救人性命。他在想到我的时候应该想想这些话。他不会忘记我是如何受他摆布而陷入迷惑，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抗拒：他后来双膝及地，恳求我原谅他，像一个男人糊弄女人那般对我许诺一切，发誓如果自己辜负于我，就天打雷劈……他声称将待我如妻子而非友人，虽然难以给我名分，但他会像丈夫一样将我深爱，对我负责。噢！如果他信守承诺，那么我会一直心满意足。但我没做过男人的姘妇，不了解这样的背叛……可我仍然会原谅他，并且承认自己的过错。人们不应对此轻率地评判，如果他们不了解我的衷情。
您谦卑的仆人
H. B.
这完全是一出个人悲剧，其当事人在人群之中如此普通，以至于我们如今甚至还不知晓他们的全名。在过去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女人可以写下她的堕落之事，明确地指责男人的薄情寡义，而这样一篇普通的性受害者的私人记述，又可以迅速传遍具有同情之心的全国读者。到了18世纪早期，这一切都成为可能。
因此，从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初期，一种关于男女性关系的崭新观点逐渐占据上风。其对于男性淫荡之预设，很大程度上源自女性表演者、作家、观察家以及读者的逐渐兴起。塞缪尔·约翰逊在1750年说道，在过去，“因为写作能力主要是一种男性的天赋，所以他们指责女人造成了这个悲惨的世界”，但如今女性打破了男性对写作的垄断，并且她们“更有力的论述”已经推翻了古代关于女性更为善变与淫荡的男性偏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新的观念同时见于男性纵欲的辩护者与批判者，因此它的影响力越发巨大。至18世纪30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于认为男人，尤其是有身份的男人，总是残忍地试图占有女人——他们运用了所有更高的知识与权力来瞒骗天真的女性，同时又持有一种不公正的双重道德标准，以谴责受害者而非引诱者。
新颖的看法
这就是为什么英语世界中最早的一批伟大小说家如此关注诱奸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当推塞缪尔·理查森，他的《帕梅拉》《克拉丽莎》以及《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是18世纪最具轰动效果与影响力的小说。他的作品正是女性视角之不断强化的一个经典例证。尽管他的小说充满原创力，但其中的一般思路与主题明显源自此前有关女性之被追求、引诱、强奸与压迫的小说，那些作品出自女性作家先驱佩内洛普·奥宾、简·巴克、玛丽·戴维斯、伊莱莎·海伍德及伊丽莎白·罗。一个广泛的女性熟人、读者与通信者的圈子为他助力，反过来，其作品也表现了作者亲眼见证的可敬女性，她们生活在男人的淫威之下。正是这些书籍，最为有力地帮助建立起小说这一英国文学的卓越文体，并将诱奸的故事作为其最基本的情节。纵观整个19世纪，我们很难想到有多少严肃的小说家不曾致力于这一主题。
理查森的作品之所以社会影响更大，在于其自觉地吸收现实事例，将自身呈现为一种纪实的历史，并力图为读者提供有关爱情、求偶与欲望之事务的指导。事实上，理查森的小说中不少主题已经出现于他此前公开发行的说教读物。在其第一本书《近简集》中，男人贪婪性欲之危险性就已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其要旨是，正如一位父亲坦率地告诉他女儿的，“男人皆诓汝”。另一个人则警告说，“现代的年轻男子淫荡无耻”，这会给“他们遇到的年轻淑女带来可怕的危险”。而另一个女孩则被警告，“与一个人品败坏的男士交往”极其危险，那个人“已经糟蹋了两个甚至三个富裕商人的女儿”，他肯定也会引诱她——“用尽花言巧语许诺”与你结婚。盖因浪荡子无所不在且积习难改，他们往往只是追求性征服，他们在实施罪恶前，先“以海誓山盟的表白”悄悄得手。最大的危险则来自于身处高位的男人，他们是“财大气粗”的登徒子，是对纯洁的女仆“垂涎三尺”的一家之主。
理查森对这后一种事例非常熟悉。他曾听说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仆“服侍着夫人，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引起了夫人儿子的注意，这个少爷是个无法无天的家伙，他在自己母亲死后，就用尽手段试图诱奸她”。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又如伊莎贝拉·克兰斯顿的事情不仅在私下流传，而且见诸报端。18世纪20年代早期，莎拉·乔利的妓院“诱骗她到那儿做活”，实际上是把她交给了浪荡子弗朗西斯·查特里斯上校。或者如安妮·邦德在18世纪20年代末期，“失去了其仆人的工作，坐在其租住的房子门前，这时一个陌生女人走过来，询问她是否想找个地方工作。然后告诉她，自己可以帮助仆人找工作。”这个女人是伊丽莎白·尼德汉姆，曾是乔利夫人的邻居，她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妓院老板与鸨母。因此，安妮·邦德最后发现自己也被送去服侍查特里斯上校。他花了十天时间在家中设计诱惑她，让她睡在自己的卧室，“时不时……给她一袋金币，并告诉她，他可以给她漂亮衣服与金钱，给她一座房子住，还可以给她找个丈夫”。后来，他放弃了说服她的企图，直接强奸了她，然后将其抛弃。
跟同时代许多评论家一样，理查森显然也被女性遭到诱奸与被骗卖淫的事情所吸引。在《近简集》中，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子刚到伦敦，有人骗她去服侍一位夫人，结果却陷入了淫窟。她在那儿碰到了另一名年轻女子，此人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如何被人欺骗、强奸，最后被迫卖淫：
在这种可怕的处境中，我每天都陷入不同男人的可恶纠缠中，我虽然一直极力抵抗，但总是无济于事。这里充斥着可耻的罪恶与恐怖，我已经逗留了十个月，处境之悲惨远非口舌所能表达。
理查森十分重视将此类现实生活的情节传递给读者，以至于在本书的173封信中，他只在这封的后面附上一则文字，以强调此事的真实性：“注意：这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是出自那位女士之口，她好不容易才逃出那个邪恶鸨母的圈套，此事定然属实。”
在他的小说中，同样的事实展现得活灵活现。他的女主人公都是被好色的上层男性追求、诱拐及不断威胁的少女。在《帕梅拉》中，淫荡的乡绅B凌辱了十五岁的女仆，而这并非因为他特别邪恶，而在于整体文化都对这种年长、富裕及有权势的男性糟蹋下层女性的行为予以默许。那个男人的管家朱克斯夫人“是一个邪恶的鸨母”，她囚禁了帕梅拉，一面威逼一面利诱她委身于其主人。“男性与女性难道不是为了彼此而存在的吗？一个绅士爱上一个漂亮女人难道不是自然的吗？如果他能得偿所愿，难道是一件坏事吗？”“堕落”是一个“愚蠢的词汇”，她用花言巧语赞美一个被供养的情妇何等高贵，“如果你愿意，或者更体面地献出自己，天底下还有什么女人比你更幸福呢”。当帕梅拉毫不屈服，这个老女人就失去了耐心，鞭打与辱骂她，把她按倒，鼓动着B先生强奸她（见彩图3）。B先生的一个邻居就女主角的境况慢吞吞地说道：“这有什么呢？无非就是我们这个浪荡的邻居看上了他母亲的女仆而已。如果他满足她的一切要求，我看不出她受到了多大伤害。在整件事情中他并没有伤害家人（他的意思是说，B先生没有伤害任何重要的人，没有伤害到他这一阶层中的任何人士）。”甚至连教区牧师也对此听之任之：“他说，因为这种事情太普遍、太流行，单凭一两个牧师根本不足以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