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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不绝。甚至在他俩相识之前，我就分别和他们是朋友。他们结婚后，我们继续保持着友谊。那是一种安静、稳定的友谊，不需要不断进行情感证明，也不仰仗我们多久见上一面。有时，一年或一年多也见不了一次面，然而他们仍然热情地接待我。但由于某种原因，我从未在他家过过夜。
大约二十年前，达莉娅和亚伯拉罕·列文有个独子亚尼夫。那孩子的性格有些孤僻。长到十几岁时，他变成总宅在自己房间里的少年。他小时候，我来串门，他总喜欢把脑袋贴在我的肚子上，还会藏到我的套头衫底下。有一次我给他买了只乌龟作为礼物。四年前，大概十六岁的他有天走进父母卧室，爬到他们床下，用父亲的手枪打中了自己的头部。他们找遍整个村子，找了一天半，却不曾意识到他就躺在他们的床下。达莉娅和亚伯拉罕甚至躺在床上睡觉，却不曾意识到儿子的尸体就在他们身下。第二天，清洁工来收拾房间时，发现他在那里，身体蜷缩，如同睡着一般。他没有留下一张字条。于是在朋友中间流传着几种说法。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达莉娅和亚伯拉罕给唱歌的学生设立了一个小型奖学金，因为亚尼夫有时在村合唱队唱歌。
二
孩子去世一两年后，达莉娅·列文开始对远东灵修感兴趣。她曾主管村图书馆委员会，主动创办了一个冥想团体，活动地点为图书馆。每隔六个星期，她就在家里举办一场合唱晚会。我过去偶尔去参加这些晚会，因为他们认定我是个抱独身主义的单身汉。我有时会带去各种女孩，大家都会热情地欢迎。今天晚上，我是一个人来的，给主人带了一瓶梅鹿辄红葡萄酒，打算坐在我平时坐的地方，书架和浴缸之间。
达莉娅全身心地投入到她家举办的那些晚会：她负责组织、打电话、发邀请、迎接客人、安排客人就座、指导大家唱歌本上所列的歌曲，而歌本是她自己复印的。自从悲剧发生后，她疯狂地参加各种活动。除图书馆委员会、冥想团体和音乐晚会外，她还加盟各种委员会，上瑜伽课，参加学习日活动、会议、工作坊、会谈、讲座、课程和远足。
亚伯拉罕·列文则变得相当遁世。每天早晨六点半，他就发动车子，开车去航空研究中心上班。他在那里负责不同系统的开发。五点半或六点下班后，他直接回家。夏天，他换上男士汗衫和短裤，在花园里干个把小时的活，然后冲澡，独自吃点晚饭，喂猫和金鱼，安下心来边看书，边听音乐，等待他的妻子回家。一般情况下，他喜欢巴洛克音乐，但有时也听福莱或德彪西，或者带有内省色彩的爵士乐。
冬天，他到家时天色已黑。他会和衣躺在客厅沙发旁的毯子上听音乐，等去上课或赴约的达莉娅回家。十点钟，他总是回他自己的房间。悲剧发生后，他们不在原来的卧室一起住了，而是分别住在房子两头的房间里。没有人走进以前的卧室：那里的百叶窗永远关着。
无论冬夏，亚伯拉罕都要在星期六太阳快要落山之际去长途漫步。他从村南开始绕村而行，穿过田野和果园，再从村北进入村子。他轻快地步行经过由三根水泥柱支撑的水塔，走过整条奠基者大街，左转进入犹太会堂街，穿过先驱者公园和以色列部落大街，回到位于泵房岗的家中。如果碰到认识的人，他会点头打招呼，但不会停住脚步，甚至也不减速。有时，他甚至认不出谁从身边经过，继续直线行走，因为他陷入沉思之中，根本注意不到。
三
我坐在平时坐的鱼缸与书架之间的角落里，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环顾四周，但找不到喊我的人。我右边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头发梳了个小发髻。我并不认识她。对面就是窗子，只看到黑暗和雨水。左边玻璃鱼缸里，一群热带鱼正在游动。是谁喊我？也许是我自己的想象。与此同时，说话声逐渐停止，达莉娅·列文正在宣布今晚的安排。十点钟中场休息，届时供应自助晚餐。午夜十二点整供应酒水和奶酪。她还宣布了今后集体活动的日期。
我朝身边坐着的女人转过身去，小声自我介绍，问她是否演奏乐器。她小声说她叫达芙娜·卡茨，说她曾演奏竖琴，但很久以前就放弃了。她没多说什么。她个子高高的，人很瘦，戴着副眼镜，双手似乎又细又长。她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老式发髻。
与此同时，大家开始合唱安息日夜晚的歌：《再也看不到树梢的太阳》《安息日降临吉诺萨尔山谷》 《和平天使，和平与你同在》。我跟着唱了起来，身上涌起一股惬意的暖流，好像我一直在喝葡萄酒。我环顾房间，试图弄清楚刚才谁喊了我的名字，可是大家都在忙着唱歌。有的人声音尖厉，有的人声音浑厚，有的嘴角挂着圣洁无邪的微笑。女主人达莉娅·列文两只胳膊抱在胸前，就像在拥抱自己。尤海·布鲁姆开始用手风琴伴奏，另外三个女子吹竖笛与他合奏。其中一人发出了一个刺耳的音符，但她迅速纠正过来，找准了乐音。
唱完安息日歌曲后，轮到唱四五首关于加利利地区和加利利海的拓荒者之歌，接下来唱几首冬天和雨的歌，因为雨依然击打着窗棂，滚滚雷声偶尔震动窗玻璃，照明因暴雨之故时断时续。
亚伯拉罕·列文像平日一样坐在门口一张通往厨房的凳子上。他对自己的声音不自信，因此没有参加唱歌，而是坐在那里闭目聆听，好像他的任务就是挑出错误的音符。他时不时踮起脚尖走进厨房，检查一下准备在中场休息吃自助晚餐时上的、正在保温的汤和蛋奶火腿蛋糕。而后，他检查了火炉，又低头坐在他的凳子上，再次闭上眼睛。
四
之后达莉娅让我们大家安静下来。她宣布：“现在，阿尔摩斯利诺为我们表演独唱。”阿尔摩斯利诺，脖子上绕着根黑眼镜绳的大个子男人，站起身唱《笑吧，笑我所有的梦想吧》。他生就一副深沉、温暖的男低音。当他唱到“我从来不对人失去信赖时”，听起来就像他在痛苦地向我们诉说，诉说他发自内心的痛苦，通过歌词表达一些我们闻所未闻、令人心痛的新想法。
掌声过后，埃德娜和约珥·利拜科站了起来。这一对牙医夫妇看上去就像一对双胞胎，一头灰色的短发，嘴唇噘起，嘴角旁刻着一道道富有反讽意味的皱纹。他们唱了二重唱《夜晚啊，伸开你的翅膀》。歌唱时，他们的声音交错，就像一对舞蹈家相互依附。接着他们又唱了《用你的羽翼遮护我》。我反思如果我们的民族诗人比阿里克在这首歌中询问什么是爱情，我们是谁，那么我们不是诗人，岂能自吹知晓这一问题的答案？埃德娜和约珥·利拜科唱完后，向左右鞠躬。我们再次鼓了掌。
由于拉海尔·弗朗科和阿里耶·蔡尔尼克姗姗来迟，晚会暂停片刻。他们脱大衣时宣布，根据收音机广播，空军的飞机炸掉了敌军目标，安全返回基地。尤海·布鲁姆放下手风琴说：“终于啊。”吉莉·斯提纳愤然回应：“没什么可庆贺的，暴力与暴力互为因果，报复与报复相生。”约西·沙宣，那个身材高大、留着胡子的房地产代理人嘲弄地说：
“那么你的建议是什么，吉莉？我们什么也不做？把另外半边脸也送上去?”
阿尔摩斯利诺用他浑厚的男低音插嘴道：“一个正常的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应采取冷静而理性的行动，而我们的政府像平时一样，反应机械、肤浅……”
就在那时，我们的女主人达莉娅·列文接过话茬儿，建议用继续唱歌来代替政治争论，我们今晚就是为唱歌而来的。
阿里耶·蔡尔尼克现在已经脱掉了大衣。他没有找到椅子，于是坐在了利拜科夫妇脚下的地毯上。拉海尔·弗朗科发现门厅衣帽钩附近有只凳子，拉了过来，刚好坐在敞开的门外，这样不至于使聚会的人群膨胀，同时因为她老父亲一个人在家，她过一个小时就得离开去看他。关于炸弹袭击，我想谈点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挺矛盾的。可是太晚了，大家已不再争论，尤海·布鲁姆又拉起了他的手风琴。达莉娅·列文建议我们继续唱一些爱情歌曲。她边说边领唱《很久以前有两朵玫瑰，两朵玫瑰》。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
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我得立刻去放大衣的房间，从一个衣兜里拿点什么东西。这件事似乎非常紧急，但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东西了。我也搞不清楚是谁又在喊我：坐在我旁边的瘦削女子仍然忙着唱歌，而亚伯拉罕坐在厨房门口的凳子上闭着眼睛，倚靠墙壁，没有加入歌唱者的行列。
我的思绪在被雨水荡涤的空荡荡的村庄街道、在风中摇曳的黑漆漆的柏树、小房子里熄灭了的灯火、湿透的田野，以及光秃秃的果园之间飘移。在那一刻我有种感觉，在某座黑暗的院落，正发生着与我相关的事，我应该参与。但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得而知。
大家现在正在唱《如果你要我带你看灰蒙蒙的城市》。尤海·布鲁姆不再拉手风琴，让三个吹竖笛的人演奏。她们合奏没有发出不和谐的乐音。接着我们唱《你的挚爱，那最美的佳人去了哪里？》。我那么急迫地要在大衣兜里找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答案，于是我遏制住去另一个房间的冲动，和大家一起唱《石榴树吹送芬芳》以及《我的白喉恋人》。在唱下支歌前的空当，我歪过身子，轻轻问达芙娜·卡茨，就是坐在我身边的双手瘦骨嶙峋的女子，这些歌让她想起了什么。我的问题似乎令她震惊，她回答说：“没什么特别的。”接着她想了想又说：“这些歌让我想到了各种事情。”我又朝她歪过身子，正要说关于记忆的什么东西，可是吉莉·斯提纳严肃地瞪了我们一眼，似乎要阻止我们窃窃私语，因此我便不再说话，继续唱歌。达芙娜·卡茨拥有甜美的女低音。达莉娅·列文也是女低音。拉海尔·弗朗科是女高音。房间那头传来阿尔摩斯利诺低沉温暖的男低音。尤海·布鲁姆拉起手风琴，另三位竖笛演奏者为她伴奏，犹如植物攀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们围坐在一起，唱着从一切明朗澄澈的岁月就开始流传的老歌，很是惬意。
亚伯拉罕·列文疲倦地从凳子上站起身，把一块木柴放进火炉。火炉用令人愉快的轻柔火苗温暖着房间。接着，他坐回到凳子上，闭上眼睛，仿佛他又一次被赋予了任务，去发现唱歌跑调的人。外面也许雷声滚滚，也许空军飞机轰炸敌军目标后返回时在头顶上低飞，但是因为歌声、音乐声，我们在房间里几乎听不到它们的声音。
五
十点钟，达莉娅·列文宣布休息，吃自助晚餐。我们都站起来，开始朝厨房近旁的客厅角落方向挪动。吉莉·斯提纳和拉海尔·弗朗科帮助达莉娅从烤箱里取出馅饼和蛋奶火腿蛋糕，从炉子上取下汤锅。许多人拥到桌子旁边，自己取杯子和一次性纸盘。谈话和争论又开始了。有人说，委员会工人罢工是对的；还有人说工人罢工无可非议，结果很可能会使政府再次印制更多的钞票，我们会回到往昔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快乐时日。手风琴手尤海·布鲁姆说，把一切都归咎于政府是不对的，普通公民也有责任，他并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
阿尔摩斯利诺正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站在那里吃。热气给他系在黑绳上的眼镜蒙上了一层雾。他宣布说，报刊和电视总是描绘阴暗面。他说，总体画面不像媒体描绘得那么黑暗。他苦涩地补充道，你会认为我们这里的人都是盗贼，都腐败。
阿尔摩斯利诺的话似乎带有权威性，因为这些话是由他洪亮的男低音传达的。普拉姆普·库尔曼的盘子里装着土豆糕、烤土豆、一只肉丸，还有蔬菜。他一只手使盘子保持平衡，另一只手费劲儿地操纵刀叉。那一刻，吉莉·斯提纳给了他一杯红酒。“我手都不够用了。”他咯咯笑着。于是她踮起脚尖站在那里，把杯子端到他嘴边，这样他就可以喝酒了。
“你不觉得把一切都归咎于媒体有点太轻率了吗？”约西·沙宣对阿尔摩斯利诺说。
我说：“要全面地看问题。”可是一边肩膀比另一边高的库尔曼打断了我，直言不讳地谴责某位政府部长。
库尔曼说：“在任何正派的政府里，那种人都已经过时了。”
“等等，等等，”阿尔摩利斯诺说，“也许你应该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正派政府。”
吉莉·斯提纳说：“任何人都可认定我们的问题起于一个人，并结于一个人。如果是那样就好了。约西，你还没有吃蔬菜乳蛋饼呢，尝尝？”
房地产代理人约西·沙宣微笑着回答：
“我先把盘子里的东西处理掉，再看接下来吃什么。”
“你们都错了。”达芙娜·卡茨说，可是她要说的被众人的喧哗声吞没，因为大家都在说话，有些人提高了嗓门。我想，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他们孩提时代的影子。在有些人身上，你可以看到那孩子仍然活着；而另一些人身上则带着一个死孩子。
我离开了这群争论不休的人，端着盘子走过去和亚伯拉罕·列文说话。他正凭窗而立，掀起窗帘，凝视着窗外的雨水和风暴。我轻轻地碰碰他的肩膀。他转过身来，什么话也没说。他试图微笑，但只是颤动了下嘴唇。
我说：“亚伯拉罕，你为什么一个人站在这里？”
他思忖片刻说：
“我觉得和这么多人相处有点困难。大家一起说话，难以听见，难以听懂。”
我说：“外面真的是冬天啊。”
“是啊。”
我告诉他，我一个人来，是因为有两个女人都想和我一起来，我不愿意在她们当中进行选择。
“对的。”亚伯拉罕说。
“听着，”我说，“约西·沙宣悄悄告诉我他们在他夫人的身体里发现了某种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