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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盲目的冲动，要去伤害她，咬伤她，粉碎她，拽下她那副大大的木质耳环，让她醒一醒，让她终于明白。
她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
“够了，考比。”
她用手触摸他的肩膀，令他眩晕，但也令他难过，因为他知道她只是设法安慰她。他转过身，双手抓住她耳环下的双颊，使劲儿把她的脸转过来。他不敢把嘴唇凑近她的嘴唇，就这样抱了她很长时间，双手捧住她的脸颊，两眼死死盯着她的嘴唇，那嘴唇既没有张开，也没有紧闭。在耀眼的氖灯光下，她脸上露出他未能识别的表情。看样子她没有受到伤害或者冒犯，他想，她是忧伤。他轻柔而坚定地抓住她的头，把嘴唇靠近她的嘴唇，整个身体在欲望和恐惧中颤抖。她没有抗拒他，也没有试图挣脱他的手，而是等待。最后她说：
“考比，我们该走了。”
他放开她的脸，眼睛还在看着她。他跳起来，用抖动的手指寻找电灯开关。氖灯立刻灭了，整个图书馆一片漆黑。“现在，”他对自己说，“如果你现在不跟她说，你会后悔一辈子。永远后悔。”他在欲望与情感的冲突中，感到一种要庇护她、保护她的朦胧冲动。它发自内心。
五
他展开双臂摸寻她，发现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办公桌后。他在黑暗中靠近她，不是脸对脸，而是用脸抵住她的身体一侧，臀部压住她的腰部，呈T字形。黑暗赋予他勇气，他亲吻了她的耳朵和鬓角，可是他不敢把她扳过来，用自己的嘴唇来搜寻她的嘴唇。她站在那里，臂膀和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既不反抗，也不配合。她思绪驰骋，想到那个胎死腹中的孩子，她在怀孕五个月出现并发症后将孩子生下。医生告诉她不会再有孩子了。在接下来情绪低落的几个月中，她为孩子的死责备丈夫，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也许只是因为在死胎事件发生之前的某个夜晚，他和她同过房。她不需要他，但任其行事，因为她从孩提时代起，就在意志坚强的人，尤其在意志坚强的男人面前表现顺从，这并非因为她生来就唯命是从，而是因为男人的坚强意志给她一种安全感、信任感、接受的感觉与屈从的愿望。现在她接受了一个男孩的侧面拥抱，既不鼓励他，也不阻止他。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两条胳膊耷拉着，脑袋也耷拉着。她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考比对此不知如何解释。
这是快乐的呻吟，就像他在电影中听到的那样，还是一种微弱的抗议？可是，一个富有想象、饱受性煎熬的十七岁青年带着强有力的欲望，在她的髋部摩擦。因为他比她高出整整一头，他把她的头拉到他的胸前，嘴唇温柔地在她的头发上游移，轻轻地触摸她的耳环，好像在分散她的注意力，要她别太关注他的腰部在对她做什么。羞耻感并没有抑制他的欲望，而是使之更加强烈：他知道他现在正在毁灭、践踏他和所爱之人的关系，将其扼杀。这种毁灭令他头脑眩晕。他用手去摸她的乳房，惊恐之中用胳膊搂住她的肩膀，他的腰部继续摩擦她的髋骨，直至脊梁骨和膝盖被快感吞没，颤抖不已。他得靠在她身上，免得摔倒。他感到腹部湿漉漉的，立刻移开，以免玷污她。他站在黑暗中喘着粗气，浑身颤抖，离她很近，但没有碰她。他的脸发烫，牙齿打战。阿达打破沉默，轻轻地说：
“我把灯打开。”
考比说：
“好的。”
可她并不忙着开灯，说：
“你可以去那边整理一下。”
“好的。”考比说。
他突然在黑暗中喃喃自语：
“对不起。”
他摸到她的手臂，抓在手里，用嘴唇轻触。他再次请求原谅，转身走向门口，从图书馆的沉沉黑暗中逃到夏夜那带有亮光的黑暗之中。半月在水塔上空升起，在屋顶、树梢和东边阴影迷离的山峦上洒下苍白迷蒙的光。
她打开炫目的氖灯，一只手拉平上衣，另一只手抚平头发。开始时她觉得他只是去了厕所，但是图书馆的门大敞着。她随后走了出来，站在门阶上，让浓烈的夜晚气息充盈她的肺腑，那气息闻起来隐约像干草、牛粪和某些她叫不上名字的芬芳花朵。“你为什么离去，”她自言自语，“你为什么走开，孩子，你为什么如此惊骇？”
她回到图书馆里，关上电脑、空调和氖光灯，而后锁上图书馆的门回家。路上陪伴她的是青蛙和蟋蟀的歌唱，还有吹来荆棘与泥土气息的轻风。也许那个男孩正躺在某棵大树下再次等候她，也许会提出陪她回家，也许这一次他会有勇气抓住她的手，或用胳膊搂住她的腰。她感受到他的气味，黑面包、肥皂和汗水的气味，陪伴着她。她知道他不会再回到她这里来了，今晚不会来，也许今后任何一个晚上都不会来了。她为他的孤独、他的懊悔以及他无意义的羞耻感到抱歉。然而，她让他神魂颠倒，这让她感受到某种内在的快乐和精神振奋，近乎骄傲。他向她索要甚少。要是他索要更多，她兴许也不会阻止。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她有些伤感，因为没有对他说出一些简单的话：“没关系，考比，别害怕，你没事的。现在一切都好了。”
柴油罐车没有在她家门外等候。她知道今夜她会寂寞。一进家门，两只饥饿的猫便在脚下迎接她，蹭她的腿。她冲它们大吼，呵斥它们，溺爱它们，给它们食物，把水放进它们的喝水碗里。接着，她去了洗手间，洗了脸、脖子，梳了梳头。她打开电视，节目播了一半，在讲北极冰冠融化以及北极生态系统的毁灭。她往一片面包上涂抹黄油，在上面铺一层奶油芝士，切一只西红柿，做了个煎蛋卷，然后又给自己倒了杯茶。接着她坐在扶手椅里观看关于北极生态系统毁灭的电视节目，啜饮香茶，几乎没有注意到她的脸颊流满了泪水。即使当她意识到自己在流泪，她也继续吃喝，两眼盯着电视，只是抹了几次脸颊。泪水没有止住，可她觉得舒服多了。她对自己说了本想对考比说的话：“没关系，别害怕，你没事的。现在一切都好了。”她站起身，脸上依然挂着泪水。她抱起一只猫，又坐下。差一刻十一点，她站起身，关上百叶窗，关了多数的灯。
六
考比·爱兹拉在村街上游荡，两次经过文化厅和家人用来谋生的杂货店。他走进纪念公园，坐在被雨露打湿的椅子上。他不知道她现在会怎样看他，她为什么没抽他两个巴掌。他突然挥手狠抽自己的脸，以致伤了牙齿。他耳朵里嗡嗡直响，左眼布满血丝。耻辱犹如某种令人作呕的黏稠物质充满了他的体内。
埃拉德和沙哈尔，两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孩，经过长椅，没有注意到他。他蜷缩在那里，脑袋埋在双膝之间。沙哈尔说：“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她撒谎，连一秒钟也不会相信她了。”埃拉德回答说：“我是说这样的撒谎情有可原。”他们继续往前走，鞋子嘎吱嘎吱踩在石子上。考比想，他今晚做的事永远不会被抹去。即使很多年过去，人生将他带到一个他无法想象的地方，即使到大城市去找妓女，像他经常想象的那样。任何事物都无法根除他今晚的耻辱。他本来可以和她在图书馆聊天，不去关灯。即使发狂关了灯，他本来也可以用黑暗做掩护来表达他的感情。大家都说词语是他的强项。他可以运用词语。他本来可以引用比阿里克或耶胡达·阿米亥爱情诗中的某些诗句。他本来可以坦白他本人也写诗。他本来可以背诵写给她的一首诗。此外，他想，她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责任，因为整个晚上她对他的行为就像一个老妇人对待孩子，或者老师对待一名小学生。她假装我没来由地在邮局对面等她，和她一起去图书馆。实际上她对情况了如指掌，只是装模作样，免得伤害我的感情。如果她不这样做就好了。如果她问一问我的感情就好了，尽管可能有些尴尬。如果我有胆量当面告诉她她这样的人没理由追随一个柴油罐车司机就好了。你和我情投意合，你深知这一点。我比你晚出生十五年，但我还是爱上了你，这一点无法改变。现在事情发生了，一切都毁了。永远毁了。事实上，我的所作所为什么也改变不了，因为结果从开始就已经注定。我们没有机会，你我都没有。没有一丝希望。也许（他认为）等我服完兵役后，我要考取驾照，去开柴油罐车。
他从长椅上站起身，走过纪念公园。拖鞋下的沙石小路嘎吱嘎吱响。一只夜鸟发出刺耳的叫声。远处村边一只狗不停地叫唤。他从午饭时分就什么也没吃。他感到又渴又饿，但一想到家，想到父母和姐妹们也许正黏在发出刺耳声响的电视机前，他就泄了气。真的，他回到家，谁也不会和他说什么，谁也不会问什么；他会从冰箱里抓些凉东西吃，一个人宅在自己的房间内。可是在他的房间里，废弃的鱼缸里漂着一条死鱼，那条鱼一星期前就死了，还有他的床垫脏兮兮的，他在那里做什么呢？最好待在外面，也许整夜都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游荡。也许最好回到那条长椅上，躺在上面，睡到天明，没有梦。
他突然产生了去她家的念头：要是柴油罐车停在外面，他就爬上去，往里面扔一根火柴，于是一切都会炸得四分五裂，永永远远。他在衣兜里寻找火柴，但是他知道他没有。接着他不由自主地来到由三根水泥支柱支撑的水塔前。他决定爬上水塔，这样会离正在东边山丘上移动的半月近些。铁梯的横档冰冷而潮湿；他迅速上去，很快发现自己来到了铁塔塔顶。这里有“独立战争” [14] 时期的一个老观察哨，还有破烂的沙袋和观察孔。他走进观察台，透过一个观察孔向外观望。那里有股陈腐的尿臊味儿。夜晚在他面前延伸，变得广袤、空旷。天空明亮，繁星闪烁，相互之间形同陌路，星星与他自己也形同陌路。黑暗深处传来间隔短暂的枪声。从这里听来那枪声十分沉闷。村民住房的窗户里仍然有灯光。偶尔他也可以从敞开的窗户看见电视机屏幕闪动的蓝光。两辆小车从脚下的藤蔓街驶过，车前灯把一排黑漆漆的柏树照亮。考比寻找着她家的窗户，因为无法确定，他选定一扇方向多多少少正确的窗户，决定那就是她家的。窗帘垂下，灯光昏黄。他知道，从现在起，他和她在大街上擦肩而过时，会形同陌路。他再也不敢跟她说一个字。她也许会躲避他。如果有朝一日他不得不去邮局办事，她会从护栏后面的柜台抬起头，声音平淡地说：
“好的，您有什么事？”
歌
一
房门敞开着。冰冷潮湿的冬日空气吹进门厅。我赶到时，已经来了约莫二十位或二十五位客人。他们当中有些人依然聚在过道里，相互帮忙脱掉大衣。迎面而来的是闹哄哄的说话声、燃烧的原木味儿、湿绒毛味儿，还有热乎乎的食品味儿。阿尔摩斯利诺，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戴着副系在细绳上的眼镜，正朝吉莉·斯提纳医生弯下腰，亲吻她的双颊。他一只手顺着她的腰身移动，说：
“你今天晚上真是光彩照人，吉莉。”
她回答说：“你可真会说话。”
普拉姆普·库尔曼两个肩膀一高一低。他拥抱了一下吉莉，接着拥抱了阿尔摩斯利诺和我。他说：“见到你们大家真好。你们瞧见外面的雨有多大了吗？”
我在衣架旁碰到了埃德娜和约珥·利拜科，一对年龄约五十五岁的牙医，经年生活在一起。他们长得很像，就像一对双胞胎：都是一头短短的灰发，脖子上布满皱纹，嘴唇噘起。埃德娜·利拜科说：
“今天下暴雨，有些人来不了了。我们自己也差点儿待在家里。”
她的丈夫约珥说：“待在家里干吗？冬天让你心情抑郁。”
那是特里宜兰村一个冬天的安息日夜晚。高大的柏树笼罩在薄雾中。客人们聚在达莉娅和亚伯拉罕·列文家，参加合唱晚会。他们家坐落在山坡上一个叫作泵房岗的小巷里。铺瓦的屋顶上有只烟囱。房子一共两层，还有个地窖。电灯把花园照得通亮。花园里长着几棵沉闷的果树：橄榄树和杏树。房前有一块草坪，毗邻草坪的是仙客来花圃。还有一座小假山，人工瀑布从假山汩汩流入一个装饰性的池塘。在池底灯光的映衬下，一些没精打采的金鱼成群结队地来回游动。大雨弄皱了水面。
我把大衣放在旁屋沙发上一大堆外衣上，走进客厅。每隔几个星期，就有三十来人到列文家相聚。这些人大多在五十岁以上。每对夫妇都会带来蛋奶火腿蛋糕，或者一份沙拉，或者一个热菜。他们坐在宽敞的客厅里。空中弥漫着希伯来文老歌和俄文歌曲那忧郁伤感的旋律。尤海·布鲁姆手风琴伴奏，三个中年女子坐在他身旁吹起竖笛。
房间里一片嘈杂。吉莉·斯提纳医生抬高嗓门宣布：
“请大家坐下，我们要开始了。”
可是客人们并不急于落座；他们忙着聊天，大笑，相互拍着肩膀。一脸胡子的大个子约西·沙宣把我安置在书架旁边的角落里。
“你好，近况如何？”
我说：“没什么新鲜的，你呢？”
“还是那样，”他回答，又补充说，“不算什么。”
“艾缇呢？”我问。
“在那儿呢，”他说，“她身体有点不好。是这样的，他们这个星期发现了一些讨厌的肿块。可她不愿意向任何人提起。除了……”他沉默下来。
“除了什么？”
可是他说：“没什么。不重要。你看到外面的雨下得有多大了吗？真是典型的冬日天气。”
女主人达莉娅在屋子里走了一圈，递给每位客人一个复印歌本。她的丈夫亚伯拉罕背对着房间，正往火炉里放木柴。许多年前，亚伯拉罕·列文在部队里是我的指挥官。他的夫人达莉娅和我一起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历史。亚伯拉罕是一个性格内向、寡言少语的人，而达莉娅说起话来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