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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管花园和房子。直到房子坍塌。它在我们头顶上突然坍塌的时日已经不远了。”
“坍塌？直到什么坍塌？”
“房子。那些挖掘者正在下面挖通道呢。”
“没有人挖掘。我去给你买些耳塞，这样你夜里就不会醒了。”
阿迪勒放下剪枝剪刀，掐灭烟头，拿出口琴，吹了几个踟蹰的音符，好像无法决定要吹哪支曲子，或者是在模仿从果园方向传来的一只胡狼的绝望哀嚎。胡狼真的像是从黑暗中予以回应。一架飞机在村庄上空高高地飞翔，尾灯一闪一闪的。令人窒息的空气潮湿，闷热，稠密，几乎凝固了。
老人说：
“优美的旋律，令人心碎。让人想起人与人之间依然有些短暂情感的日子。如今吹奏那样的曲调就没有意义了，不合时宜了，因为再没有人关心这些了。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们的心被阻隔，一切的感情都已死掉。除了带有个人兴趣的动机之外，无人归附他人。还剩下什么？也许只有这忧郁的曲调善意提醒我们经历了心灵毁灭。”
拉海尔倒了三杯柠檬汽水，叫阿迪勒过来和他们一起坐在走廊里。老人要可口可乐，但此次没有坚持。阿迪勒走过来。他那副小男孩眼镜挂在绕在脖子上的细绳上。他坐在一旁的低矮石墙上。拉海尔请他为他们吹奏。阿迪勒犹豫了一下，选了一首俄罗斯曲子，充满了渴望与忧伤。他在海法大学的朋友教会了他这些俄罗斯曲子。老人不再咕哝，将他动作迟缓的脖子伸成直角，像在尽量把他那只好耳朵靠近音乐吹来的地方。接着他叹了口气说：
“见鬼去吧。真遗憾。”
可是这次他没有解释遗憾什么。
十一点十分，拉海尔说觉得累了，问了问阿迪勒第二天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关于锯掉树枝或漆长凳的事。阿迪勒声音温柔地答应下来，问了她两个问题。拉海尔一一作答。老人叠他的报纸：两折，四折，八折，直至折成一个小方块。拉海尔站在那里收拾装水果和饼干的盘子，但留下了杯子和水瓶。她告诉父亲别睡得太晚，提醒阿迪勒离开时把灯关掉。接着她向二人道过晚安，跨过睡着的两只猫，走进房门。老人点了几次头，在她身后冲夜空而不是冲阿迪勒小声嘟囔：
“啊，对的。她需要改变。我们把她搞得筋疲力尽了。”
十七
拉海尔走进她的卧室，先是打开顶灯，然后打开床头灯。她在敞开的窗前站立片刻。夜晚的空气又热又闷。星星四周飘着一团团烟雾。蟋蟀扯着嗓子大叫。洒水器唰唰作响。她听到山上胡狼们的叫声，还有院子里狗的狂吠回应。她转身背对窗子，没有关窗，脱下衣裙，挠挠痒。脱光衣服后，她穿上短款的印花棉质睡衣。她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喝了几口。她上了厕所，回来时在床边站了一会儿。她可以听见老人在走廊上气冲冲地跟阿迪勒说话，阿迪勒则声音温柔，简短地回应。她无法听清他们在说什么。她不知道老人此次想从年轻人那里得到什么，也不知道年轻人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一只蚊子在她耳边嗡嗡叫。还有一只飞蛾在她的床头灯旁来回扑闪，撞到了灯泡上。她突然为自己伤心起来，为在无目的、无意义中悠悠而逝的岁月伤心。学年就要结束了，继之将是夏日，继之另一年将会开始，与正在结束的这一年毫无二致。又是批改作业，又是员工会议，又是兽医米基。
拉海尔打开电风扇，钻到被单下面。可她不觉得累，相反，她觉得非常清醒。她从床头桌上的瓶子里倒了一些水，喝了下去，不安地转身，把一只枕头夹在双腿中间，又翻了一个身。一声微弱、几乎听不到的摩擦声使她坐起身来。她拧亮旁边的床头灯。现在除了蟋蟀、青蛙、洒水器和远方的狗叫，她听不到任何声响。她把灯关了，掀开被单，平躺在床上。接着又有什么东西开始摩擦了，像是钉子刮擦地砖的声音。
拉海尔开灯下床。她检查了百叶窗，但百叶窗是开着的，固定得结结实实。她又检查了窗帘，以防声音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还检查了厕所门，但是没有风。连微风也没有。她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但是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可等她回到床上，盖上被单，关掉电灯，摩擦声即刻又响起。房间里有老鼠吗？难以想象，因为房间里群猫横行。此刻，她想象着有人用利器在她床下抓挠地板。她一动不动，屏住呼吸，仔细去听：现在抓挠声中穿插着微弱的敲击或拍打声。她再次拧亮床头灯，双膝、双手着地俯身往床下看：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灰尘球和纸屑。拉海尔没有回到床上，而是打开屋顶灯，警觉地站在房间中央。现在，即使开着灯，她也可以听见摩擦声和抓挠声。她认定有人，也许是阿迪勒，也许更像她家那个可怕的老人，正猫腰站在她的窗外，故意挠墙，轻轻地敲墙呢。二人的神志都不怎么正常。她从衣柜旁边的架子上拿起手电筒，准备到房子后面走上一遭。也许应该下到地窖里？
首先，她到外面走廊查看他们之中哪个没有坐在那里，就知道谁可疑了。可是走廊漆黑一片，老人的窗子也是黑的。阿迪勒的棚屋也黑着灯。拉海尔穿着拖鞋和睡衣，从走廊来到房子旁边，在支撑房子的柱子之间猫着腰，用手电筒照着脚下。手电筒子照亮了布满灰尘的蜘蛛网，惊动了一只昆虫，它急忙逃到黑暗深处。她挺直腰身站在那里，夜色深沉，四周岑寂。她家院子与墓园之间的一排排柏树纹丝不动。就连蟋蟀与狗也在片刻间陷于寂静。黑暗浓重而压抑，热气沉重地笼罩着一切。拉海尔·弗朗科独自站在暗淡星光下的黑暗中，颤抖不已。
迷失
一
昨天，我接到爱勒达德·鲁宾的遗孀芭提雅·鲁宾打来的电话。她没有客套，上来便询问是否在和房地产经纪人约西·沙宣说话。我回答说：“乐意为您效劳，女士。”她说：“我们谈谈吧。”
我对坐落在塔尔帕特（1929）大街的鲁宾家的住宅觊觎已久。住宅位于拓荒者花园之后，我们称其为“废墟”。那是一座老宅，建于一百多年前，村子落成后不久。两旁的其他一些老住宅，如维林斯基住宅和施姆艾利住宅，已被拆掉，几层高的别墅在原处拔地而起。这些别墅环绕在修葺完好的花园中，其中一个花园甚至还有景观池塘，配有人工瀑布、金鱼和喷泉。坐落其中的“废墟”犹如一排洁白牙齿上的一颗黑牙。那是一座布局凌乱的大宅子，有各种侧翼与延伸部分。房子由沙石建成，多数墙皮已经剥落。老宅离群索居，远离公路，背对着世界，为一个布满荆棘与锈色杂物的院落所环绕。院中央是一口封死的水井。水井上是一个已经腐蚀的手泵。百叶窗终日紧闭。大门与老宅之间的石板小径上，恣意生长着旋花、含羞草、绊根草。偶尔可见老宅旁晾衣绳上挂着几件罩衣和一些内衣，此乃唯一的生命迹象。
许多年来，我们特里宜兰拥有一位知名作家——爱勒达德·鲁宾。他是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写大屠杀小说。他在特里宜兰度过了全部人生，只有50年代末期在巴黎学习过几年。他出生在塔尔帕特街上的这座老宅里，在这里写下他所有的作品，也是在这里，大概十年前他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九岁。自他去世后，我一直希望把房子买下来，把它卖掉，任人拆毁并重造一所住宅。实际上，有那么一两次，我尝试阅读爱勒达德·鲁宾的作品，可是我不喜欢：他书中描写的一切是那么沉重与忧郁，情节进展缓慢，人物境况悲惨。多数情况下我只看报纸经济增刊、政治书与侦探小说。
两个女人住在废墟里。到现在为止，不管出什么价钱，她们都不肯卖掉房子。这两个女人是作家九十五岁的母亲罗萨，还有他的遗孀（一定有六十多岁了）。我试着给她们打过几次电话，接电话的总是遗孀芭提雅。我在谈话伊始，总是表达我对死去的作家及其作品的钦佩，全村值得为此骄傲。继之我暗示房产行业的不景气，说保留老宅已毫无意义。最后我礼貌地提出能否登门简要商量一下今后怎么办。每次电话会谈均以芭提雅感谢我对房子感兴趣，但眼下我还不是她们的经纪人，故没必要前去拜访作结。
直到昨天，她才主动打电话说我们该谈谈了。我立刻打定主意，不带任何买主去见她，而是自己把“废墟”买下，而后把它拆毁，卖地皮赚的钱会比买房的钱更多。我小时候进过一次老宅。我母亲是一位注册护士。她有一次出诊给作家爱勒达德·鲁宾打针时带上了我。我那时大概九岁或者十岁。我记得一间放有东方情调家具的宽敞的客厅，客厅有许多通向旁边房间的门，还有好像通往地窖的台阶。家具显得沉重而暗淡。书架沿两面墙壁从头排到脚。还有一面墙壁上用彩色图钉钉满了地图。桌上一只花瓶里放着一束蓟草。带有镀金钟摆的落地大座钟滴答作响。
作家坐在扶手椅里，膝上盖了一条格呢毛毯，一头灰色长发框住了他的大脑袋。我记得他一张宽大的红脸膛凹陷到两个肩膀当中，就像没有脖子。他长着两只大耳朵，浓密的眉毛变成了灰色，耳朵与鼻孔中也翘着灰毛。他的某些特征让我想到一头冬眠的熊。我母亲和他母亲使劲儿把他从扶手椅拉到沙发上。他丝毫不给她们省事，抱怨，咆哮，挣扎着脱身，可他体力不支，她们战胜了他。他母亲罗萨拉下他的裤子，露出他半边肿胀的臀部。我母亲弯腰在他白皙的屁股上打了一针。后来，作家和她开起了玩笑。我不记得他说了什么，但我记得玩笑并不是特别逗笑。接着他的夫人芭提雅走了进来。她是个身材瘦削、情绪化的女子，头发挽成一个小发髻。她给我母亲倒了杯茶，往我茶杯里倒了些甜滋滋的黑加仑果汁。我觉得那杯子似乎都有裂缝了。我和母亲在老宅的客厅里坐了大概有一刻钟，村里那时已经开始把那住宅称作“废墟”了。我记得老宅里有某种东西牵动着我的想象。也许是客厅里有五六扇门直接通向周围的房间。我们村的房屋不是这种造法。我只在阿拉伯村子里见过这种风格的建筑。据我所知，作家本人，即使他创作关于大屠杀题材的作品，并没有显示出一点阴郁甚或悲痛的情绪，而是流露出某种勉强的孩子般的快乐。他煞费苦心地以他那种懒洋洋的方式取悦我们，给我们讲述轶文趣事，玩弄辞藻，自娱自乐。但通过这唯一的会面，我记得他不是个迷人的男子，而是花大力气确保每件事情进展顺利的人。
二
晚上六点，我从书桌旁站起身，出门来到村边散步。在办公室工作了漫长的一天，我很疲倦，两只眼睛疼。这一天就在准备年度退税中打发了。我打算走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在海默维茨餐馆稍微吃点东西，而后回去工作，那天夜里需要把工作做完。我太累了，晚上的光线并不十分清晰，而是有些模糊，或者说多尘。那是特里宜兰一个炎热、潮湿的夏日。水井街尽头是一排柏树，柏树后是一座梨园。夕阳西下，落到柏树后面。在这个炎热的六月夏日将尽之际，太阳显得有些暗淡，与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灰色的面纱。我以不紧不慢的均匀速度漫步。如今我再次停住，心烦意乱地盯住一个前院。街上只有几个人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赶。这时候，村里多数乡亲通常都待在家里，或者在后门廊，身穿背心和短裤，啜饮着冰镇柠檬水，面对花园，翻阅晚报。
不时有几个路人从我身边走过。亚伯拉罕·列文朝我点头致意。有一两个人停住脚步与我说话。在这个村子里我们所有人几乎都彼此熟识。有些人对我购买村里房产，将其出售给建造周末之家或度假别墅的外来人心存怨恨。很快，村将不复为村，而会变成某种夏日度假村。上了年纪的村民不喜欢这种变化。然而新来者把村子变富，将其从一个被遗忘的偏远所在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至少在周末是这样。每逢安息日（周六），小轿车便鱼贯开进村里，乘客前来参观精品酿酒厂、艺术画廊、销售远东家具的商店，以及奶酪、蜂蜜和橄榄货摊。
在炎热的黄昏时分，我来到奠基者街文化厅前的露天广场，双脚不由自主地走到大楼后面。那是一个阴暗空旷的场所，有一个没有意义的小花园，因为从来没有人光顾这个被遗忘的地方。我在这里站了几分钟，然而我不知道我在等谁，或是等什么。这里矗立着一座布满灰尘的小雕塑，四周长满黄草，还有一座花圃，里面种着饥渴的玫瑰，纪念一百年前在一次战斗中遇害的五六位奠基者。大楼后门有个布告栏，通知说三位音乐家将于下周末来与大家共度一个难忘的夜晚。在海报下面，还有一张宗教传教士贴的告示，宣称世界只是一个阴暗的前厅，我们必须在那里准备进入圣所。我盯了它好几分钟，深思后断定自己对圣所一无所知，但我十分喜欢前厅。
我正在看布告栏，一个女人——刚才她不在那里——出现在雕塑旁。在暮霭中，她的样子有些奇怪，甚至有些怪诞。她是从文化厅后面的入口走出来的，还是穿过旁边建筑间狭窄的通道来的？刚才我还是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突然间一个陌生女子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她不是本地人，身材苗条，挺拔，鹰钩鼻，短实的脖颈，头上戴着一顶缀满搭扣与饰针的怪诞的黄帽子。她像一个远足者，身穿土黄色的衣服，脚穿沉重的旅游鞋，一只肩膀上背着只红色帆布包，皮带上还系了个水瓶。她一只手上拿了根棍子，另一只胳膊上搭了件雨衣，这在六月显然不合时宜。她看起来就像从外国广告中走出来的自然漫步者。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某个凉爽的地方。我无法从她身上移开视线。
这个怪女人回过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