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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他时，自己就像个反犹主义者。”
“最后的反犹主义者还没有出生呢。永远不会有终结。”
“上床睡觉吧，佩萨赫。”
“我也不喜欢他。一点也不喜欢。我不喜欢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不喜欢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我当然不喜欢他们要对我们做的事，也不喜欢他们看待我们的方式，那种饥饿的、嘲笑的方式。他看你时目光透着饥饿，看我时带着蔑视。”
“晚安。我睡觉去了。”
“我不喜欢他又怎么啦？不管怎样，谁都不喜欢谁。”
“晚安。睡前别忘吃药。”
“很久很久以前，人们之间或许多多少少有些爱。并非所有的人。不是很多人。不是永远这样。只是多多少少相互之间有点爱。可现在呢？这些日子？现在人心已死。都结束了。”
“有蚊子，爸爸。请把门关上吧。”
“为什么人心已死？也许你知道？不知道？”
十二
夜晚，两点或两点半，老人再次被敲击声、抓挠声和挖掘声惊醒。他从床上爬起来（他睡觉时总是穿着长内衣），去摸他特地准备的手电筒以及他在某个棚屋里找到的铁棍，就像个瞎眼乞丐，双脚在黑暗中摸索他的拖鞋。绝望地放弃这一切后，他赤着脚轻轻来到走廊，用一只颤抖的手抚摸墙壁和家具，脑袋以特有的直角向前伸着。最后他找到了地窖的门，往自己这边拉，但是地窖门要往里推才可以打开，而不是拉。铁棍从他的手中滑落，掉在他的脚上，又落到地上。那沉闷的金属铿锵声响虽然没有吵醒拉海尔，但确实压住了挖掘声。
老人打开手电筒开关，哼哼着弯腰捡起铁棍。他那弯曲的身体在走廊的墙壁上、地板上和厨房门上投下三四个扭曲的身影。
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胳膊下夹着铁棍，一只手拿着手电筒，另一只手用力拉地窖门，努力地去听，但是一切陷于沉寂，只有断断续续传来的蝉和青蛙的叫声。他重新考虑了一下，决定回到床上去，第二天夜里再试。
黎明之际，他再度醒来，坐在床上，但是他没有伸手去拿手电筒和铁棍，因为此时黑夜寂静无声。佩萨赫·凯德姆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凝神倾听那一片宁静。就连蝉也停止了叫声。只有轻风吹拂墓园边上的柏树梢发出的声音，微弱得他几乎无法听到。他蜷起身子再次睡着了。
十三
第二天早晨出门去学校之前，拉海尔走到屋外，从晾衣绳上取下老人的裤子。阿迪勒正在鸽房旁边等她。他戴着一副对他来说有些太小的眼镜和梵高式的草帽，脸颊上挂着腼腆的微笑，露出个酒窝。
“拉海尔，抱歉，就一小会儿。”
“早上好，阿迪勒。今天别忘了把路边那块变形的铺路石修好。会绊着人的。”
“好的，拉海尔。但我想问你夜里发生了什么事？”
“夜里？夜里怎么啦？”
“我想你也许知道。夜里有人在院子里干活吗？”
“干活？夜里？”
“你什么也没听到吗？夜里两点钟？响动？挖掘声？你一定睡得很沉。”
“什么响动？”
“地底下的响动，拉海尔。”
“你在做梦吧，阿迪勒？谁会深更半夜来你屋底下挖掘？”
“我不知道。我想你也许会知道。”
“你在做梦吧。记得今天把石板修好，在佩萨赫没被绊倒之前。”
“我在想，也许是你父亲夜里在院子里溜达？也许他睡不着觉？也许他起了床，拿把铁锹，开始挖掘？”
“别胡说八道，阿迪勒。没有人挖掘。你是在做梦。”
她拿着从晾衣绳上取下的衣服往屋里走。那个学生原地站了一会儿，望着她的背影。他摘下眼镜，用衬衣角擦了擦。接着他穿着笨重的大鞋走向柏树，来到拉海尔养的一只猫前，弯下腰身，用阿拉伯语满怀敬意地跟它说了几句话，好像现在二者肩负着某种新的、严肃的责任。
十四
学年已经接近尾声。夏天越来越热。正午时分，苍白的蓝光变成耀眼的白光，悬浮在屋子上方，压迫着花园、果园、炽热的马口铁棚屋以及关得严严实实的木质百叶窗。小山那边吹来干热的风。村民们白天待在屋里，只有黄昏时分才出门来到走廊或露台上。晚上潮湿闷热。拉海尔和她的父亲睡觉时敞着窗子和百叶窗。夜晚，远方的犬吠引得洼地那边的一群胡狼哀嚎。山那边传来隐隐约约的枪声。蝉和青蛙齐鸣，令夜晚的空气愈加沉闷与单调。午夜时分，阿迪勒出门关掉了洒水器。由于热得睡不着觉，他摸黑坐在台阶上抽了几口烟。
有时拉海尔对父亲，对房子和院子，对令人沮丧的村庄，对自己把生命耗费在无精打采的学生身上、耗费在没完没了提要求的父亲身上的生存方式充满愤怒，她失去了耐心。她还要在这里被困多久？有朝一日，她会起身离去，雇人照顾她的父亲，留下学生照顾院子和房子。她可以回到大学，最终完成论伊兹哈尔与卡哈娜—卡蒙创作中的阐释与启示瞬间的论文。她可以和老朋友恢复联系，到外地旅行，可以去看在布鲁塞尔的奥丝娜特、在美国的伊法特。她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整个改观。有时她会胡思乱想，想到老人可能沦为某些家庭悲剧（如摔跤、触电、煤气中毒）的受害者，就会惊魂不定。
每天晚上，拉海尔·弗朗科与前议员佩萨赫·凯德姆都会坐在走廊上，那里装有一台带延长线的电风扇。拉海尔忙着批改作业，而老人匆匆翻阅一些杂志和小册子，来来回回翻着纸页，嘟嘟囔囔，怨声载道，信誓旦旦，诅咒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和傻瓜笨蛋，不然就是满怀自我憎恨，称自己为残酷的暴君，打定主意要取得兽医米基的谅解：我为什么要嘲弄他？我上星期为什么要把他从家里赶出去？毕竟，他至少是凭良心工作。我自己也可以当一名兽医，而不是党棍，那样一来我就可以给世界带来一些好处。我有时也许可以设法减少一下周围的痛苦。
有时老人张着嘴打瞌睡，打呼噜，白胡须微微抖动，仿佛被赋予了秘密的生命。拉海尔批改完作业，会拿起一个棕色的笔记本记下她父亲讲述的主要帮派与B组之间的争斗，或者记下他描述的他在大分裂中所处的位置，他有多么正确，各种假先知是多么错误，要是两方面都听他的话，结果会有多么的不同。
他们没有讨论夜里的挖掘声。老人已打定主意抓住那个双手沾满鲜血的邪恶家伙，而拉海尔却对困扰父亲与阿迪勒的夜晚做出了进一步解释：前者是半个聋子，听到的只是自己脑子里的噪音；而后者是个紧张兮兮，甚至有点神经质的年轻人，拥有极度发达的想象力。拉海尔想，可能是后半夜从某个邻居家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声音。或许他们在挤牛奶，挤奶器的声音与奶牛经过时人们开关铁门的声音混在一起，在这备受压抑的夏夜，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有人在挖掘。也许他们在睡觉时听到了房下陈旧的老排水管道发出的声音。
一天早晨，阿迪勒正在拉海尔卧室里熨衣服，老人突然朝他扑了过去，脑袋朝前形成一个直角，就像一头积蓄力量的公牛。他开始审问他：
“那你是个学生，对吗？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学生？”
阿迪勒回答：
“我是学艺术的学生。”
佩萨赫·凯德姆说：
“艺术，什么样的艺术？胡说八道的艺术？欺骗的艺术？黑暗的艺术？如果你真是一位学艺术的学生，不介意的话就告诉我：你在这里干什么，怎么不去上大学？”
“我休学了一段时间。我正打算写一本关于你们的书。”
“关于我们？”
“关于你们，也关于我们。做比较。”
“比较，什么类型的比较？通过比较说明我们是掠夺者，你们是被掠夺者？展示我们的丑恶嘴脸？”
“不完全是丑恶。也许比较不幸。”
“那你的嘴脸呢？不是也不幸吗？漂亮吗？不谴责吗？神圣而纯净的嘴脸？”
“我们也不幸。”
“那我们之间没什么区别喽？如果没有区别，那你坐在这里写什么比较呢？”
“有一些区别。”
“什么区别？”
阿迪勒熟练地把正在熨烫的罩衣叠好，小心地放在床上，又往熨衣板上放了另一件衣服，用瓶子往上面洒了些水，开始熨烫起来。
“我们的不幸一部分来源于我们的错，一部分来源于你们的错。但是你们的不幸源自你们的灵魂。”
“我们的灵魂？”
“或者源自你们的内心。很难说清楚。源自你们自己。来自内部。不幸。来自你们的内心深处。”
“请告诉我，阿迪勒同志，阿拉伯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吹口琴的？”
“我的一位朋友教我的。一个俄国的朋友。一个女孩子送给我的礼物。”
“你为什么总是吹忧伤的曲调？你在这里痛苦吗？”
“是这样：你无论什么时候吹口琴，从远处听，总是很忧伤。就像你，从远处看，也非常忧伤。”
“那从近处看呢？”
“从近处看，你就像一个愤怒的人。请原谅，我已经熨完了衣服，现在要去喂鸽子了。”
“阿迪勒先生。”
“什么事？”
“请告诉我，你为什么夜里在地窖下面挖掘？就是你，对吧？你想在那里找什么？”
“什么？夜里你也听到响动了？拉海尔怎么听不到呢？她没听到响动，认为没有这回事。她也不相信你吗？”
十五
拉海尔既不相信她父亲的夜间想象，也不相信阿迪勒的梦。他们听到的也许是某位邻居家的农场传来的挤牛奶的声音，或是部队夜晚在山坡的农田里进行调动。他们在想象中把这些声音转化成了挖掘声。然而，她决定某天夜里不睡觉等到黎明时分，用自己的耳朵倾听。
与此同时，学期将近尾声。高年级的学生忙于焦虑不安的复习考试。中年级的学生纪律愈加松散：学生上课迟到，有些还找各种借口缺席。就拉海尔而言，一些班级出勤率不佳，秩序混乱，她自己教最后几课时也颇为消沉。有那么几次，她让学生提前一刻钟下课，早早地把他们送去操场。有那么一两次，她应特殊要求，同意把授课改为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做自由讨论。
星期六，村子里的狭窄小巷到处是观光者的车辆。他们把车停在篱笆之间，挡住了进门的入口。一群群四处寻觅便宜货的人蜂拥走向自制奶酪的货摊，香料店和精品葡萄酒作坊，出售印度家具、缅甸和巴格达装饰品的场院，售卖东方小毛毯和地毯的小店以及艺术画廊。村里的一些农业活动逐渐被抛弃，然而有些农场仍然在续肥小牛，孵化小鸡，或在大棚里种植室内盆栽植物，山坡上依旧覆盖着葡萄藤和果树。
每当拉海尔轻盈地走在通向学校的路上或回家时，人们都看着她，为她置身于年迈的议员父亲与阿拉伯青年人之间的奇怪生活方式感到惊讶。其他农场也雇用工人——泰国人、罗马尼亚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可是拉海尔·弗朗科的农场里什么也不种，任何装饰品或艺术品也不做。那么她为什么需要这个阿拉伯工人呢？还是个知识分子？是大学生？兽医米基和阿拉伯工人下国际跳棋，说他是某种学生？或者书虫？
有人说这，有人说那。兽医本人声称他亲眼看见阿拉伯男孩熨烫并叠好她的内衣，这个男孩不仅可以在院子里随意走动，实际上还可以在房间里走动，就像家庭成员。老人和他谈论劳工运动中的分裂；阿拉伯人和所有的猫崽聊天，翻修屋顶，每天晚上表演口琴独奏。
村民们深情地回忆起在五十岁生日时死于心脏病的丹尼·弗朗科。他体格粗壮，肩膀宽阔，但两条腿却像火柴棍。他是个心地善良的男人，对别人满怀深情，而且不会为此不好意思。在去世的那天早晨，他哭了，因为农场里的一头小牛犊快要死了，或者因为一只猫产下了两只夭折的猫崽。中午他的心脏不行了，仰面瘫倒在肥料库外。拉海尔在那里找到他时，他脸上露出吃惊的愤怒，好像他在部队上没来由地被赶出了某门课的课堂。刚开始，拉海尔没明白他为什么大中午躺在棚屋旁边的地上打盹儿。她冲他大喊：“丹尼，你怎么啦？快起来，别像个小孩子似的。”只有当她抓住他的双手想帮他起来时，她才意识到他双手冰凉。她弯下腰身，嘴对嘴帮他做人工呼吸；她甚至打他的嘴巴。随后她冲进屋里，给村卫生所打电话叫吉莉·斯提纳医生。她声音颤抖，两眼冒火，十分后悔没来由地打他嘴巴。
十六
那是个闷热潮湿的夜晚。花园里的树木笼罩在潮湿的雾气中，就连星星也似乎被淹没在了肮脏的棉絮里。拉海尔·弗朗科和她的老父亲坐在走廊上。她正在看一本描写特拉维夫某居住区居民的长篇小说。老人把他黑色的军事贝雷帽拉到了前额，宽大的土黄色裤子用背带固定住；他一边翻阅着《国土报》增刊，一边愤怒地夸夸其谈。“可怜的人，”他咕哝道，“他们确实运气不好，孤独直入骨髓。他们在母亲的子宫里就被抛弃了，没人可以容忍他们。大家形同陌路。就连天上的星星也彼此形同陌路。”
三十米开外，阿迪勒坐在棚屋的最高级台阶上，一边抽烟，一边平静地修理一把弹簧松弛的剪枝剪刀。两只小猫卧在走廊低矮的挡墙上，有点像在发情期。从朦胧的夜晚深处传来洒水器里的咕咕水声，还有蟋蟀刺耳的长鸣。一只夜鸟不时发出厉声的尖叫。在遥远的农家场院，犬声阵阵，声音有时化作令人心碎的哀嚎，偶尔呼应着山坡果园那边一只孤独的胡狼的悲鸣。拉海尔从书上抬起眼帘，与其说对父亲，不如说对自己说：
“我有时忽然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这里做什么。”
老人说：
“当然。我知道我是你的负担。”
“我不是说你，佩萨赫。我是说我自己的生活。你干吗立刻就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揽呢？”
“那么请你去吧，去吧，”老人咯咯笑着，“去给你自己寻找新生活吧。我和小阿拉伯人待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