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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就是他从自己的孩提时代保留下来的。眼镜由一根细绳固定，有可能模糊不清，于是他不住地用穿在破工装牛仔裤外的衬衣的衣角擦拭它。他的左半边脸有个酒窝， 给他平添了几分羞怯和孩子气。他只刮下巴和鬓角；脸部的其他地方光溜溜的，没长毛。他的鞋子对他来说有些大，过于粗糙，在灰尘覆盖的院子里留下了奇怪而吓人的脚印。他浇灌院子里的果树时，鞋子会在泥土上踩出水坑。他咬指甲，双手粗糙，通红通红的，好像是冻的。他相貌还算精致，只是下嘴唇有些厚。抽烟时，他使劲儿地抽吸烟卷，双颊塌陷，皮肤下的头颅轮廓似乎瞬间就暴露了出来。
阿迪勒戴着一顶梵高式草帽在院子里行走，露出惊异与渴望的神情。他的肩膀上总是有一层头皮屑。他抽烟时显得心不在焉：点燃一根香烟，双颊深陷，猛吸三四口，接着就在篱笆或窗台上把烟掐灭。他耳朵后总是别着一支备用烟。他抽烟很凶，但一直带有某种厌恶的神情，像是憎恨烟雾和烟草的味道，仿佛是别人在抽烟，把烟雾喷到了他的脸上。他和拉海尔的猫们也发展了某种特殊的关系：他总是用阿拉伯语和猫们展开令人尊敬的长谈，总是声音低沉，似乎在向它们讲述秘密。
前国会议员佩萨赫·凯德姆不喜欢这个学生。老人说：“他恨我们，却把他的恨隐藏在谄媚之下。他们都恨我们。他们岂能不恨我们呢？我要是处在他们的位置，也会恨我们。实际上，即使不在他们的位置，我也恨我们。相信我，拉海尔，你要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只配得到憎恨和蔑视。也许还会得到一点同情。但是那同情不会来自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自己就需要世界上所有的同情。”
佩萨赫·凯德姆说：“只有魔鬼知道这个不是学生的学生来我们这里干吗。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学生？你在收留他之前看过他的证明吗？你读过他的文章吗？你对他进行过笔头或口头测试吗？谁敢说他不是夜复一夜地在房子下面挖掘的那个人呢？他在寻找什么，某种文件，或者古老的证据，证明这产业归他祖先所有？也许他来这里就是为了图谋提出某种回归权，以奥斯曼时期或十字军东征时期居住在这儿的某位祖父或曾祖父之名，强烈索求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权。首先，他作为不请自来的客人住到了这里。我们与他是房东与佃客的关系。他在地基下挖掘，直至墙壁开始摇晃。接着他会索要某种权利，分配财产，即祖先的权利。直至你和我，拉海尔，突然发现我们流落街头了。走廊里苍蝇又没完没了地飞，我屋子里也有苍蝇。阿维吉莉，是你那些猫招来的苍蝇。无论如何，你的猫霸占了整座房子。你的猫，你的兽医，还有你那野蛮的阿拉伯人。我们怎么办，拉海尔？我们是谁，请你告诉我好吗？不说？那好，那么我来告诉你，我亲爱的，我们是转瞬即逝的影子。这就是我们。转瞬即逝的影子，就像刚刚过去的昨天。”
拉海尔让他闭嘴。
可过了一会儿，她又心疼他，伸手从围裙兜里拿出两块裹在锡纸里的巧克力。“拿着，爸爸。拿着。吃吧。只是让我休息一下。”
九丹尼·弗朗科死于他的五十岁生日那天。他是个多愁善感的男人，很容易痛哭流涕。他在婚礼上哭泣，在村文化厅看电影时抽噎。他脖子上的皮肉打着褶耷拉下来，像火鸡脖子。他在发希伯来语字母“瑞什”这个喉音时软绵绵的，似乎带有法国口音，虽然他基本上不懂法语。他身材粗壮，肩宽背厚，但两条腿却十分瘦长，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两根棍子支着个衣柜。他习惯与跟他说话的人拥抱，即使对方是陌生人。他会拍拍人家的肩膀、胸脯、肋骨之间、脖颈背。他也拍打自己的大腿，或者朝你的肚子深情地打上一拳。
要是有人夸他的小牛长得肥壮，称赞他煎的鸡蛋饼或者从他房间里看到的美丽落日，他的眼睛就会立即湿润，充满了对赞美之词的感激。
谈论任何话题——无论是小牛肥育的未来、政府政策、女人的心，还是拖拉机的发动机——在滔滔不绝的话语之下，总会喷涌出汩汩不需任何借口或联系的喜悦。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在他一头栽倒在地、死于心脏病前的十分钟左右，他还站在篱笆旁边与约西·沙宣和阿里耶·蔡尔尼克聊天。他和拉海尔多数情况下处于一种停火状态。夫妻一起生活多年后，冲突、伤害和小别已经教会双方要小心举步，给打上标记的雷区留下宽广的回旋余地，这样的停火状态非常常见。从外部看，这样谨慎的日常生活近似于在漫长的壕堑战中，在相距数码、彼此对峙的军队之间形成的相互屈从，甚至给冷静的同志情谊留下了空间。
这是丹尼·弗朗科吃苹果的样子：把苹果在手里转一会儿，仔细观察，直至找到准确的下口处；接着他会再次盯着受伤的苹果，发动进攻，此次是在另外一个切入点。
他去世后，拉海尔不再经营农场。她关闭了鸡舍，卖掉了小牛，把孵化室变成了贮藏室。拉海尔继续浇灌丹尼·弗朗科在院子边种植的苹果树、杏树、两棵被灰尘覆盖的无花果树、两棵石榴树和一棵橄榄树。但是她不去修剪攀附在墙壁上的老匍匐植物，这些匍匐植物覆盖了屋顶，遮蔽了走廊。
废弃的牲口棚和外屋满是杂物与灰尘。拉海尔卖掉了斜坡下土地的租赁权，卖掉了废弃农场用水配额的租赁权。她也卖掉了她父母在科里亚特提翁的家，把她难以驾驭的父亲接进家门。在卖掉这些产业的过程中，她在一家生产药品与健康食品的小公司给自己购买了一套投资组合和不参与经营的合伙人身份。公司按月付她报酬。此外她还有在特里宜兰担任文学教师的收入。
十
丹尼死后，农场院子里杂草丛生。阿迪勒尽管身体羸弱，肩膀单薄，却承担起了除草任务。他还主动提议照管前面小径旁边的一小块菜田，修剪并浇灌难以控制的树篱，料理房前的夹竹桃、玫瑰和天竺葵，清扫地窖，包揽了大部分家务，擦洗地板，晾晒，熨烫衣服，清洗碗碟。他甚至重新启用了丹尼·弗朗科的小木工房：设法给电锯上了油，将其磨快，使其重新运作。拉海尔给他买了一把新夹钳，换掉旧的，还买了一些原木、钉子、螺丝和木匠用胶。他抽空给她做了几个架子和小凳子，逐渐更换了篱笆柱，甚至移开了破旧的大门，装上了新门，把门漆成了绿色。那是装有弹簧的轻型双门，两块铰链板在你身后来回晃动几次再轻轻自动合拢，不是啪的一声就关上。
在漫长的夏日夜晚，学生独自一人坐在以前的孵化场、而今他的棚屋的台阶上抽烟，膝头放着一本没有打开的书。书上放着个笔记本，他在上面写着什么。在棚屋里，拉海尔给他配了一个铁床架和一张旧床垫、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一只电热锅、一台小冰箱。阿迪勒在小冰箱里放了些蔬菜、奶酪、鸡蛋和牛奶。他在台阶上一直坐到十点或十点半。昏黄的灯光下，他的黑脑袋周围飘着一圈金色的锯末云。他那年轻小伙子的汗味与木匠用胶那令人眩晕的强烈气味混杂在了一起。
有时他会在日落后坐在那里，在暮霭中或月光下吹奏口琴。
见此情景，走廊里的老人嘟囔道：“他又在那里用他东方式的哭诉来倾诉衷肠呢。也许是某支思念我们土地的歌。他们永远也不会放弃的。”
他只会五六支曲子，但他总是乐此不疲地反复吹奏。有时他会停止吹奏，纹丝不动地坐在最高一层的台阶上，倚靠在棚屋的一侧，陷入沉思，或者打盹。大约十一点钟，他会起身走进房子。直到拉海尔和她父亲关掉床头灯睡觉，他床上方的灯才会熄灭。
“凌晨两点，挖掘之声再度响起，”老人说，“我出去看了看小阿拉伯人的灯光是否还亮着。看不到灯光。他可能关灯睡觉了，但也可能关灯去挖我们的地基了。”
阿迪勒自己做饭：黑面包夹西红柿片、橄榄、黄瓜、洋葱和青椒，再加几片咸奶酪或沙丁鱼，煮鸡蛋，用大蒜和西红柿酱烧西葫芦或茄子，还有他喜欢的饮料。饮料是他用一只烟熏火燎的锡皮壶酿制的：开水和蜂蜜，加上些鼠尾草叶、丁香或玫瑰花瓣调味儿。
拉海尔不只一次地从走廊观察他。只见他坐在平时坐的那级台阶上，背靠棚屋一侧，膝盖上放着笔记本，写写，停停，想想，再写几个字，再次停下，思考，再写下一两行，起身绕着院子慢慢踱步，把一个洒水器关上，喂猫，或者给鸽子撒下一捧蜀黍。他还在院边盖了个鸽房。最后他又坐回台阶上，一支接一支地吹奏那五六支曲子。他的口琴发出令人心碎、满蕴忧伤的悠长曲调。接着他用衬衣下摆仔细地擦口琴，把它塞进胸前的衣兜里，然后又低头去看笔记本。
拉海尔·弗朗科晚上也写东西。每周三四次，她会和老父亲面对面坐在走廊上铺着印花油布的桌子旁。而那个夏天，他们几乎每天如此。老人不停地说话，而拉海尔经常噘起嘴唇，写下他的回忆。
十一
“关于伊扎克·塔宾金，”佩萨赫·凯德姆说，“你最好什么也不要问我。”（她并没有问。）“塔宾金上了年纪之后，决定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哈西德派拉比 [10] ：他把胡子留长到膝盖，开始颁布拉比行为规范。但关于他，我一个字都不想说。无论好歹。他是个大狂人，相信我，也是教条主义者。一个冷酷、专横的人。甚至虐待他的老婆、孩子多年。可他与我何干呢？我对他没什么可说的。即使你打我一顿，你也不会从我这里听到关于塔宾金的半个不字。也听不到半个好字。请记下：佩萨赫·凯德姆对于他和塔宾金在1952年的大分裂选择保持沉默。你记下来了吗？一字也不差？然后加上：从伦理角度说，锡安工人运动 [11] 比青年劳动者 [12] 至少低两三个层次。不。请你把它删了。请你再写上：佩萨赫·凯德姆不再找任何理由介入锡安工人运动组织与青年劳动者组织的论争。一切都过去了，已经解决了。历史证明他们都错了，向所有既非狂热者也非教条主义者的人证明，在那场论争中他们究竟错得有多离谱，而我是多么的正确。我说这话带着应有的谦虚，完全客观：我是对的，他们都犯了错误。不，删去犯了错误。写上违法乱纪。他们气势汹汹、毫无根据地指控我，各种恶语相向，在违法乱纪之上又加上了邪恶。但是历史本身客观、现实的发展证明他们怎样错待了我。最厉害的违法乱纪之徒乃为‘无望先生’和‘无用先生’，塔宾金的爪牙。句号。时过境迁。我年轻时喜欢他们二位。在塔宾金先生成为拉比之前，我甚至也喜欢过他。他们也有些喜欢我。我们梦想着改进自己，梦想着改进整个世界。我们喜欢山丘和幽谷，甚至也有些喜欢荒野。我们说到哪儿了，拉海尔？我们怎么说到这了？在这之前我们说什么来着？”
“我想是塔宾金的胡子。”
她给他倒了一杯可口可乐。他最近变得特别爱喝可乐，用可乐代替了茶水和柠檬汁。只是他坚持管可乐叫作可口可口。无论女儿怎么说，他就是改不过来。他说锡安工人运动与青年劳动者两个组织的名称时，甚至说他自己的名字时，带有明显的意第绪语口音。他坚持把可乐放上一会儿，泡沫消失后，才把杯子举向干裂的嘴唇。
“你那个学生怎么样？”老人突然问，“你觉得呢？他是反犹主义者，对吧？”
“你为什么这么说？他怎么你了？”
“没怎么。他只是不怎么喜欢我们。就是这样。他干吗要喜欢我们呢？”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我自己也不怎么喜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佩萨赫，冷静点。阿迪勒住在这里给我们干活。就是这样。他用劳动换取在这里居住的权利。”
“错！”老人咆哮道，“他不是给我们干活，他是替我们干活！因此他夜里在房子下面挖掘，在地基或者地窖里挖掘。”
他接着又说开了。
“请把这话删了。什么都不要写。我说阿拉伯人的坏话，还有说塔宾金的坏话都不要写。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塔宾金完全老糊涂了。顺便说一句，”他补充道，“就连他的名字也是错的。傻子让塔宾金这个名字弄得神魂颠倒，塔——宾——金——三只无产阶级铁拳砸下去！就像夏——利亚——宾！就像布尔——加——宁元帅！但实际上，他原来的名字只是塔伊宾金德，伊奇拉·塔伊宾金德。听上去就像信鸽之子！但是那个小小的信鸽之子却想成为莫洛托夫！想成为斯大林！想成为希伯来语的列宁。不，我根本就不在乎他。我一个字都不说他，不管好歹。一个字也不说。阿维吉莉，记下来：佩萨赫·凯德姆对有关塔宾金的话题总是保持沉默。对牛弹琴。”
蠓虫、飞蛾、蚊子和盲蛛在走廊电灯周围活动。远处，从山丘、果园和葡萄园方向传来一只绝望的胡狼的嚎叫。对面阿迪勒的棚屋前亮着一盏昏黄的灯。阿迪勒慢慢地从台阶上站起身，伸伸懒腰，用一块布擦擦他的口琴，深深地吸了几口气，似乎正努力将整个夜空吸进他狭窄的胸膛。他走进屋子。蟋蟀、青蛙和洒水器唧唧呱呱作响，似乎在回应远方的胡狼，又与附近黑沉沉的河谷方向传来的胡狼合唱交织在一起。
拉海尔说：“很晚了。我们也许也该打住了。进屋吧？”
父亲说：“他在我们的房子下头挖洞呢，因为他不喜欢我们。他干吗要喜欢呢？为什么？为我们所有的恶行？为我们的残酷和狂妄？还为我们的伪善？”
“谁不喜欢我们？”
“他，那个非犹太人。”
“爸爸，够了。他有名字。请说他的名字。你在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