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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子决定上前探个究竟。只是一根掉落的树枝，斜卧在长椅上。
斯提纳医生回到家时已近九点。她打开门厅的灯，关上电热器，急急忙忙检查电话和手机里有没有留言。她把手机落在厨房的桌子上了。没有留言，不过也许有人曾经打过电话，什么也没说。吉莉拨打吉戴恩的电话，听到留言说电话无人接听。她因此决定放下自尊给特拉维夫的姐姐打电话，搞清楚吉戴恩是不是真的出了门、上了路，还是决定取消行程却没有告诉她。电话响个不停，但无人接听，只听见留言机自动说请在嘀声后留言。她犹豫了一下，决定不留言，因为她想不出该说什么：要是吉戴恩走丢了，那么他现在已经搭车或者坐出租车往这里赶，没必要让他的母亲担惊受怕。要是他决定留在家里，那他肯定会通知她的。也许他觉得，没有必要今天晚上就给她打电话，明天上午上班时再给她打电话吧。但也有可能是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又住进了医院？也许又发烧了？出现了感染？她立刻决定不顾姐姐反对，明天下班后就去医院看他。她会到医护人员办公室，与科室领导谈话。她会要求亲自查看检查结果，得出自己的结论。
吉莉脱下大衣，借着厨房的灯光就近打量。大衣看上去很熟悉，但还是不能确定那就是吉戴恩的。颜色基本一样，但领子略有不同。她把大衣摊在桌子上，自己坐在一把椅子上（一共只有两把椅子），仔仔细细地检查。她为他们俩备好晚饭，烤鱼和烤土豆就放在烤箱里等待加热。她决定继续等待吉戴恩。与此同时，她把电热器开到小挡。电热器加热时电阻丝偶尔发出柔和的声响。她一动不动地坐了一刻钟，而后站起身走进吉戴恩的房间。床已经铺好，床尾铺了一条温暖的毛毯，床头桌上放着她为他精心挑选的报纸、杂志和书。吉莉打开小小的床头灯，把枕头弄得鼓鼓的。她立刻感到吉戴恩已经来过这里了，他睡了一晚，起床、收拾好床铺离开了，现在又剩下她一个人。就像他每次来访之后，她独自一人留在空荡荡的房子里。
她弯腰把毯子角塞进床垫，回厨房切了些面包，从冰箱里拿出黄油和奶酪，按下开水壶的按钮。水烧开后，她打开了放在餐桌上的小收音机。三个声音在争论持续不断的农业危机，粗暴地相互打断。她关上收音机看向窗外。房前的小径光线暗淡，悬在空旷街道上空的月亮正飘浮在一片片低矮的云层中。他有女朋友了，她突然想，正是这样，所以他忘了来，忘了告诉她，他终于有女朋友了，因此就没有理由再来看我了。这一想法让她内心充满近乎难以忍受的痛苦。仿佛她已经被完全掏空，只有枯萎的空壳依然作痛。实际上他并没有答应她一定要来，他只是说会尽量赶末班车，但要她不必在公交车站等他，因为他要是决定今晚来，就会自己找到她家，今晚要是不来，那么他近期会来，也许是下星期。
纵然如此，吉莉·斯提纳还是不能摆脱这些想法：吉戴恩迷路了，吉戴恩上错车了，不然就是下错车了，现在他也许独自一人被困在一个偏僻的场所，冻得瑟瑟发抖，蜷缩在铁栏杆后的铁长椅上，一边是关了门的售票厅，一边是上了锁的报摊。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来到她这里。她有责任在这一刻起身走进黑暗，寻找他，找到他，把他带回家。
大约十点，吉莉·斯提纳暗自思忖，吉戴恩今晚不会来了。她确实没什么可做的，只能把烤箱里的鱼和土豆加热，一个人吃，然后睡觉，明早七点之前起床到诊所照顾她那些烦躁不安的病人。她站起身，弯腰从烤箱里拿出鱼和土豆，扔进垃圾桶。接着她关掉电热器，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摘下无框方形眼镜，哭了起来。但两三分钟后，她停止哭泣，把破旧的袋鼠埋进抽屉，从烘干机里拿出洗净的衣物。快半夜了。她把所有的衣物熨好，叠好，放好。半夜时分，她脱衣睡觉。特里宜兰开始下雨。雨整整下了一夜。
挖掘
一
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际，前国会议员佩萨赫·凯德姆和他女儿拉海尔住在梅纳什山特里宜兰村边。他是一位身材高大、脾气暴躁的驼背老人。由于驼背，他的脑袋被迫向前伸着，几乎跟身子形成了直角。他八十六岁了，皱纹纵横，青筋暴起，皮肤令人联想到橄榄树树皮。狂暴的性情使他貌似洋溢着坚定的理想与信念。他从早到晚趿拉着拖鞋在房子周围闲逛，身穿一件背心和一条土黄色的裤子，裤子过于肥大，只能用背带固定住。他始终戴一顶破旧的贝雷帽，帽子耷拉到前额，使他看上去就像退了休的坦克指挥官。他不住地咕哝：诅咒一只打不开的抽屉，咒骂把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弄混淆的新闻播音员，冲突然从海上刮来、吹散了他走廊桌上纸张的西风咆哮，朝自己嚷嚷，因为他弯腰捡纸站起身时撞到了桌角。
二十五年前，他所在的政党倒台、消失，他对此耿耿于怀，在批评反对派和政敌时毫不留情，所有这些人很久以前就已作古。年轻一代、电子产品和现代文学均令他作呕。报上只刊发淫秽下作之物。就连电视里播报天气预报的人在他眼里也像个妄自尊大、受女戏迷吹捧的男演员，一味胡说八道，不知所云。
他故意混淆或者忘记当今政治领袖的名字，就像整个世界把他遗忘了一样。然而，他什么都没有忘记。每个受到伤害时的微小细节，他都记忆犹新，并对两代半之前遭受的委屈愤愤不平。对手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议会中每次具有机会主义特征的表决、委员会每个油嘴滑舌的谎言、四十五年前的同志（他倾向于把他们称作“错误同志”，有时管他那个时代的两位年轻部长叫“无望同志”和“无用同志”）带给他们的每个耻辱，他都铭记在心。
一天晚上，他和女儿拉海尔坐在走廊桌旁时，突然拿起满满一壶热茶，在空中挥动起来，怒吼道：
“他们，大家都有份儿，打造出一个多么美好的形象，本—古里安 [4] 突然背着他们去伦敦与雅博廷斯基 [5] 打情骂俏。”
女儿拉海尔说：
“佩萨赫，你要是不介意，就把茶壶放下吧。昨天你溅了我一身酸奶。一会儿你会把我们俩都给烫伤的。”
老人甚至对他的宝贝女儿怨声载道：不错，她每天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可是她不尊重他。每天早晨七点半她就把他从床上轰下来，为的是晾晒或者更换床单，因为他身上总是散发着烂乳酪的气味。她毫不犹豫地对他的体味儿说三道四。夏天她让他每天冲两次澡。每星期她给他洗两次头发，洗熨他的贝雷帽。她总是把他赶出厨房，因为他会翻抽屉，找她藏起来的巧克力；她每天只许他吃一到两块巧克力。她呵斥他，要他冲洗马桶，拉上裤子拉链。她每天三次摆放长长的一排药瓶，里面装着他必须吃的药丸和胶囊。这一切拉海尔做得一丝不苟，动作敏捷强硬，嘴唇噘起，好像她的工作便是对年迈的父亲进行再教育，改正他的坏习惯，使他最终戒掉自私与自恋的积习。
糟糕的是，早晨老人开始抱怨工人们夜里在房子下面挖掘，打扰他睡觉，好像他们白天挖不了似的，安分守己的人白天是不睡觉的。
“挖掘？谁在挖掘？”
“我还问你呢，拉海尔，是谁深更半夜在我们这儿乱挖？”
“没有人在这里乱挖，白天、晚上都没有。除非是在你的梦里。”
“他们在挖！在挖！午夜过后一两个小时，各种敲击和刮擦声就开始响起。你要是没听到，说明你睡实了。你总是像婴儿睡得那么沉。他们在地窖或地基下头挖什么呢？石油？金子？埋藏的珠宝？”
拉海尔更换了老人的安眠药，但无济于事。他继续抱怨从卧室的地板下边传来敲打声和挖掘声。
二
拉海尔·弗朗科是个寡妇。她相貌姣好，性情温和，时年四十五岁，在特里宜兰村的学校教文学课。她总是身穿优雅妩媚、色彩柔和、令人赏心悦目的宽摆女裙，配一条得体的丝巾，佩戴精致的耳环，偶尔戴一条银项链，即使在学校工作也穿高跟鞋。有些村民对她小姑娘般的体态和梳马尾辫的样子不以为然。（她那个年龄的女人！还当老师呢！一个寡妇！她打扮成那样给谁看呢？给兽医米基看吗？给她的小阿拉伯人看吗？她是要取悦谁呢？）
村庄古老而呆板，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树木繁茂，房顶上铺着红瓦，散落着一块块小农田，其中不少已经改成了商店，销售专酿小酒厂生产的葡萄酒、腌制的辣橄榄、农家奶酪、外国香料、珍稀水果或装饰品。以前的农庄建筑已经改建成艺术画廊，展示进口艺术品、非洲装饰玩具、印度家具。这些东西卖给城里来的游客。他们每周末都会开着轿车鱼贯而入，来淘那些富有创意、做工精良的物件。
拉海尔和老父亲住在村边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里。偌大的院落毗邻当地墓园的柏树树篱。父女俩都是丧偶之人。前国会议员佩萨赫的夫人阿维吉莉多年前死于血液中毒。他们的长子艾里阿兹死于一起事故。（1949年他在红海里淹死，是第一个在红海溺水而亡的以色列人）。而拉海尔的丈夫丹尼·弗朗科在五十岁生日那天死于心脏病。
丹尼和拉海尔·弗朗科的小女儿伊法特嫁给了洛杉矶一位前程似锦的牙医。伊法特的姐姐奥丝娜特在布鲁塞尔经营钻石生意。两个女儿都跟母亲十分疏远，二人好像将父亲之死归咎于母亲。她们也都不喜欢外公，认为他骄纵、自私，脾气极坏。
有时，老人气愤之极会管拉海尔叫她母亲的名字：
“不，真的，阿维吉莉。真的让你有失身份。真丢人。”
也有很少的情况，比如生病时，他会把拉海尔和他自己的母亲辛妲弄混。辛妲是在里加 [6] 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被德国人杀害的。当拉海尔纠正他时，他会气呼呼地否认自己弄错了。
然而，拉海尔在父亲面前一次也没有错过。她恬淡地忍受他漫无边际预言性的谩骂与指责，但是每当他表现出马虎与自恋时，她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要是他上完厕所忘记抬起坐垫，她会往他手里塞一块湿布，粗暴地让他回厕所做每个文明人该做的事。要是他把汤洒到裤子上，她会立即让他离开桌子，去房间把裤子换了。她不会由着他扣错衬衣扣子，或者把裤腿儿塞到袜子里走来走去。每当他在厕所里坐满四十五分钟忘了起来，或者忘了关门，她会数落他，直呼他的名字佩萨赫。她要是特别生气，就会叫他凯德姆同志。但有时，这种情况很少见，他的孤独与忧伤会让她内心深处瞬间涌起一阵痛楚，一种酷似慈母般的柔情。比如，如果他怯生生地出现在厨房门口，孩子般恳求再给他一块巧克力，她会答应他，甚至叫他爸爸。
“他们又在我们房子下面挖掘了。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了镐头和铁锹的声音。你没听到什么声音吗？”
“你也没有听到。你是在想象。”
“他们在我们家下头找什么呢，拉海尔？这些工人又是什么人呢？”
“也许他们在挖地铁通道。”
“开玩笑呢吧？但我没搞错，拉海尔。有人在房子下面挖掘。今天夜里我去把你叫醒，你也会听到。”
“佩萨赫，什么也听不到。没有人在这里挖地洞，也许只是因为你心里有鬼。”
三
房前贴着地砖的地面上放着把躺椅，老人每天懒散地躺在上面。要是感到焦躁不安，他就会起身像个恶灵般轻快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下到地窖里安放捕鼠器，与走廊的纱门较劲，即使纱门朝外开，也要气势汹汹地去拉，不然就是咒骂女儿的几只猫。猫一听到地上响起他的拖鞋声，就逃走了。他会从走廊走进旧农庄场院，脑袋前伸，几乎成了直角，整个人就像一把倒立的锄头，在弃置不用的孵化基地，在化肥贮藏室，在工具房里发狂地寻找某本小册子或书信，然后就忘了自己在找什么，双手拿起别人扔掉的一把锄头，开始在两座苗圃之间掘一条没用的通道，骂自己愚蠢，骂阿拉伯学生没把一堆堆枯叶清理干净。他扔掉锄头，从厨房门走进房里。在厨房里，他打开冰箱，仔细观看里面苍白的亮光，砰的一声使劲关上冰箱门，震得瓶子咔嗒作响。他一边狂暴地穿过走廊，一边自言自语，也许在谴责死去的偶像伊扎克·塔宾金 [7] 和梅厄·亚阿里 [8] ，往浴室里瞧瞧，咒骂社会主义国际，阔步走进他的卧室，接着因一股不可抗拒之力再次逛到厨房。他那戴着贝雷帽的脑袋犹如一只蓄势待发的公牛的头，在储藏柜和碗柜里寻找巧克力，呻吟。他砰地关上柜门，两撇八字白胡竖起，目不转睛地盯着厨房窗外，突然冲在树篱附近游荡的一只山羊或者山坡上一棵橄榄树挥挥拳头，接着再次敏捷惊人地从一个房间步入另一个房间，从一个柜子走向另一个柜子。他得在柜子里寻找一些重要文件，立即就找，刻不容缓。他的小眼睛滴溜溜四下观望，手指一个架子一个架子地寻找，始终对一位看不见的听众发表怨言，伴随着一长串的争论、反对、伤害与反驳。他决意今夜起床，带一只明亮的手电筒下到地窖把那些挖掘者抓住，不管他们是谁。
四
自从丹尼·弗朗科去世、奥丝娜特和伊法特相继离家出国后，父女二人没有了近亲，也没有了朋友。邻里之间不怎么抱团，相互之间没什么来往。佩萨赫·凯德姆那一代人要么已经过世，要么正在消失，但在这之前，他也没有朋友或者弟子。正是塔宾金本人逐渐将其驱逐出政党领导人的核心圈子。拉海尔学校的工作在学校就做完了。不管她在电话里预订什么，维克多·爱兹拉杂货店的年轻伙计都会给她送来，把它们搬进房里，放到厨房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