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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的游击队武装，连炮都没有一门。我估计从发起进攻开始，一个小时就可结束战斗。我希望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开枪开炮，把装甲车直接开到八路的房子前，让他们起床走人。
但这是我八年的军旅生涯中最丢脸的一次战斗。我方部队在凌晨攻进深水井村后，忽然遭到共军足足一个团的反包围。天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显然人家早有防备。李弥军长有句话说对了，停战协定都是他妈的“文绉绉的屁话”，一个兄弟把另一个兄弟彻底踩在了脚下，才会有真正的停战。我开着吉普车，冒着蝗虫一样飞舞的子弹，带着增援拼死营救，最后只救出了上尉连长陈济民。一个加强连啊，二百多号弟兄，都作了内战的第一批冤死鬼。
我号啕大哭，自受伤以来，我以为我已经不会哭了。跟日本人打时，心中只有恨，从来没有泪；而跟共军打，我只感到冤，感到耻辱。“一觉醒来，和平没有了。”这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当时说的话，各大报纸都拿它做标题。我就是那个让梁漱溟先生在“一觉醒来”痛失和平的人。
军部军法处的宪兵一根绳索把我和副营长高舜、上尉连长陈济民绑了，直接送到军部的拘禁室。据说李弥军长暴跳如雷，亲自下命令逮捕了我们。军事法庭的审判很迅速，不过是走了一次过场；结果很干脆：枪毙。
好吧，既然都在干阴间的活儿，这一天早晚都会来到。不是死于阵前，就是死于军法，这是当兵的人的不二选择。只是作为一个军人，背后挨一枪，已是莫大的羞耻，况且还是作为败军之将被人绑着行刑，况且还是死于自家兄弟的一记耳光！别忘了，我只是个用自己的屁股当脸的人。
有负苍生，死有余辜；身名俱灭，为天下笑哉。
行刑的时间定在第二天早上八点。晚饭很丰盛，有酒有肉。但我们三人谁也吃不下一口。陈济民还在泪水涟涟，不是哭他自己，而是哭自己连队的弟兄。他说营长，二百多人站成队列看不出人多，可要是死在一堆，就是座尸山啊！这个刚从陆军大学毕业一年的上尉，打日本人时没捞着放一枪，却不幸成为第8军参加内战打响第一枪的倒霉鬼。还有比这更不走运的人生吗？
那个夜晚阴风惨惨，星光黯淡。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回忆任何往事都是一股股锥心的痛，比我当年在美军医院苏醒过来时更为难受。如果一个智力还算正常的人，莫名其妙地干了最糊涂、最愚蠢的事情，由此闯下弥天大祸，并注定成为人生耻辱污点、遗憾终生的话，那么，毁一次容，就已经是上帝最轻微的惩罚了。我为什么不战死在抗日战场呢？那样还落得个抗日英雄、为国捐躯的一世英名。我那些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生死兄弟，真是太幸运了。
晚上九点，李弥军长提着两瓶酒和一包美国牛肉来到我的囚室。他不来，我也会请求见他一面，将心中未竟之事托付于他。至少，我们还有一段生死情谊吧。李弥军长让副官和卫兵等在外面，给我斟满酒后，冷冷地说：“是老头子的侍从室下的命令要杀你们。你要知道，这一仗他们一直在盯着。”
“不用解释啦，军长。我只求速死。”
“兄弟，不打这一倒霉的仗，你可能也活不长。”李弥军长喝了口自己碗里的酒，“宪兵从你的行囊中搜出了毛泽东的书，《论联合政府》，这些书也是你这样的国军军官看的？你跟我玩什么把戏？”
“毛泽东还和委员长一个桌子上吃过饭喝过酒呢，军长。我读一读他的书也罪不该杀吧？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实行宪政，军队国家化，不打内战。共产党在提，国民政府也在提，全国的老百姓都在翘首盼望。我以为我们马上就要和共产党成一家人了，共同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我们还在这里刀兵相见自相残杀，天理难容啊军长！”我想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有什么话不能说。
“你真是个书生，哪像个革命军人。”李弥军长仿佛有些生气了，“我李弥毕生遵循国父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教诲，追随蒋委员长实现三民主义。共产党那些主张，不过是师从他们的俄国主子罢了。我还不比你清楚？有没有一个政党的治国大计，要依照外国人的模子来建造？民国十六年朱德在南昌叛乱，我还只是朱德军官教导团的小排长，我黄埔四期的同学好多都跟着去了，林彪就是。朱德还亲自来动员我参加，可我李弥那时不是认为他们成不了气候，而是我不相信他们那一套，我只信仰三民主义。共产党只会搞乱中国，就像现在。”
我没有想到李弥军长还有这样一段与我相似的人生插曲。也许在这个主义纷争的时代，像我们这样有思想的军人，当军队从属于某个政党时，都会为自己究竟该站在哪一边而矛盾。如果当年他真的参加了那场叛乱，现在会不会像朱德、林彪那样，站在国军的对面？唉，乱世浊流中，命运其实简单到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军长，我也笃信三民主义。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家为什么还这样乱？不能都怪共产党吧。”
“唉，兄弟，一个家庭兄弟多了还闹不和呢。”我知道如果我不是个死囚，李弥军长不会像个政工人员般苦口婆心，“当年我们追随国父中山先生的遗训光荣北伐，铲除列强，打倒军阀，剿灭赤匪，统一中国之大业即将成功时，日本人来了，等我们打败了日本人，共产党坐大了。哪个拥兵自重的大军阀不是打着为民众的旗号，行的却是封建割据占地盘的勾当？九一八事变后，大敌当前，共产党还在江西搞什么苏维埃共和国哩。一个国家军令、政令不统一，怎么能不乱？那些投降了的日本人如何看我们？你来缴他的枪，我来受他的降。刚一胜利就自乱阵脚，成何体统！胜之不武，不如不胜。面对外侮，中国军队之败，哪次不是败在自己人手上？一个一万来人的整编师面对一千来人的日军大队，我们有三千人不会打仗，三千人害怕打仗，三千人属于别的派系，还剩下多少人敢拿着过时的武器和日本人死拼？日本人纵然一千人，感觉也只是一个人。可你看看我们第8军在松山作战时，军长和副军长不是一个派系的，军长指挥不动师长，团长又不听师长的。这仗怎能打得不艰难？军队尚如此，国民复如何？你别忘了国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实现，需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兄弟失和，当家长的总得把闹事的逆子先降服了，大家才可能坐下来谈民主与宪政吧？”
“要是那个逆子闹得有一点道理呢？”我冷冷地问。
李弥军长用他那双豹子眼足足盯着我看了半分钟，然后气鼓鼓地说：“我要枪毙你。”
我镇静地回答道：“我知道。我的命是你给的。”
他叹了口气：“我的命也是你给的。”
我说：“不值一提了，军长，我们两清了。”
“他妈的，”李弥军长忽然显得烦躁起来，“好兄弟，我不得不枪毙你。”
“枪毙吧。”
“把你捆起来，跪在地上，一枪打穿你的后背。”
我冷冷地看着他，就像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我感到好笑，一个身经百战的中将军长，竟说这小孩子的话。
李弥的脸上也有块伤疤，不过没有我脸上的疤痕那么难看。他脸上的伤疤在抖动。“你这个家伙，真的不怕死？”他嘀咕道。
“我是个无脸的人，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军长，兄弟唯有一事相求，乞望恩准。”
“讲。”
“兄弟我投笔从戎，本为杀日本鬼子，为国家民族效力；自追随军长后，风云突变，不得已参加内战，一战而败，死有余辜，个人身名已不足惜。但兄弟辱没廖氏家风，愧对列祖列宗。兄弟我……廖志弘今后何颜进廖氏祠堂？”
李弥军长摆摆手，“你不要说了，我让他们给你家下‘荣哀状’便是，我还会去函地方政府予以烈士抚恤。”
“那么……”我思忖再三才说，“兄弟再请军长开恩，将阵亡时间写在抗战胜利之前，并把政府颁发给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和因功而获得的四等云麾奖章及勋章颁发证书，一同寄予家父。廖志弘……死也瞑目了！”
李弥军长怔怔地看着我，仿佛面对一支枪口。我起身，高举酒碗，笔直地跪在他面前，“军长，请答应死囚之托！”
“准。”他轻声说。
“军长，谢了你这碗送行酒了。”我端起酒碗，一饮而尽。
李弥军长也端起酒碗喝干了酒，“啪”的一声将碗砸在地上。“你我生死兄弟一场，就此别过。”
我忽然有些伤感，也把面前的空酒碗砸了，说：“谢谢军长，来世有缘再做兄弟。军长你多保重。”
但我背时的命运就像一个犟头犟脑的叛逆少年，总是与我的祈求相悖。李弥军长出人意料地像部署作战命令一般一字一句地说：
“十二点以后门口的宪兵将会睡觉，你去政工部，那里的门不会锁。桌子上会有一张空白的复员证，本军的关防章在抽屉里。你自己填上名字盖好章。给我记住，廖志弘明天就被枪毙了，复员证上你最好重新写一个名字。没有复员证你过不了那些关卡。回去继续念你的《楚辞》吧，谁是你的教授？闻一多？嗯，这位先生名气很大，党国可不太喜欢，你要离他远点，跟随他做学问，不要和他搅和政治，这不是你们这些书生干的事情。你这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当初真不该投考黄埔军校。”
我仍跪在李弥军长面前，无法起身。眼眶里有股热热的东西在打转。
李弥军长站起来，转身就走。到门口时他头也不回地说：“我最讨厌做的事情，就是给手下的兄弟寄阵亡通知书。妈的，这次老子不干了。”他重重地一摔门，但我还是听到他用云南话道出了心里真实的愤怒：
“这小狗日的战争！”
8 衰荣无定在
“赵广陵，廖志弘是你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的名字吗？”审讯者整理着桌子上厚厚的一沓信纸。昏暗的房间里只有一盏白炽灯，一张木桌，两把椅子和一个无靠背的小凳。审讯者和一个年轻的女记录员坐在桌子后的靠背椅子上，被审讯的人坐在小凳子上。这让审讯者居高临下、威严端庄。
“是的。”赵广陵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双膝上，直挺着腰回答道。他看上去衰老了一截，已没有了一个木匠的粗鄙放浪，倒有一个身陷囹圄者的规矩和无奈。他的目光中有些惶惶不安、惊恐迷惘，又暗藏些垂死挣扎的期冀，仿佛一个不幸落入激流中的人，在向岸边寻找可以救命的东西。这当然没有逃脱老练的审讯者的眼光。这个审讯者跟上次那个不一样，比赵广陵年长，因此看上去更严厉，更有权势。审讯者鄙夷地说：
“赵迅、赵广陵、廖志弘，你以为换一个名字就可以转世投胎、改变你的反革命历史身份吗？”
“形势所迫，不得已……”赵广陵仿佛有些说话困难，干涩着嗓音说。
“哼哼，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你就开始篡改个人历史，隐名埋姓，改头换面，是你们这些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惯用伎俩。1950年审查你的时候， 你就隐瞒你国民党反动军官的身份，参加内战、屠杀人民的历史。解放后你还伪装成一个进步人士，试图混进革命队伍……”
“报告政府，我当年确实追求过进步，我也反对内战，应算是自动脱离国民党军队；我曾追随过民主进步人士闻一多先生，这一点陆杰尧可以证明。”
“你让一个右派分子为你作证吗？”审讯者问。
“他……他现在是右派，可当年，当年他还算是个进步人士吧。他也是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赵广陵知道自己这话太苍白，等于试图让一个坏人来证明另一个坏人的清白。
坏人之间只有互相揭发才是出路。审讯者拿出一份名单，递给赵广陵，“这上面认识的人，你都勾出来，然后说明他们的身份、职务。”
那份手抄写的名单大约有三十多个人名，赵广陵推测他们都是现政权还没有查清身份的前朝漏网人员。有几个名字他还是熟悉的，但不知为什么，赵广陵竟然鼓起勇气说：
“我不认识这些人。”
“一个都不认识？”
“不认识。乱世嘛，人们的身份也乱，连祖宗都不敢认了。”赵广陵的口吻中不无讥讽。
“赵广陵，我们警告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审讯者提高了声音。随后他又冷笑两声，“你不认识别人，别人可认得你。抗拒政府，罪加一等。”
我不当告密者，我只承担我自己的罪孽。这是赵广陵当时的想法，但是回到单独拘禁的囚室后，他就后悔了。逞什么英雄好汉呢？这似乎是妻子在他耳边的抱怨。从被捕到现在已经半个月了，家里音信杳无。尽管赵广陵多次提出要见见家人，但得到的答复是：等查清了你的问题，宣判后你就可以见到家人了。一个丈夫忽然失踪了，做妻子的该到何处询问、何处求告？家中四个嗷嗷待哺的黄口小儿，豆芽八岁，豆角六岁，豆荚三岁，豆秧才一岁半。
现在让那一家五口怎么过日子呢？赵广陵不知道。舒淑文这些年在街道缝纫社工作，手指粗壮得早就不敢摸琴弦了。四个孩子中豆秧是唯一的女儿，身子骨最弱，最让赵广陵揪心，真的像一颗永远长不壮的秧苗。赵广陵记得他被捕前三天，还背着豆秧去找一老中医抓药。老中医说，这孩子，气血太弱，你们怎么养的？赵广陵当时羞愧地回答，工作忙。老中医叹口气，说都大鸣大放去了吧。然后埋头写方子。赵广陵当时想，大鸣大放哪轮得到我们这种人，改造还来不及。外面的世界很迷乱疯狂，一个年轻的母亲却要带着四个孩子独自面对，那条狂飙巨浪中的小船，现在没有掌舵的人了。赵广陵每每想到这一幕，不能不悲从中来，愧由心生。我害了他们了。
两年前的一个冬日晚上，豆秧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