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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生，赵广陵还叫赵迅，一个陌生人忽然造访。他让赵迅夫妇关闭了所有门窗后，才撕开上衣内衬的夹层，从里面掏出一封厚厚的信来，递给舒淑文，那场景就像电影里的地下党交接情报。原来这人是从缅甸偷越国境过来的华侨，他受舒淑文的父亲舒惟麒之托，带来这些年他们在境外的消息。舒惟麒当年带着家人逃到越南后，先在西贡待了几年，然后又辗转到缅甸密支那、泰国曼谷等地。现在已经在曼谷开了家商行，生意做得还不错。这个信使就是舒惟麒的一个生意上的伙伴，民国时期就在云南和缅甸密支那之间做马帮生意。他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到赵迅家，除了带来这封信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负责安排舒淑文一家偷渡到缅甸，再到曼谷与家人团聚。舒惟麒在信中说：
闻国内运动不断，人祸甚烈，前朝士绅，多罹劫难。吾举家迁徙，流落异国，幸耶非耶，尚难定论。惟念吾家老母及小女淑文，经年生死未卜，音信杳无。倘得苍天护佑，母亲大人与爱女淑文能见此家书，且能旅行走动，切盼与送信者一同启程，以期异国团聚，苟全性命矣。纵抛家别舍，不足为惜。此于母，为不孝儿子之跪求；于女，父命也！来人乃我异乡换帖兄弟，足可信任。去国万里，飘零异乡，念兹在兹，忧心如焚。每逢月圆，徒劳伤悲……
舒父信的后面还有舒菲菲的一页短笺，她首先问候了奶奶和妹妹，述说了思念之情；然后说她在那边教华文中学，权把讲台当舞台，但也活得平安宁静。最后她貌似不经意地说很想念当年迎春剧艺社的朋友们，尤其赵迅赵导演。如果舒淑文跟他联系得上，请代致问候云云。又赋诗一首——“苍狗白云棋局乱，山盟安在锦书难。鱼传尺素何由达，往事如烟不堪看。”
舒淑文读完信后用毛巾捂着嘴大哭一场，对丈夫说，桃花还在为你开放哩。赵迅哭笑不得，安慰妻子道，什么年月了，还桃花梨花的。你想过去吗？舒淑文哭哭啼啼地说，想，我真想我爹我妈我姐了，我真受不了做针线活的日子了。做做针线活也就罢了，不能拉小提琴更是认命了，可我受不了这处处低人一等、成天紧张兮兮的日子啊！赵迅咬紧牙关说，那你就去吧，带着豆芽和豆角去，给我留下豆荚就行了。我赵家总得留个种传后。舒淑文惊讶地问：赵哥你还不想走？当初我姐让你走，你说要留在自己的国家搞话剧。现在你连文章都不能写了，更别说导戏。还待在这里干什么？赵迅生硬地说，再苦再难，我不会去当亡国奴。舒淑文说，我们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怎么会是亡国奴呢？赵迅说，亡国奴有两种，一种是人家到你的国家来当主人，一种是你到别人的国家去过寄人篱下的日子。这时那个赶马大哥说，这位兄弟此言谬也。你家岳丈在那边日子过得也很滋润的，现在已经买洋楼了。钱虽然不好挣，但至少日子过得很平安，不像国内这般运动来运动去。舒淑文得到支撑了，理就一套一套地来了，她说，赵哥，有家才爱国，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你叫我怎么爱国？赵迅正色道：胡说，抗战时多艰难，多少人家破人亡，还不是更爱国，舍生忘死地打日本人？舒淑文又淌眼泪了，说那是打日本人，现在是我们自己挨整。孩子受了气还会离家出走哩。赵迅火上来了，他低声喝道：孩子受再大的冤枉，也是父母给的！哪个父母不打错孩子？那个赶马大哥见状连忙说：我晓得出门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况这种时候。你们两口子好生合计合计，明天我来等回话。赵迅冷静下来了，问，我们这一家老小的，路上能安全？赶马大哥拍着胸膛说，兄弟你尽可放心。边境线几千里长，他们想守也守不牢的，我赶马二十多年了，山山水水条条大路小路，如我手掌上的纹路般熟悉。这些年我带过去的人多了，从没有闪失。
终于没有走成。舒淑文冷静下来后发现她根本不可能去泰国。首先，她离不开赵迅，家庭不能散；其次，若一旦决定去曼谷与家人团聚，最大的难题不是路途的艰难和偷越国境的风险，不是身处异国他乡寄人篱下的生活，而是舒淑文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姐姐，她现在已经不会再有“桃花过后梨花开”那种洒脱和浪漫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舒淑文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在一个晚上抹着眼泪对赵迅说：“真不愧是当过兵的，一上阵就打连发。”
他们只是请那位赶马大哥带回去一封信，由赵迅执笔，叙说了这些年生活的变迁。当然尽量挑好的说，比如岳父大人已经有三个外孙了（马上就会有第四个了），舒淑文参加了革命工作，在街道办的缝纫生产合作社上班，现在主要担负锁扣眼的工作，过去她只能绣花，现在进步到能纳鞋底、锁扣眼、缝衣服、织毛衣、钉补丁，上个月还被评为“生产能手”了呢；赵迅自己办了一个木器社，因为木工活做得好，还算有文化的人，人们让他当社长，他们现在都是凭手艺吃饭的劳动人民，不写文章，不演戏，就不用担心犯任何错误，衣食无虞、受人尊敬。还有，家里从前的四合院现在很热闹，新搬进来了两户人家了，他们都是国家干部，随时帮助我们改正错误思想。虽然现在生意不如从前了，但这不算什么，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屋里屋外，天下归公，谁还去米线店或酱菜园呢？私有制是一切剥削的根源，是社会不公的毒瘤。人民政府铲除了私有制，改造了我们，我们岂能不感恩戴德，愈加勤奋努力？“寒梅会”的老朋友们虽然不聚会了，但一些人还不时有见面，大家“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都在不断学习、改造，努力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不能来曼谷为父母尽孝，是因为人民政府改造了他们身上的旧习俗旧思想，让他们对建设国家充满希望和信心。他们过得很好、很健康、很快乐。妻贤子孝，娇儿绕膝，粗茶淡饭，浊酒自娱。赵迅的信写到最后，不能不回想起旧日时光的某些温馨和美好，不能不有面对尺牍就像面对故人那样多的倾诉欲望。剧场散场后，掌声退去，鲜花堆满化妆间，三五个好友同道意犹未尽，一定要去城西门的烧烤摊吃消夜。小酒二三两，闲话嫌夜短。谁谁在台上站错了位置，谁谁又忘了台词，是谁在该悲恸时忍不住要笑，谁又在该放声大笑时却像野狼干嗥。老韩总是要喝醉，刘国栋总是吃到一半就要去会他的情妇，阿Q从不买单，吃到最后总要从人家的烧烤摊上顺手牵羊带走点东西，几根羊肉串，两块烤豆腐，半根鸡翅膀，不管是否油腻、是否干湿，都塞进他那个从装钞票手绢到装写给女人的求爱信的口袋里。月圆之下，春城凉风习习，骑着自行车载舒菲菲回家，一路只有车轮撩人动听的“唰唰”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在路灯昏暗的小巷，在月色愈浓情更浓的浪漫时刻，石板路上自行车如河中小船，颠簸而行。舒菲菲会伸出纤纤玉臂，勾住赵迅的腰，还一路嗔怪，你为什么不往平坦地方走？你为什么不往光亮的地方走？你向往光明，却身陷黑暗；你一腔诗情，却沉默无言。世上最困难的事，莫如有爱不能言，世上最浪漫的事，也是有爱不能言。而世上最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就是命运了。短短数年，故人四散，沧海桑田；浩渺天涯，关山万里，人各一方。赵迅竟然抑制不住自己感慨，随手引陶潜《饮酒》诗一首以作结尾——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
（多年以后赵迅才知道，他的这封绞尽脑汁挑好话说的家书，还是让舒惟麒血压升高，心率过速。倒不是因为他自作主张娶了舒淑文，而是这些看上去很光鲜的劳动人民话语，让那个在法国留过学的老泰山捶胸顿足：我舒家前清进士，世代书香，什么时候需纳鞋底打补丁过日子了？）
在接受审查的那段日子里，赵广陵被单独囚禁，门口二十四小时都站着两个持枪的士兵。他的囚禁室有十平米大小，一张床、一张桌子，桌子上两沓信纸一瓶墨水一支笔。有一扇开得很高的窗户，上面装有铁栅栏，可以透过窗户看到自由的天空。审查干部隔天来提审他一次，企图从他那里得到更多其他漏网反革命的信息。但赵广陵总是让他们失望，而他们也总是声色俱厉地说：“别想再隐瞒、狡辩、抵赖。你要知道，你们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残渣余孽，落网的不只是你一个人。你顽抗到底不揭发别人，别人总会想戴罪立功揭发你。到最后，只有你判得最重。在监牢里，任何人都只有一个想法：早点出来。你要再跟我们耍滑头，我们会改造你一辈子。直到你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孽，成为一个新人。所以，你唯一的出路，只有老老实实地交代，写出你的全部反革命历史来。”
在经历了多次政治审查以后，赵广陵才慢慢醒悟出来，有一种历史是后人用生命秉笔直书的，如司马迁写《史记》；而有一种历史是自己交代出来的，需要用余生去偿还；更有那么一种人，他们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就像颇富传奇色彩的自传。
9 在大师身边（交代材料之三）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寇复神京，还燕碣。’联大已经复员了，秋季三校各自在京、津开课。你还不知道吗？”
闻一多先生坐在一张破藤椅上，跷着腿，却不断去扯左脚上翘起的圆口布鞋，鞋已经很旧了，没有了张力，总是似掉非掉，看来这双老布鞋即便不走路时，也套不牢脚。
这是昆明北门街上的一栋二层小楼，至少有上百年历史，一楼墙体为未经烧制的土坯砖，年深日久后发出古老的苍黄色，风啃过雨吃过，掉边缺角的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模样；二楼为木板镶架，更像老妪饱经风霜的脸。雕花木窗外檐的歇山瓦屋顶上总是长满了荒草。麻雀在其间嬉戏，燕子在屋檐下筑巢。这类房屋开间低矮，楼道狭窄，人上楼侧身，进门低头，倒也很符合古时礼义。中国民主同盟云南分部主办的《民主周刊》杂志，就租住在这幢临街的小楼里。这里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在抗战时期创办的“北门书屋”的所在地，抗战时这里常常大师云集，闻一多、朱自清、费孝通、楚图南、潘光旦、张光年等常来这里谈论国事，进步青年学生更是把这里当作追求新思想的源地。书屋里可以买到列宁、高尔基、鲁迅、毛泽东、巴金、老舍的书，还有许多思想“左倾”的青年诗人的现代诗歌和散文，如穆旦、臧克家、田间、李旷田等。它虽然只是一幢陈旧的中式老屋，但在当局看来，它是赤色的，是共产党出钱办的，因为它宣扬民主。
闻一多先生对面是个显得手足无措的年轻人，像个刚从战场上溃退下来面对长官的败兵，只是一双冷峻的眼睛里还难掩深深的渴望。他背一个美军防雨背囊，还穿着与昆明当下时令不合适的“罗斯福呢”军大衣，那上面有战火的硝烟、死尸的味道、女人褪色了的劣质口红、想随他回家的战友一路紧跟的冤魂、火车上的煤灰、路边餐馆里遗留下的残渍、田埂上的新泥、乌鸦的粪便、灌木丛中沾上的即将发芽的草籽，以及一个流浪汉八千里路云和月浸染到皮肤里的风尘和落魄。
“先生，我是在路上看报纸才得知联大复员北归的消息，但又说先生还在昆明，我就赶过来了。”这个青年人小心地说。
“民盟这边还有好多事走不开，他们又让我主持这家刊物。现在是反内战、反独裁的关键时期，我们可不能松劲。”闻一多伸手去桌案上挪开那些成沓的稿件，找到刚才这个年轻人递来的一张复员证，当时他看了一眼就丢在桌上了。因为他怀疑来人又是一个来送恐吓信的特务，这样的经历他已经遭遇不少了。
“赵广陵。”闻一多先生推了推眼镜，“抱歉，你是我哪一届的学生呢？”闻一多露出一个羞赧的笑脸，随后把烟斗衔在嘴上，仿佛为了掩饰自己的健忘。
“1937届，长沙临时大学时注册入学的。大一时朱自清先生教我国文读本，大二时先生教过我唐诗选读。”年轻人仿佛更感到羞涩，作为学生，也许没有比不被老师记住名字更难堪的时候了。“我还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先生在贵州威宁时，还教我打过草鞋。”
“啊！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从云南牵一头骡子到长沙报到，半年后又跟我们回到昆明上学的云南娃娃。你还是联大剧团的，演过《雷雨》里的鲁大海！” 赵广陵同学名正言顺了。
“是，是是，先生那时亲自指导我们排戏，还帮我们做舞台设计画布景。先生，你把布景铺在地上作泼墨画，旁边给先生递颜料的就是我啊。”
闻一多毕竟是诗人，激动得从藤椅上站了起来，也许是因为动作太猛，藤椅都翻倒了。但他并不管，两步抢到赵广陵面前，抓住了他的双臂，大声喊道：
“你后来投考黄埔军校去了，对不对？”
“对，对，大二去的，先生。”赵广陵为大名鼎鼎的教授终于认出了自己而热泪盈眶，就像与双亲失散的孩子终于找到了父亲，刚才的拘谨、敬畏烟消云散。
“你们一起去的有三个同学，被联大的学生们叫作‘三剑客’，你，巨浪，还有一个曾昭抡教授的弟子，叫……刘、刘……”
“刘苍璧，先生。”
“对啰，对啰。当时我跟曾昭抡先生说起过，我是反对巨浪考军校的，是要培养他跟我做《楚辞》考证的，但曾先生说国难当头、青年学子投笔从戎是好事。巨浪还跟我讲要去过什么‘醉里挑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