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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书。我接到的命令是：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家书不得分发给士兵们，以免影响士气。我问下达这个愚蠢命令的团政工部主任：“难道我们是人贩子吗？”他回答说：“不，是牲口贩子。”现在看看运兵舱里那些拥挤在一起神情黯然的士兵，与即将被屠宰的牲口又有何异？
我们的目的地是青岛，我们将去驱赶胶东一带的共军。上峰说日本人投降后，八路到处抢占政府的地盘，扩充自己的实力。我们第8军从昆明空运到南宁，又从南宁驰骋到广东，到处是欢迎我们的人群，到处是抗战胜利后的喜悦和自豪。人们都知道第8军是英雄之师，抗日之师。进广州时，我们的士兵还穿着草鞋、粗布军装，但美国人一夜之间就给我们换上了全副美械装备，从汽车、大炮到坦克、装甲车，从皮鞋、手套、围巾、雪地防护镜到鸭绒双层睡袋、毛衣毛裤、咔叽布军装。一些笨到吃屎的家伙把皮手套当袜子，还怪人家美国人脚趾怎么会那么长。搞得我们要专门办培训班，让那些中下层军官学从打领带到擦皮鞋的技能。一支国家的军队，怎么能永远与土气和没文化为伍呢？世界上最漂亮的制服，绝对应该是军装。无论在广州还是香港，我们去舞厅跳舞，老板从不收我们的门票钱，舞女们把我们当英雄，即便像我这样面目全非的人，周围也全是崇拜的眼光。有一天我和两个下属在广州一家餐馆吃饭，结账时堂倌说，老总，你们的账隔壁桌子上的一位女士已经帮你们买过了。我起身向那位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士致敬，说这世上从无女士为先生们结账的惯例。她回答说，我听到你们谈论打日本人的事。老总们是国家的英雄。那一刻，我为自己是国军军官而自豪。
但在茫茫大海上，我已没有了那样的自豪感，我更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我伤愈后重回军队，是为了打日本鬼子，可等我们的部队整编好，小日本却投降了。我们刚刚赢得了荣誉，又迫不及待地在这荣誉上啐了一口，也许将来还要把它踩在脚下的污泥中。在九龙时，我是负责接收美械装备的联络官，那些令任何一个军人都眼热的坦克、火炮、军车和各式枪支弹药，堆积如山，散发出冷峻夺目的暗淡光芒。它们将统统被装上船运往北方，去打共产党。一天，第8军军长李弥来视察装运情况，我问他：
“军长，两兄弟闹矛盾，再怎么也是家里的事，现在外人来帮助一个打另一个，总不太好吧？”
李弥军长瞪了我一眼，“共匪跟我们不是兄弟。人家早认俄国人当大哥了。”
那我们就要认美国人当爹了？中国，你自己家里的事情为何总搞得如此不堪？尽管美国人在抗战时是我们的盟军，给我们莫大的帮助，还救过我的命，但那是抗战，我们有共同的敌人。现在我们去和共产党军队打仗，是兄弟阋墙，又是另一回事了。部队里不少中下层军官甚至普通士兵，当他们穿着簇新挺括的军装、背负着还散发着机油清香味的武器登船时，我看到了他们眼睛里的迷惘。而仅仅一年前在滇西战场上，部队开拔前线打鬼子时，士兵们的眼睛里只有一种东西——仇恨。
我没有跟李弥军长争辩，我们都是在战场上把对方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人。作为一个少校军官，我当然要绝对服从一个中将军长的命令。我们是一群被驯服的羔羊，漂泊在同胞之血的大海上，没有光荣，只有耻辱。我情愿这苍茫的大海上都铺满日本鬼子的尸体，我们跟他们的仇还没有完。我的行囊里就有一首我的联大学长、诗人穆旦刚刚发表的诗作《轰炸东京》——
我们漫长的梦魇，我们的混乱，
我们有毒的日子早该流去，
只是有一环它不肯放松，
炸毁它，我们的伤口才能以合拢。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人，都不能理解我们中国军人对日本鬼子的恨。穆旦兄，我的好学长，我浴血抗战的好战友，我多想和你一起直捣黄龙、生擒日本天皇。如果抗战还没有结束，如果这艘美军登陆舰载着我们直扑大海对面的那个蕞尔岛国，我会第一个冲下军舰。可是啊，我似乎搭上了一条错误的船，行驶在错误的航道上。方向舵不在我的手上，我只是这个混乱时代的过客。
我们在青岛登陆，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这座颇具殖民风格的海滨城市，部队就开拔到胶东一线。到处都是八路的地盘。他们挖断了公路和铁路，阻止国军去接受日本人的投降。我和他们并不陌生，多年前就打过交道，“破袭战”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过去用来对付日本鬼子，现在却针对国军了。而国民政府为了和共产党抢地盘，甚至不惜让从前的汉奸队伍摇身一变，成为维持治安的国家军队。我们干的事情，不仅让老百姓痛恨，连战败的日本人都瞧不起了。我们进入一个县城时，一个已经向八路军交出了武器的日军大尉不无傲慢地说：“我们战败的，承认；你们的和平，不会有。三十年后，我们的，还要回来。”
这个狗杂种小日本，老子真想给他一把刀，跟他来一次决斗。
作为战胜国军队，去接受战败国军队的投降，本来是一件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啊！这是数百年来的中国军人从来没有过的光荣。我们在战场上时，为了让鬼子缴枪投降，把嗓子都喊哑了也从未遇到一个主动投降的日本兵。现在大批的日本人忽然就像没有了魂儿，孤魂野鬼一般一群一群地待在临时战俘营里，他们曾经满脸的骄横、凶残、剽悍都没有了，从军官到士兵，个个都显得谦卑、沉默、孤单。战败的军队就像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狗，这种遭遇我们也有不少，但我们最终是胜利者，这足以让人自豪终生。我们让日本战俘去修被八路破坏了的铁路，大热天他们干得汗流浃背，却找不到一个偷奸耍滑的人，仿佛是在为他们的国家修路。八路有时来偷袭我们，躲在远处放冷枪，要是没有命令撤退，这些日本战俘从不会惊慌失措，该抡䦆头的抡䦆头，该抬枕木的抬枕木。说实话，我欣赏这样的军人，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有时我们为了保证修路的进度和这些日本战俘的安全，不得不用装甲车上的机枪开路，向可疑的地方扫射。看着我身后抱着双手观战的日本战俘，我真不知道自己在为谁而战了。那个曾经挑衅过我的日军大尉有一天似乎为了讨好我，说：“八路的，土枪土炮的干活，只能吓鸟儿的干活。我们的修路，狠狠地修路的干活。”我斜着眼看着他，尽量掩饰自己心中的羞愧，对他喝道：“干活去，少他妈啰嗦！”
为了打通交通线，我们不得不靠武力进入一些村庄。这些赤色化了的村庄从村长到妇女、儿童，头上都戴着八路的灰布军帽，腰间扎着从日军身上扒下来的宽牛皮带。老百姓似乎都站在八路一边，这不能不让人心惊。如果说抗战时期他们是土八路的话，现在他们的装备和远征军时期差不多了，他们在八年抗战中壮大了，就像一个少年在别人不察觉的时候，忽然长成了一个精壮小伙子。
在一个叫刘庄的地方，八路正规军的一个连试图阻止我们，但我们开着装甲车缓缓进庄，用上面的重机枪和小炮对准他们，还用大喇叭告知他们撤离。说我们是政府的军队，奉命前来维持本地治安，等等。那时毛泽东和蒋委员长还在重庆谈判，八路军从法理上说还是国民政府的一支军队，都是同一政府的武装，怎么能兵戎相见呢？我接到的命令是，八路如果敢开第一枪，就以叛匪对待，格杀勿论。
在我们强大的武力威慑前，八路退却了。他们总会在撤退之前跟我们喋喋不休地争辩，说这些地方过去都是他们的游击区，他们在这里跟日本人周旋的时候，国军在哪里？我告诉他们，日本人不是你们一家打的。蒋委员长说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中国很大，到处都是战场。国军在滇缅战场打鬼子时，你们又在哪里？
那时有个很常用的词汇“摩擦”，延安的广播电台总是指责国军是“摩擦专家”，在山东，在晋察冀，在东三省，国共双方一边谈判一边不断发生“摩擦”。在宴会桌上高举酒杯高调唱着和平时，桌子下却你踹我一脚我绊你一腿。李弥军长的说法是：“摩擦嘛，国共之间打日本人时都在搞，现在搞一搞又何妨？你总不能让‘军调部’的那些人没事干喝茶吧。”
开初时，我们和共军的“摩擦”有些像小孩子掐架，先互相谩骂，试探对方，但还不至于大打出手。我们要代表政府进入八路当年的游击区，恢复国民政府的政令、军令之统一，八路当然不听这一套。但我们就像当年的日军，仗着自己有坦克装甲车，把八路从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一座县城又一座县城威逼出去。后来八路开始反击，他们没有坦克，但他们人多，甚至可以动用上千的老百姓，围住我们的一个排或一个连，用唾沫星子把国军赶走。我奇怪山东的老百姓为什么那么讨厌我们，两个月以前我们走到哪里都是鲜花和激昂的口号啊。有一天我不得不在瓜皮烂水果中撤出了自己的部队。我们是国军，总不能向老百姓开枪吧。
李弥军长对我的怯阵大为光火，把我叫到军部申斥了一顿，他说美国人给你装备的是烧火棍吗？是根烧火棍你也得打他几棍子呀。我说我怕捅了娄子，八路又把我们告到“军调部”，给政府的谈判抹黑。那时在青岛就有由国府、中共和美国人三方组成的“军事协调小组”，专门处理国共之间的摩擦。我在前方都能听到他们的争吵声。
军营里人心浮动，配属到连队的政工人员每天晚上都要召集官兵们开会，讲共产党如何勾结苏俄，赤化中国，妄图以共产主义取代国父的三民主义，如何在自己的防区里捕杀士绅、掠夺私产，共产共妻、毁灭传统。而我们国军是王者之师，吊民伐罪，维系国统，惩治叛乱。我不知道这些讲演会对士兵们的作战勇气有多大帮助。有一天我在上厕所时听到两个士兵的谈话，一个说，土八路那边是不是少女人，要几个人合用一个老婆？另一个回答道：哪个男人不喜欢多搞几个女人，我们这边有钱的人还娶几房姨太太呢。土八路穷，就要把那些姨太太抢过来大家共用，所以穷人都往他们那边跑。
敢情。先前问话的士兵说，那我们是有老婆的人和没老婆的人在打仗。可是我也没有老婆啊。
唉，这些全副美械装备的壮丁兵，我连训斥他们几句的心思都没有了。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抗战时期我们都可以读到，上面的那些社论常常让人热血沸腾。正如共产党人说的那样，我们的国家要是有了民主体制，哪里还会有内战？哪里还会有军阀、独裁以及政府的腐败？当一个社会有了不同的政党或政见，人们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反对的声音，甚至真理的跫音。人们用语言反对你，总比用枪炮对着你好。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一直在呼吁组建联合政府，民主宪政，人民自由选举。我知道这于蒋介石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如果说在抗战时期，我对共产党的主张还认识模糊，认为大敌当前，军令、政令必须统一，才能有效抗击日本鬼子的话，现在我对那些专制、独裁，不让别人说话的冠冕堂皇的说辞深恶痛绝。弱小的一方希望用民主来分享权力，而强大的一方，则要用拳头来把民主打得头破血流。民主是个美丽的女人，有人要精心打扮她，有人却要强暴她。兄弟们哪，有没有老婆是个人的问题，有没有民主宪政，要不要和平建国，才是国家的难题，战争的根源。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怀疑自己是否站错了队。
胶东的冬天真是冷啊，大地荒凉，群山苍茫，寒风刺骨，万物肃杀。而比凛冽的北风更让人心寒的是，我从延安的电台中听到，昆明的军警竟然围攻西南联大，向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开枪扔手榴弹。这是我们国家的军队干的事情吗？昆明警备司令部的司令关麟征曾经是抗日战场上赫赫有名的战将。但我敢向老天爷发誓：如果一个将军命令他的士兵向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开枪，那他所有的荣耀都被玷污了。他完了。这样的人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个报应迟早要来的。
1946年新年刚过不久，收音机里传来了让人振奋的消息，国共两党终于签订了停战协定。我们就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部队里上下都在谈论停战后的打算，一些青年军官计划重新回去上大学，没有上过大学或因战争中断了学业的，只要有复员证，都可以免试进大学。我也在规划自己的生活，尽管这将是一个并不轻松的未来，但我可以脱下这身已不让我感到光荣的军装了。
但李弥军长却还在我的肩章上加一颗星，晋升我为中校副团长兼一营营长。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作战室，说：“廖营长，你差我一个娄子。”
我一头雾水地看着他，问：“军长，我没干什么呀。”
李弥军长诡秘地笑笑：“军人什么都不干，国家养兵做什么？给我捅娄子去。把你上次丢的那个村庄给我夺回来。”
我就不明白了，“军长，国共不是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了吗？你让我去打共军，这娄子捅得就大了。”
“你把娄子捅得越大，上面越高兴。”他解下腰间的皮带，丢到作战桌上，让我跟他到地图前，指着我撤出的那个村庄说：“这些土包子，打他一下再说。你以为共产党会像大学教授那般爱和平？别相信停战协定上那些文绉绉的屁话。”
命令下来了，我营以一个加强连配属两辆装甲车、五门山炮进攻那个叫深水井的村庄，另外两个连策应。据情报和我自己的判断，那里只有共军正规军的一个排，还有一些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