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军事野心过大,就可能竭泽而渔,使老百姓不堪税赋的重负,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束后想要缩减庞大的常备军规模时,经常会引发士兵的哗变。1923年爱尔兰自由邦就遇到了这种情形。因此,一些国家,特别是人口不多的富国希望避开维持常备军队的负担,宁肯在需要的时候出钱买兵。这就是雇佣军制度的基础。不过,雇佣军的基础不止这一个;在历史上,许多国家都用雇佣军来补充自己的军队,经常与雇佣军签订长期合同,这样双方皆大欢喜,过去法国人和瑞士人之间或现在英国人和尼泊尔廓尔喀兵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情况。也可以到管理有序的雇佣兵市场去买兵,雇佣兵合同期满后会再回到市场上去;公元前4世纪伯罗奔尼撒的泰伦纳海角就有这样一个市场,前一个世纪希腊城邦间的一系列战争平息后,许多原来的士兵没了事做,又没有土地,于是来到市场上待价而沽;他们的行情还真不错,因为波斯以及后来希腊化了的东方战事不断,对职业战士的需求一直居高不下。 329年,亚历山大大帝麾下就有50000名希腊雇佣军,其中很多是从市场上雇来的。
依靠雇佣军有其固有的危险。也许合同尚未到期,资金却已告罄;若战争持续的时间超过预期,结果也是资金枯竭;如果一个国家或力求撙节,或乐不思危,或消极苟安,而完全依靠雇佣军,雇佣军就会认识到自己成了这个国家内一股有效的势力。15世纪几个意大利城邦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公民忙于商业,顾不上履行保家卫国的职责,但又吝啬小气,不肯花钱养常备军。在这种情形中,雇佣军威胁的就不是敌人,而是他们的雇主了:他们在雇主的内部争端中选边站;他们因欠饷或饷金菲薄而罢工或讹诈雇主;他们甚至会投向敌方;在最糟糕的情况中,他们干脆把权力篡为己有,像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Pandolfo Malatesta)、奥托布沃诺·泰尔佐(Ottobuono Terzo)和加布里诺·丰杜罗(Gabrino Fondulo)各自在布雷西亚、克雷莫纳和帕尔马所做的那样。
有些较早的城邦选择了另一种防卫方法,好像它们预见到了依靠雇佣军的危险,但其实是由于别的原因。它们规定,作为保持国籍的条件,所有拥有财产的自由人必须购买武器,参加作战训练,并在城邦遭受危险的时候负起保卫城邦的责任。这就是民兵制度。这个制度还可以有其他的形式。民兵制度一词大致适用于包括中华帝国和俄国在内的多种定居型国家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征召的农民军队。它也涵盖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下英格兰的平民矛兵(fyrd)和欧洲大陆上与之对等的军队。这类军队组建的基本原则是“自由人必须武装起来”,后来称为“携带武器权”(jus sequellae)或“携带武器许可”(Heerfolge)。此一做法来自野蛮的日耳曼入侵者,在罗马帝国解体后的各个王国内继续传承,直到9世纪和10世纪的军事危机爆发后,才让位于对拥有马群的诸侯发出的出征诏令(ban)。在像瑞士和蒂罗尔这类贵族力量薄弱的偏远地区,自由人武装起来的做法持续的时间长得多;事实上,直至今日,瑞士仍在使用这个方法。
然而,提到民兵,我们联想到的不是野蛮人,而是文明世界;我们会想到一队队的希腊农夫—公民,他们在自己的城邦与别的城邦发生争端时会彼此交战,但一旦遇到共同的危险,如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来自波斯帝国的威胁,他们就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很容易设想日耳曼人和希腊人关于自由人的军事责任的思想同出一源,更容易认为希腊人对作战方法的主要贡献——两军在固定的地点用步兵厮杀,直到一方失败认输的对阵战——经罗马传给了尚处于野蛮状态的日耳曼人。可惜这两个推论都嫌证据不足。可以肯定的是,罗马在共和国之前的年代里从希腊人那里学到了对阵战的战术,塞维宪法建立的罗马军队就起源于方阵作战法,后来罗马皇帝的军队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自那以后,希腊和罗马在政治和文化上分道扬镳。随着罗马走向帝国之路,农夫—战士逐渐让位于职业军人。希腊人“擅长争吵不和”,无法建立统一的职业军队,各个城邦仍然维持自己的民兵,就此埋下了他们最终全部亡于半野蛮的马其顿这个强敌之手的种子。然而,正如希腊的许多其他遗产一样,民兵的思想保存了下来。当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重新发现了古典知识的价值的时候,民兵的思想与法治及公民自豪感一起,得到了同等的重视。当然,它与后两个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植根于主权来自武装的观念,他不仅就此题目著书立说,而且起草了佛罗伦萨的民兵法(1505年法令),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他的城邦摆脱雇佣军的祸害。
不过,民兵制度在军事上有一大弊病。因为它只规定拥有财产的人有义务服兵役,所以并不包括一国中所有健康的男性居民,因此而限制了上战场的人数。希腊人之所以接受这个限制,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它解决了筹饷这个让人头痛的问题,因为士兵其实是自己担负费用;第二个原因是它保证了军队的可靠性。拥有财产的标准把合格的人结为一体,无论他们持何种政见;与他们对立的是不合格的人,也就是没有土地的人和奴隶,那些人不是公民,没有携带武器的权利。然而,形势吃紧时,这种精英主义有可能成为严重的掣肘,把这种排他原则推到极致的斯巴达人在公元前4世纪和底比斯的战争中就因此吃了大亏。
义务兵役制没有排他性,根据定义,它包括所有能行军打仗的人,不管他们是否拥有财富或政治权利。为此原因,害怕人民拿到武器会夺权的政权或财政困难的政权对这个办法从来都不感兴趣。适用义务兵役制度的国家是保证所有人都有权利,或至少表面上有权利的富国。第一个充分满足了这些条件的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其他一些国家,如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曾推行过类似义务兵役制的做法,但不得不动用常备军去强行拉夫。1793年8月,法兰西共和国宣布,在“敌人被赶出共和国领土之前,所有法国人都一直处于应征状态”;原来把应征的义务限于“积极公民”的财产方面的要求已经废除了。从那时起,所有法国人都可能当兵;到1794年9月,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增至116.9万人,成为欧洲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队。
革命军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使义务兵役制成为未来的军事制度;也正是革命军的赫赫战果促使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但这个制度使社会军事化,而且耗资巨大,这些严重弊病当时却无人预见,或者尚未显现出来。革命军在很长时间内通过抢掠来达到自给(共和国的纸币把金属币挤出了流通后,波拿巴的意大利军就成了硬通货的主要来源);从19世纪中期开始采纳义务兵役制的其他欧洲政府发给士兵的饷金少得可怜,以此自欺欺人,对义务兵役制的财政负担视而不见。
在这个意义上,义务兵役制也许可以视为一种税赋。但是,像所有税赋一样,它必须最终给纳税人带来好处才行。在法国,好处是所有当过兵的人都能获得公民资格。19世纪期间采纳了义务兵役制的君主制政府却不能准许自己的权力受到削弱,于是用民族主义作为替代,在日耳曼民族的国家中大获成功。然而,法国人提出的只有携带武器的人才具有充分的公民资格这个思想扎下了根,很快演变为公民自由既是携带武器的人的权利,也是他们的标志这一信念。所以,在像英国和美国这些公民自由已经普及,但没有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国家中,19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公民死乞白赖地要求政府让他们做志愿兵,而在拼命抵制代议制政府同时又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国家中,特别是普鲁士,对拿破仑作战中出现的中产阶级民兵则在国王和常备军的压力下努力维护自己的权利。
从长远来看,欧洲大陆的先进国家建立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同时,选举权也得到了扩大,虽然所选举的议会通常不如英美两国的议会权力大,另外还开始了一些彼此似乎没有直接联系的进程。结果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有了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机构,也全部维持着通过义务兵役制征召而成的大规模军队。大战爆发后,士兵们尽管遭受了令人发指的痛苦,但他们的忠诚在令人热血沸腾的民族主义激情的激励下,一直维持了3年。直到1917年,全民皆兵造成的物质上和心理上的代价开始产生不可避免的结果。那年春天,法军爆发了一次大规模兵变;同年秋天,俄军完全崩溃。第二年,德军也难再支撑;11月停战回国后,德军自我解体,德意志帝国陷入了革命。从125年前法国人为了拯救革命而呼吁所有公民拿起枪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军队的溃散,几乎可以说是绕了一个圈子后又回到了起点。政治变成了战争的延续,关于如何建立既省钱又可靠的军队这个长期无解的难题,答案仍然渺不可及,比起苏美尔人拿出收入来支付军饷的时代来,丝毫没有进展。
[1]指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公元前578—前534年古罗马的统治者。——译者注
第四章 铁
在国家刚刚出现,定居区以外的剽悍民族经常来犯的那个时代,石头、青铜和马匹是主要的作战手段,而它们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是有限的资源,尽管表现的方式不同。石头打磨起来非常费力;锻造青铜需要稀缺的金属;要养活足以供给骑兵之用的马群,必须有牧场,而世界上的牧场并不多。如果石头、青铜和马匹一直是作战手段的话,战争的范围和烈度也许永远也不会超过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水平;除了条件优越的大河河谷的少数地区,人类社会在畜牧业和有限的饲养业的基础上可能永远不会再有较大的发展。人类需要别的资源和手段来开垦温带地区的森林地带,并争夺已经由强大富裕的少数人定居的土地。那些少数人是因为垄断了青铜时代昂贵的作战技术才占领了那些土地的。
铁满足了人类这方面的需要。如今,质疑是否真的发生了“铁器时代革命”在学术界正风行一时,部分原因是此一说法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来的,而他们的历史观是决定论和机械论的。但不必相信决定论也可以看到,如果某种材料可以使人占据并保持对他人的优势,但先前由于昂贵和稀缺,是少数人的禁脔,那么这种材料的供应一旦突然大量增加,势必会改变社会关系。人类不仅得到了尖锐的武器,而且也获得了好用的工具。过去用石头和木头工具去砍伐树木、开垦土地要费九牛二虎之力,人类有了好用的铁制工具后,就能够并且愿意去开垦原来无力对付的土地,离开原来的定居地区到外面去开疆拓土,在已经开垦的土地上精耕细作,或去被战车武士征服的地方殖民。
铁是上述改变社会关系的材料之一,这一点自不待言。青铜是常见的铜和稀少的锡炼成的合金,由于锡数量稀少,只集中于少数几个地方,所以市场价格很高,运输成本和到岸税也十分昂贵。结果,武士阶层很容易就垄断了青铜,因此也通常成为社会的统治者。铁并不稀少,铁矿石占地球的4.2%,且分布广泛。原始人认得并会利用天然纯铁,但天然纯铁比锡还要少见,只有陨铁或非常难得的所谓原生铁。尽管如此,原始人见过也会使用陨铁。文明人一旦发现可以通过加热来把铁从矿石中提取出来——他是怎么碰巧发现的就不得而知了——马上就开始把铁用于各种用途。据说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锻工在公元前2300年首先炼出了铁,他们本来是想从铁矿石中提取赭石之类的颜料。锻工这个群体非常神秘,他们的工艺秘不示人,通常受到武士的直接保护,而他们则向武士提供自己生产的宝贵产品。几乎可以肯定,开始时,锻炼而成的铁一定被少数人所垄断;直到公元前1400年左右,铁的使用才得到普及。那时铁的生产似乎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那里的富铁矿石蕴藏极为丰富,而且就在地表,当地的赫梯人就是因为得到了炼成的铁,才能够对河谷中的王国发动侵略战争。
据说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人的王国被灭的时候,他们已不再是唯一会炼铁制铁的民族。战乱中流离各地的安纳托利亚铁匠把技术带到了别处,去寻找新的买主和保护人。可能铁匠技术到那时也达到了起飞的水平。其间一定经过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善了熔炉,可以用较少的燃料把铁矿石熔化后变为铁锭(炼铁使用的燃料一直是木炭,直到近代的早期,先是中国人,然后是欧洲人发现了把煤炼成焦炭的方法)。铁矿石的熔点比铜或锡高得多,这就需要强力鼓风;最早的熔炉都是建在山顶上的,就是因为山顶的风比较大,直到后来发明了风箱。按重量来算,炼出来的铁大概是铁矿石的8%,形状如同海绵,叫“熟铁坯”,还需要多次加热和锤打才能成为适于制造工具或武器的铁锭;即使如此,除非矿石里含有特别多的镍,否则造出的产品仍然质地较软,很快就会钝掉。青铜制品可以通过冷锤法来重新加刃,但铁制品却不行。直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人们发现热锤和淬火能使铁制品的刃长久不卷之后,铁才终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