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能够与青铜分庭抗礼，而且显然居于优势。这可能发生在安纳托利亚的铁匠分散到近东各地的时候。

炼铁和铁匠技术的出现对军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它为尚武民族提供了更好的利器去袭击富有的定居国家，因此可能对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席卷了中东和近东的动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帝国也因此获得了精良的装备进行回击，因为只要国家有足够的财力，大量的铁就意味着可以支持大规模的军队。亚述的军队使用的武器都是铁制的，就连技术上落后的埃及在晚期法老的统治下也欣然接受了铁。

早期铁器时代场址发掘出土的最令人惊叹的武器不是来自东方，而是来自欧洲，是早在公元前950年即已存在的哈尔施塔特（Hall-statt）文化出产的剑。这些剑最初依照的是青铜剑的样式，很快剑身加长到夸张的地步，这证明铁这种新材料价廉量大，可以尽情使用，不像过去使用青铜那样需要精打细算。虽然在哈尔施塔特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铁制的矛尖，还有用铁捆边铆接的盾牌的碎片，但数量最多的是剑。哈尔施塔特人似乎是凶猛的剑手，靠锐利的剑身和剑尖打败敌人。

哈尔施塔特文化因在捷克斯洛伐克发掘的第一个考古场址而得名，属于凯尔特文化；凯尔特人是个神秘的民族，到公元前1000年，他们已经占领了西欧的大部分土地；公元前3世纪，他们又向东迁徙到了安纳托利亚。凯尔特人在全盛时期是征服者，或至少是殖民者，他们使用的铁制武器得到了把欧洲大平原隔开的山脉另一边邻居的竞相采用，那些邻居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希腊人。

希腊人和铁

希腊人和凯尔特人一样，起源无法确知，可能是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末期从小亚细亚南岸乘船来到塞浦路斯、克里特岛和爱琴海各岛屿的；大概同一时期，也是来自小亚细亚的石器时代的人开始在希腊大陆上定居。后来，到了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中期，从北边来的一个民族出现在马其顿，他们可能是来自多瑙河岸边，希腊最初的定居者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他们的文化却仍停留在新石器时代；是他们带来了最终所有希腊人都讲的语言。

从北边来的人和来自小亚细亚的人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才融为一体。直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末，住在岛上的人和大陆上的人的差别还远远不止族裔的差别；克里特岛上的人尤其达到了大陆上的人无法企及的文明高度。克里特岛周边的大海保护着它不受侵略者的袭击，同时也给它带来了丰富的贸易货物，岛上的克诺索斯发展起了奢华的文明。然后，公元前1450年前后，克里特文化惨遭浩劫；考古学家一直在探寻它灭亡的原因，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最近沿克里特岛海岸发现的米诺斯防御工事说明，这个岛屿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安然不受攻击。它过去可能就遭到过突袭，也许在一次大举入侵中，它宏伟的宫殿、巨大的仓库或工厂都毁于一旦，入侵者可能是小亚细亚的“海民”强盗，也可能是对克里特人雄霸地中海贸易心怀嫉妒的希腊大陆上的人。

与此同时，希腊大陆上兴起了一种先进的青铜时代文化。在东海岸的沿岸地区，特别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起了一些小王国，其中最重要的迈锡尼王国成了这个文明的代表名称。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结束时，迈锡尼王国也在小亚细亚海岸沿着通往黑海的海峡建立了城市，甚至远至特洛伊。如果刻有最初希腊文字的B类线形文字石板能够作为证据的话，可以知道这些城市财源充足，养着装备精良的战车军队；对皮洛斯宫殿的描写提到皇家兵器库中有200对战车车轮。战车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无从得知。可能是夺取了那些沿岸王国统治权的战车武士带来的，也可能是那些王国使用它们通过贸易获得的巨额财富从买卖先进军事技术的国际市场上买来的。无论如何，在公元前13世纪期间，战车在希腊成了为人倚重的作战手段，在希腊大陆和特洛伊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被用作主力。至少荷马在史诗《伊利亚特》中就描述过史诗中的英雄驾着战马拉的车驰向战场。

然而，现在古史学家普遍认为，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在创作描述发生在500年前的事件的伟大诗作时，似乎误解了战车在那个伟大的时代所起的作用。一位现代学者写道：

战车真正的优势在于高速的密集冲锋。迈锡尼人就是这样使用战车的，拥有庞大战车部队的近东和中东各王国也是一样，无论是在青铜时代，还是在迈锡尼文明崩溃后。荷马描绘的情形则大不相同。在他的史诗里，武士们只把战车用作交通工具，到了战场后跳下车来徒步作战，他们既没有弓也没有矛。而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上半叶发明了架在有轮辐的车轮上的轻便敏捷的战车后，正是这两种武器使得战车成为如此难以抵挡的武器。

荷马的误解被归因于他写作的时间与特洛伊战争发生的时间相距太远。现在普遍认为，特洛伊战争不只是神话传说，而是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可能作战的目的是要解决关于在爱琴海及周围海域贸易权的争端。但荷马在重现英雄时代的努力中之所以遇到重重困难，年代久远也许并非唯一原因，还有其间因希腊的动乱而出现的历史断层。那一段黑暗时期切断了公元前13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之间的联系，比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使卡洛林时期的人不知罗马为何物更甚；似乎在公元前1150年后的300年间，希腊大陆上甚至连文字都消失了。造成这场劫难的是来自北方的新一批侵略者，后来的希腊人称他们为多利安人。他们讲希腊语，但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是不折不扣的野蛮人。第一波入侵可能是来自海上，后来的侵略者似乎带来了马匹和铁制武器，所以应该是自陆路而来，可能是被大草原边缘地区其他马背上的民族赶过来的。

一些迈锡尼希腊人，特别是雅典周围阿提卡地区的迈锡尼人，依靠堡垒顶住了侵略者的进攻。他们后来对爱琴海各个岛屿进行再殖民（爱奥尼亚群岛大迁徙），在直到小亚细亚海岸的整个爱琴海区域重新建立了希腊文化。公元前10世纪，他们在小亚细亚沿岸建立了12座面向故乡雅典的坚固城堡，通过海路和雅典并在他们彼此之间保持联系。在大陆上，迈锡尼人的王国无一幸存。多利安侵略者霸占了最好的土地，奴役当地居民，把他们当农奴使用；然而，侵略者之间非常不团结，“村子之间经常交战，男人平时武器不离身”。

这种典型的武士征服后定居下来的模式奠定了希腊最独特、影响最大的制度——城邦兴起的基础。城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克里特岛上多利安人的定居点。公元前850—前750年间，那里的人立下章程，规定征服者的后裔，即带武器的人，可以享受政治权利，所有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权利。“克里特这些章程突出的特点是，公民归心的对象不是家族，而是国家。”名门望族家的儿子17岁时编成部队，接受纪律管教和体育、狩猎或模拟战争的训练。不幸被淘汰的人没有选举权，按照法律规定所享受的其他权利也相应减少。到了19岁，成功毕业的人加入男子食堂，从此大家一起吃饭，一起打仗。食堂的费用由公共开支负担，实际上成了成员们的家；虽然允许成员结婚，但妻子却不能和丈夫同住，家庭生活等于全无。

这个武士阶层之外的人处于不同程度的从属地位。原来被征服人口的后裔是农奴，终身束缚在主人的庄园或公共的土地上；庄园主还拥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家用奴隶。第一波侵略后才被征服的人可以拥有财产，但要缴付贡税，而且没有选举权。如公元前9世纪的一首克里特祝酒歌的歌词所说，“我的财富是尖矛利剑，是保护我的坚盾一面；我用它耕地，收获，榨葡萄酿酒香甜，它使我有农奴为我把活干”。

城邦（polis）的起源赋予它突出的特点。它从作为它组成部分的村子（komai）那里继承了强烈的亲族感，所以公民资格基本上由父母双方的出身来定。主人和农奴的身份世代相传，公民阶级一直维持着在社会中的特权。保证城邦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得到加强，公民阶级享受着足够的闲暇，可以从事和平时期的艺术，发生战争时则去打仗。

城邦政体最接近克里特起源的形式和规章传到了希腊大陆，在那里扎下了根，最著名的范例是希腊最伟大的好战国家斯巴达。在斯巴达，自由的武士和没有武装，也基本上没有权利的农奴之间的差别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不成比例也达到了极致。男孩儿从7岁开始就编入受训营；女孩儿也集中起来，接受体育、舞蹈和音乐方面的训练。然而，女孩儿在结婚前都住在家里，而男孩儿则集体住宿，由队长领导，还有一个国家派来的监管人监督。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锻炼他们在肉体上适应各种艰苦，同年龄的各组男孩儿经常进行体育和耐力比赛。从18岁开始，他们正式接受作战训练，在一段时期内担负防备农奴闹事的秘密特工的职能。20岁时，他们分到军营中的住房——虽然在这个年龄可以结婚了，但不能和妻子住在一起；30岁就到了经选举获得充分公民权的时候。只有得到一致推选的人才能成为完全的公民，并担负起一个斯巴达“平等人”的主要义务：管制农奴阶级（helot），随时准备打仗。实际上，“平等人”每年都对农奴发动一场内部战争，除去秘密特工认定为不可靠的人。

难怪斯巴达能够崛起并统治不如它好战的邻国，据历史学家所知，可能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像斯巴达那样具有臻于完善的武士制度。公元前8世纪期间，斯巴达人先是征服了他们自己的5个村子周围的100个村子，然后在一场长达20年之久（公元前940—前920年）的战争中征服了邻近的麦西尼亚地区。在那以后，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的崛起不再一帆风顺。它先是发生了治下城市的反叛，后来又受到邻国阿尔戈斯的挑战，公元前669年在海希亚遭到败绩。有19年的时间，斯巴达苦苦挣扎求生存；到了公元前6世纪，在与阿尔戈斯的一场战斗中，双方先各自派出“300勇士”交锋，然后是全线出击；斯巴达人浴血奋战，最后胜出，终于成为伯罗奔尼撒的军事霸主。

与此同时，希腊的其他主要城邦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方法和方向，把势力范围从大陆向外转向岛屿并回头转向小亚细亚沿岸；希腊人开辟的海路不断伸展，最终把希腊文化的创建中心和远至西西里、法兰西南部海岸、黑海内海和利比亚沿岸的殖民地都连接起来。在斯巴达忙于改善武器、战术和军事组织这些使它在陆上战无不胜的军事手段的同时，其他城邦，特别是雅典，发展为海上强国，建造了船只，借以与波斯人和受他们辖制的沿海民族争夺对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控制权。

波斯战争（公元前499—前448年）是很晚的事，因为波斯直到居鲁士大帝崛起才成为统一的王国。公元前6世纪期间，希腊人的战争基本上在他们自己之间进行，主要是由各城邦争夺土地、权力和对贸易的控制而引起的。在此过程中，战争形式发生了变化；铁制武器开始使用，因其廉价，拥有武器的人大为增加，比起迈锡尼时代多了许多。掌握武器的是身为平等公民的小农，用这种武器进行的战争的惨烈程度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之前的战争和其他民族的战争——甚至包括亚述人的战争，尽管我们不了解他们作战行为的详细情况——仍然保留了原始战争的一些要素，如小心谨慎、作战时与敌人保持距离、依靠投射性武器、不到有把握得胜的时候不肯接近敌人等等。希腊人抛弃了这些小心翼翼的做法，自己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法，把战斗变为一决高下的行为，变为作战者技能和勇气的大比拼；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一次行动中全力以赴争取胜利，哪怕有可能流血失败也在所不惜。这一新的作战精神彻底改变了战争的面貌，研究希腊城邦战术最著名的学者甚至提出了一个引人注意，但也颇具争议的主张，说希腊人发明了“西方的作战方法”，欧洲人就是用这种方法征服了世界上他们的军队足迹所至的每一个地方。

方阵战

希腊地形多山，只有山谷地带以及伯罗奔尼撒北部、塞萨利和西部沿岸地区的几块平地适于农耕。山坡上固然可以种植橄榄树和葡萄，也可修建梯田，但除了橄榄油和酒以外，希腊人吃的粮食只有在山谷和平原这些较为宽阔的地方才能大量生产。知道了这些，希腊的公民—战士对自己的小块田地——通常最多15英亩——如此珍视就不难理解了。他靠田地谋生，并靠田地出产的盈余为自己购买重装步兵所需的装备，而他的战士身份又使他有权在市行政官的选举中投票并参与通过法律。因此，如果他的家乡遭到侵略，他的橄榄树或葡萄藤被毁，他的庄稼被践踏或烧掉，那么他不仅在来年冬天会衣食不继，难以活命，而且他作为自由人的地位也危矣乎哉。希腊城邦间战争一贯的特点是大肆破坏，把一切“夷为废墟”。学者一直认为，是因为这种破坏引发的愤怒，才使希腊人的战争表现出过去没有的凶狠暴烈。最近，美国古典学家维克托·汉森（Victor Han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