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秩序确实有着紧密的关系，但决定这种关系的因素可能极为复杂。比如，传统的作用十分重要。安德列斯基承认，“一个全民皆兵的平等主义社会可能会抵制引进更加高效的作战方法，因为那会取消普遍服役”。如果仅以日本武士和马穆鲁克为例，可以看到，更常见的情形是占社会少数的军人特权阶层抱残守缺，坚持保留过时的军事技术，甚至不讲道理地一直坚持几百年。社会学家称这样的少数集团为“精英”，其实此一称号并不恰当，因为集团的成员是自我选拔而成的。另一方面，“精英们”也可能不遗余力地推行耗费巨大的革新政策。维多利亚女王皇家海军的军官一旦接受了蒸汽驱动的铁甲舰船后，就不断寻求新型的舰只；一种军舰造出来没有几年就被他们宣布为过时，舰只服役的时间越来越短，最终使军舰制造成为不列颠编制预算时争议最烈的问题之一。

这些军官的“海军主义”反映了不列颠的地理环境：这个富庶的岛国需要保护自己不受侵略；作为海洋帝国的中心，它也需要保护它的贸易和海外资产。然而，地理影响军事形式是四海皆准的道理，这一点安德列斯基却只在有些情况中才肯承认：他注意到埃及特有的与外界隔绝的地理条件阻碍了它从石头武器向金属武器技术的过渡，并使它得以在文明生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必负担常年维持军队的费用。但是，他似乎忽略了，正是因为欧洲遭到了大草原民族的入侵，或后来北欧海盗的海上袭扰，骑士阶级才获得了如此大的权力；大草原亘古不变的生态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在繁殖出能够驮人的马匹后的行为特点；斯堪的纳维亚人对土地的渴望呼唤着他们离开海岸边狭小的祖土去“做海盗”；因为亚得里亚海没有第二个安全的自然港，所以威尼斯——安德列斯基感兴趣的一个军事强国——才得以成为那里的霸主，把它的商业触角远远伸至克里特岛和克里米亚。

最重要的是，他低估了军事生涯对男性想象力的诱惑。这是从未离开过大学校园，只在书斋里埋首军事的学者的通病。认识军人圈子成员的人一定都知道，他们的社群有自己的文化，与其所处社会的大文化近似但不相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奖惩制度，惩罚更加专横绝对，奖励经常不是金钱，而是纯象征性或情感性的，但社群成员都心悦诚服。根据我一生浸淫在英国军队中的经验，我甚至敢说有些人干不了别的，只能当军人。对女性来说，可与之相比的是舞台生涯。有的女人只有在舞台上才能得到满足，无论是做歌剧的女主角，还是做音乐会的首席歌唱家，或是摄影师或时装设计师膜拜的偶像；她们通过这种自我满足，体现了赢得男女一致仰慕的关于女性的普遍理想。男演员无论多么受人钦佩，都得不到这样的仰慕，舞台上的英雄不过是模仿冒险罢了。英勇的战士受到男女两性共同的崇敬，因为他是真正在冒险；但有军人脾性的人——可惜社会学家对脾性的重要性完全视而不见——无论是否会得到外部世界的钦佩，都会冒险。如果他能赢得其他军人的钦佩，那才会使他自豪。大多数军人只想和别的军人为伍，大家共同对耽于安逸的外部世界报以轻蔑；军营生活和行军使他们从狭隘的物质主义中解放出来，他们对粗粝的野营生活甘之如饴，大家一个赛一个地不畏艰苦，休战期间则去找等待着自己的女人。

战争生活令人陶醉，这帮助解释了原始武士行为准则的来由。作战成功也说明了为什么有的原始人成为尚武的群体。如果作战胜利，即使不能完全征服敌方，抢占他们的土地，统治他们的人民，起码也能抢夺财物，或至少获得由自己确定的贸易条件——这些足以证明，拒绝规规矩矩的生活方式是有好处的。不过，对战士生活向往之情的力量不宜过分夸大。前面已经说过，许多原始人努力遏制暴力的冲动，即使最凶狠的民族也是步其他民族程度较轻的类似行为的后尘才登上了他们用骷髅垒成的金字塔；若是先前的骑马民族没有测试过文明世界抵抗能力的极限，泰摩兰就不可能如此残暴。另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尚武民族一直是少数，无论让别人对自己闻名生畏是多大的诱惑——盎格鲁－撒克逊人四处征战，自认是为了向其他民族传播议会制，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受到了这样的诱惑；在超越了原始阶段文明的所有民族中，武士总是占绝对少数。人性中有一种社会学家称为补偿趋势的东西，反对诉诸暴力。阿尔杜斯·赫胥黎说知识分子是发现了比性更有意思的东西的人。可以说，文明人是发现了比作战更能带来满足感的东西的人。社会一旦达到了原始以上的文明水平，不愿打仗而宁肯做别的事情的人即随着经济资源的增加而增加，无论那些别的事情是种地，还是制造或出售产品、建筑、教书或与另一个世界沟通。当然对这样的社会不应过分理想化。最不幸的人沦为仆从甚至奴隶，而享受特权的人，如安德列斯基有力地指出的那样，则总是依靠武器的力量来维持其地位。他们或者自己携带武器，或者由忠心的下属携带武器。然而，过了原始阶段的人的确特别重视非暴力的生活，突出的例子有艺术家、学者，特别是男女圣徒。这也是为什么基督教世界对破坏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的北欧海盗的暴行特别深恶痛绝，就连泰摩兰都对伟大的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勒敦礼遇有加，都没有堕落到北欧海盗那么嗜血的地步。

因此，对安德列斯基的分析可以稍做调整，我们可以承认在原始世界中战争相当普遍，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也有些民族几乎不闻战事，或试图通过程式和仪式来缓解战争。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原始后的世界。迄今为止对军事史的研究找出了6种主要的军事形式：武士、雇佣兵、奴隶兵、常备军、义务兵和民兵。安德列斯基也提出了6种形式，不过那完全是巧合。安德列斯基的6种形式是homoic、masaic、mortasic、neferic、ritterian和tellenic（都是他自创的新词），和我所列举的6种基本上互不相干。武士一类不言自明，我用它来专指日本的武士阶层和西方的骑士阶层。这些阶层的核心可以说都是尚武部落的残余，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部落；另外也包括武士集团，如最初的穆斯林和锡克人，以及祖鲁人或阿散蒂人这种自我发展而成的武士政体。雇佣兵提供军事服务以赚取酬劳，有时也为了得到土地、国籍（罗马军队和法国外籍军团都提供这样的报酬），以及优惠待遇。常备军是已经获得了国籍或与国籍相等的身份的雇佣兵，但仍选择从军作为谋生之道；在富裕国家中，常备军人甚至可能成为一种职业。奴隶兵制度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民兵制度原则上规定所有健康的男性公民都有义务服兵役，若是逃避兵役或拒服兵役，通常会被褫夺国籍。义务兵役制相当于对某个年龄段的男性居民的时间征税，不过通常对公民说这是他们的公民义务；选择性征召与奴隶制基本上没有分别，特别是如果服役时间长，征召的政府又没有民主性的话，像在农奴解放之前的俄国，服役期长达20年。

武士社会如何形成无须解释，也不必研究武士群体如何获得或维持对非武士群体的权威。武士群体通常垄断着对某种昂贵的武器系统的使用，如驾驭战车的武士；或娴熟掌握某种作战技巧，如长期维持恐怖统治的骑马民族。个中原理比较复杂的是向其他社会形式的过渡。因为武士政府通常极为保守，所以社会要发展，就必须过渡到别的形式，这一点不言自明。日本武士、满洲人和马穆鲁克不敢对他们所控制的制度做任何改动，怕一个闪失会造成整座大厦的倾圮。但我们已经看到，过时的军事制度不可能永远把变化拒之门外；不过，当变化到来时，新的统治者——也许是旧武士群体中的开明人士——必须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解决新军事制度的资金问题，二是如何保证人员的忠诚。这两个问题密切相连。武士制度靠直接榨取本族人或外族人的财富来维持，所以骑马民族才如此注重抢劫财富，或收纳贡赋，或强行要求按他们的条件进行贸易。一俟军事专业移离直接的权力中心，就标志着武士制度开始弱化，也意味着必须找到某种过渡性的方法来酬劳战士。所以，成吉思汗严格要求把所有战利品都集中起来平等分配。然而，即使在他的有生之年，随着帝国不断扩大，他也不得不把地方的权力交给他所信任的下属。他死后不久，地方官员就不仅掌握了统治权，而且获得了赋税权。成吉思汗的收税官把收来的财富上交中央金库，这是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时代所向无敌的一个主要原因。到了他孙子一代，开始出现类似封建的制度，蒙古人的力量也随之衰落。

封建主义是武士社会向其他社会形式过渡的一个共同阶段，主要有两种类型。西方的类型是给下属的武士分封土地，条件是他们在封地上维持适当的军队，国王如有需要即供给国王使用，但封建领主有权在同样的条件下把封土传给后代。另一种类型在欧洲以外比较普遍，是非世袭封地，君主可以随时收回；它在伊斯兰世界非常普遍，称为伊克塔制度（iqta）。塞尔柱人、阿尤比人和奥斯曼人也广泛采用这一制度。两个类型各有弊病。伊克塔制度因为不能世袭，所以现任领主常常趁掌握封地之机大肆敛财，极力剥削压榨交税的百姓，对自己的军事义务却敷衍了事。另一方面，西方的封建领主因为封地可以世袭，所以有管好封地的动力，但他同样有强烈的动机来加强封地的军事力量。如果他和君主就权利或义务发生了矛盾，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他会更加气壮；通过自己收养家臣，建造城堡，他也许希望最终使自己的家族即使不是在名义上，起码在实际上能够上升到君主的地位。这种情况自9世纪卡洛林帝国解体开始流行于大部分西欧地区，直到16世纪国王掌握了火药。

因此，要想摆脱武士制度，无论走哪种形式的封建主义道路都是条死胡同。常备军制度则有效得多。常备军的历史早得惊人，在苏美尔时期即初现端倪，亚述人把它发展到几乎尽善尽美的地步。我们知道，亚述军队包括当时所有的兵种，除步兵外还有战车战士、骑射弓箭手、工兵和战车车夫。不过它的核心是皇家卫队，也许那就是常备军的起源。苏美尔的军队可能开始时只有皇家卫队，后来按照需要逐渐围绕着它建立了其他的部队；自那以后，在每一个有国王的国家中——哪怕是有民选政府，国王仅为象征的国家——这样的“近卫队”都长存不衰，至今犹然。

然而，与常备军的其他兵种相比，卫队的发展自成一格，有时甚至和其他兵种完全不同。统治者一旦选定了固定住所，卫队通常也定居下来，在许多情况中不再担任作战的职能。有时卫队甚至大权在握，能够决定国王的废立；于是，统治者转而向国外招募卫兵，从国外的武士群体中招募的卫兵语言不通，无法与国内心怀反意的人密谋策划。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拜占庭皇帝的瓦兰吉亚卫队。它最初是由瑞典人和挪威人组成的，他们取路罗斯的贸易通道，沿着俄罗斯的几条大河来到君士坦丁堡；但1066年以后，卫队的成员基本上都换成了移徙而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土语，用刻在圣马可之狮身上的如尼字母留下了他们最著名的纪念；弗朗西斯科·莫罗西尼（Francesco Morosini）于1668年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比雷埃夫斯后，把圣马可之狮的雕像作为战利品运走，如今安放在威尼斯的军火库外。其他著名的外国卫队有法国国王的苏格兰卫队，由弓箭手组成；霍亨斯陶芬王室腓特烈二世的阿拉伯卫队（佛朗哥元帅从在西班牙1936—1939年的内战中出了大力的摩洛哥常备军中挑选了一批人组建了摩尔人卫队）；还有瑞士人卫队，好几位欧洲君王，包括教皇，都使用瑞士人做近卫。现代英国皇家空军特种部队（SAS）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职能，那就是为英国政府希望保全的外国统治者提供保镖服务。

外国卫队以及统治者从在首都定居下来的子民中招募的卫兵通常会逐渐僵化固定，变得奇形怪状：英国的王室警卫和教皇的瑞士卫队对自己的不合时宜引以为荣，正如现已消失的巴伐利亚侍卫，他们直到19世纪还在使用战斧。有些君主有意维持古老的卫队，用以渲染自己血统的久远，如霍亨索伦王室的禁卫军（Schlossgarde kompagnie），他们护卫末代德皇的方式与腓特烈大帝宫廷的方式别无二致。出身高贵的热血青年自然对做这样的事不屑一顾，他们愿意加入和敌人短兵相接的“近卫军”，以此表示对君王的忠诚。有些近卫军后来发展为作战部队，还有许多按近卫军模式组建的部队，如普鲁士和俄国的近卫队，后者包括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军团和谢苗诺夫军团，就沿袭了这一传统，英国至今依然如此。

此类部队的忠诚大多无可怀疑，1789年法国王室卫队在巴黎驻扎时间过长，有人产生了异心，但那只是例外。然而，养兵所需的资金来源却令人大伤脑筋，筹集正规野战军的军费更是棘手。统治者和常备军之间契约的中心要素就是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统治者都保证给常备军的军人提供食物、住房和饷金。税收效率高的富国可以长期供养常备军，但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