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力充沛地闹哄着呢。对了，顺便提一句——”

“什么事？”

“我到戴尔特的公寓四处搜查过了。白折腾。他1月4日就走了。都没有跟送牛奶的人说。”

“他的信件呢？”

“除了账单，其他一概没有。我也去看了下蒙特同志的小窝，有几间房是给钢铁代表团用的。家具跟其他东西一并不见了。很遗憾。”

“我明白了。”

“我跟你说件古怪的事儿，乔治。你记得吗，我之前想过，说不定能拿到芬南的个人物品——钱包、笔记本之类的？从警方那边。”

“记得。”

“嗯，我拿到了。他的日记上有戴尔特的全名，就在地址栏那边，对应的还有代表团的电话号码。真够冒失的。”

“何止啊，那简直就是精神失常。天啊。”

“1月4日的条目写的是‘史迈利C.A.八点半电话’。而3日那个条目正好印证了，上面写着‘预约周三早上打电话’。这就是你念兹在兹的那个神秘电话了。”

“还是没解释通。”随后他们停顿了会儿。

“乔治，我让菲利克斯·塔芬纳到外交部去打听消息。从某个角度看，这比我们担心的情况还要糟糕；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似乎又要好些。”

“怎么说？”

“塔芬纳找到了最近两年的登记表。他可以查出哪些文件是从芬南那里调出的。哪个文件明确调到哪里，他们都还留着申请表。”

“我听着呢。”

“菲利克斯发现有三四个文件经常会在星期五下午以芬南的名义登记取出，然后在星期一上午登记入档；由此推断，他在周末把东西带回家。”

“噢，老天呐！”

“但奇怪的是，乔治，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事实上自从他换岗位后，他经常会把一些无需保密的东西带回家，那可都是没人感兴趣的。”

“但也正好是在过去这几个月里他才开始主管秘密文件，”史迈利说，“只要他想，什么东西都可以带回去。”

“我知道，但他没有这么做。其实，基本上你可以说那是故意的。他带回家的都是些等级很低的东西，几乎跟他的日常工作毫不相干。他的同事现在想起来还是没办法理解——他甚至会带走一些在他管辖范围以外的文件。”

“而且是无需保密的。”

“对——看不出有什么情报价值。”

“那再早些呢，在他换岗位之前？那时候他带哪一类东西回家？”

“就是你能想得到的那些——他白天所用到的文档，政策什么的。”

“是机密的吗？”

“有些是，有些不是。该是怎样的就是怎样。”

“但没有什么是意料之外的——不怎么机密但又不在他管辖范围内的东西。”

“没。没有。坦白说，他有很多机会，却没有去用。我猜他是在瞎搞。”

“他既然连幕后主子的名字都给写出来了，那这样也不奇怪了。”

“关于下面这个，你怎么想都行：他在外交部里请了4号的假——就在他死之后的第二天。很显然这件事挺不寻常的——他们说他是个工作狂。”

“对这些事麦斯顿怎么处理？”史迈利停了会儿再问道。

“当时他在查看这些文件，然后匆匆忙忙地跑来找我，每两分钟就问一个烦人的问题。我觉得他面对这些铁一样的事实时，感到孤独了。”

“哦，他会熬过去的，彼得，不用担心。”

“他已经在说，芬南的整个案子就要看那个神经过敏的女人的证据了。”

“谢谢你给我打电话，彼得。”

“再见了，小子。行事低调点。”

史迈利放好听筒，寻思着曼德尔在哪里。门厅的桌子上放了张晚报，他淡然瞄了一眼大标题“私刑——全球犹太人的抗议”，下面则描述了杜塞尔多夫54一名犹太店主所受的私刑。他打开会客厅的门——曼德尔不在。他透过窗子看到曼德尔正戴着园丁帽，在前面花园里粗野地用鹤嘴锄砍着树桩。史迈利观望了片刻，然后又要上楼休息了。正当他爬到楼梯最上层的时候，电话又响了。

“乔治——不好意思又打扰你了。有蒙特的消息了。”

“怎么了？”

“他昨晚坐BEA55的飞机飞往柏林了。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但空姐轻而易举就验出来了。看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了。运气不好啊，伙计。”

史迈利用手压住听筒架好一会儿，然后拨了威利斯顿2944这个号码。他听着电话那一头的拨号音。突然，拨号音停止了，艾尔萨·芬南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好……你好……你好？”

他缓缓地把听筒放下。她还活着。

究竟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蒙特会现在回去，就在杀了芬南过后的第五个星期，在杀了斯卡尔过后的第三个星期；为什么他灭掉了较小的威胁——斯卡尔——却让艾尔萨·芬南安然无恙？她可是神经兮兮而且怀恨在心的，随时可能罔顾自己的安危而把所有事情都给抖出来。要是那个可怕的夜晚没有降临到她身上，又会有怎样的后果？戴尔特怎么能够信得过一个几乎不受他控制的女人呢？她丈夫的好名声很可能再也无法保住，她会不会在谁也不清楚的复仇或悔改心态下脱口说出全部真相呢？很显然，在谋杀芬南与谋杀他妻子之间该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但什么事件、什么信息、什么危险会让蒙特决定在昨晚折返呢？事到如今，一个掩藏芬南通敌谋反、残酷无情且煞费苦心的计划明显已经被搁置一旁，无法完成。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能让蒙特收到风声？或者说他的离开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史迈利并不相信这种可能。要是蒙特在两起谋杀以及对史迈利的袭击之后还留在英国，那他肯定不是自愿的，他只会等待时机让自己得以脱身。若非必要，他肯定一秒钟也不会多待。此外，斯卡尔死后他又做了些什么？躲在某个偏僻的小房间里，同阳光和消息隔绝。那他这会儿飞回去怎么会如此匆忙？

而芬南——什么样的情报员明明对重要资讯触手可及，却净是给上头搜集些无关痛痒的情报？也许是改变心意了？或者是意志动摇了？为什么他不跟自己的妻子说呢？他这些罪行已经成了她长久以来的梦魇，她肯定会为他的态度转变而高兴的。现在看来，似乎芬南并没有表现出对秘密文件的偏好——他几乎就是把最近在忙的文件带回家而已。但意志的动摇肯定能解释马洛聚餐的奇怪邀约，以及戴尔特确信芬南有二心。那又是谁写了那封匿名信呢？

什么都没道理可言，什么都是。芬南他自己——聪明绝顶，谈吐流畅，魅力无边——能够如此自然而巧妙地行骗。史迈利真是挺欣赏他的。为什么那时候这个老练的骗子会犯下如此难以置信的大错，把戴尔特的名字写进日记里——而且对情报的选择没有流露出多少判断力或是兴趣呢？

史迈利上了楼，收拾好曼德尔帮他从傍水街取过来的一些行李。一切都结束了。

14 德累斯顿群塑

他站在门口台阶上，放下手提箱，摸索着钥匙。把门打开时，他回想起蒙特是如何站在那里盯着自己的，那两只颜色极淡的蓝眼睛审慎而笃定。想到蒙特是戴尔特的学生，就感觉古怪。蒙特延续着训练有素的佣兵那种稳定性——有效率，有目标，有局限。他的技法没有什么是原创的：无论在哪方面他都对导师亦步亦趋。这就好比说，戴尔特极具才情与富于想像的招数已被压缩成一本手册，蒙特用心去学习，能添加的只有他自己那些暴行的成色。

史迈利谨慎地不留转寄地址，于是门垫上摞了一堆信件。他把它们拾起来，放到门厅的桌子上，把房里的门全都打开，然后他眯着眼睛在镜子里打量自己，看到自己脸上挂着一副疑惑、迷失的神情。房子对他而言变陌生了，又冷又臭。他慢慢地从一个房间挪到另一个房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变得何等虚空。

他寻找火柴去点煤气取暖炉，但一根也找不到。他坐在会客厅的扶手椅上，眼光流连于书架以及自己在旅途中收集回来的零星物件上。从安恩离开他的时候开始，他努力地将她所有的痕迹清除掉。他甚至把她的书给扔了。但渐渐地，他允许自己为一些连接二人生活的遗留象征寻找托词，比如密友所送的结婚礼物意义非凡，不好拿掉。其中有一样是彼得·吉勒姆送的华多56式素描，还有一样是斯蒂德-阿斯普雷送的德累斯顿群塑。

他从椅子上起身，往角落那个放着群塑的小橱走去。他喜欢欣赏这些塑像的美感，一个小小的洛可可式妓女穿着牧羊女的衣服，手伸向那个可爱的情人，小脸却把目光投射在另一人身上。他在这尊精巧完美的工艺品前感觉相形见绌，就如同当年他第一次震惊众人地抱得美人归时站在安恩面前的触动一样。不知怎地，这些小塑像能够使他得到宽慰：指望安恩忠贞不二就跟把这小牧羊女保存在玻璃盒子里一样枉费心机。斯蒂德-阿斯普雷战前在德累斯顿买了这组塑像，那可是他收藏品中的珍品，但他却拱手割爱。也许他猜测终有一天，史迈利或许能用得上它们传递出来的简单哲学。

德累斯顿，在德国众多城市当中，史迈利最爱它。他钟爱那里的建筑，那些古怪杂乱的中世纪古典楼房，有时候能让人联想到牛津，那些穹顶楼、堡垒、尖塔，那些在烈日下闪耀的铜绿色屋顶。德累斯顿意为“森林居民的城镇”，正是在那儿，波西米亚的瓦茨拉夫国王把礼物和优待赠予游吟诗人。史迈利记得最后一次在那里的场景，他是去拜访一位大学时的故人，他在英国认识的一名语言学教授。正是在这趟拜访中，他见到戴尔特·弗雷在监狱院子里艰难行走。他看到戴尔特依然身形高大，表情愤怒，剃干净的头使他变得面目狰狞，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他这号大人物，这小监狱显得促狭了。他记得德累斯顿是艾尔萨的出生地。他记得在部门里浏览过她的详细介绍：艾尔萨娘家姓57弗雷曼，她1917年生于德国德累斯顿，父母为德国人；在德累斯顿受过教育；1938至1945年入狱。他试图把她置放到她家乡的背景中，这个显贵的犹太家庭曾有一段时间生活在屈辱与迫害当中。“我梦想有一头金发，他们就把我的头发给剃了。”他以惊人的准确度理解了为什么她会染发。她本可能有机会跟这个牧羊女一样，胸部丰满，姿色秀美。但这副身躯业已被饥饿摧残，因此脆弱而丑陋，如同小鸟尸骸一般。

他能够想像她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发现谋杀自己丈夫的凶手就站在尸体边上的场景；听见她呼吸困难，哭着解释为什么芬南会跟史迈利出现在公园里。而蒙特无动于衷，只是辩解、劝说、威逼，到头来再一次违背她的意愿，让她合谋参与到这起极其吓人而又毫无必要的犯罪中去，把她拖到电话旁，迫使她给剧院打电话，然后离开，最后让她独自一人受尽折磨、心力交瘁地应付随之而来的调查，甚至还要她在签有芬南名字的纸上打出伪造的自杀遗书。这惨无人道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又给自己补充了一条，对蒙特而言，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冒险。

她头脑冷静，当然，在之前她就已经证明自己作为同谋是相当可靠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间谍技术方面，她比芬南还要技高一筹。而且，上天才晓得作为一个女人，经历过这样的一夜之后，她怎样才能在他们第一次碰面时表现得如此令人慨叹。

当他站在那里端详小牧羊女不停地平衡着她那两名仰慕者时，他冷静地意识到对于塞缪尔·芬南这个案件，还有另一个颇为与众不同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吻合事情的每一个细节，可以理顺芬南性格表面令人难以参透的矛盾性。这番领悟作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性实践而展开，与人的个性无关；史迈利像拼图一样调动角色，踌躇不决地编派他们，以便契合已有事实的复杂框架——其后，就在那么一瞬间，图案忽地重新组合出来，让人确信这不再是一场游戏。

史迈利心跳加速，越来越感到震惊，他不断向自己复述整个故事，根据自己的探索发现，重现着情景与事件。现在他弄明白了为什么蒙特那天要离开英国，为什么芬南只选取那么点儿有价值的情报给戴尔特，为什么会要求八点半打电话过来，还有为什么他妻子能够躲过蒙特早有预谋的暴行。到最后，他知道是谁写了那封匿名信。他看清楚自己是怎么被情感愚弄，怎么被思想的力量牵着而误入歧途。

他走到电话那边，拨了曼德尔的号码。一跟他说完，他就立马给彼得·吉勒姆打过去。随后他戴上帽子，穿好外套，转过街角走到斯隆广场。在彼得·琼斯商店附近的一个小报刊店，他买了一张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明信片。他去了地铁站，一路向北，在海格特出站。他在邮政总局买了一枚邮票，用西文大写字母生硬地写好艾尔萨·芬南的地址。在内容栏他用尖利的普通字体写下：“真希望你在这儿。”他把明信片寄出去，记下时间，然后返回斯隆广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是他能做的了。

那天晚上，他睡得非常沉实。第二天是星期六，他起了个大早，到街角买了羊角面包和咖啡豆。他煮了很多咖啡，然后坐在厨房里，一边阅读《泰晤士报》，一边吃早餐。他感觉出奇平静，当电话铃终于响起的时候，他仔细地叠好报纸，然后才上楼接听。

“乔治，我是彼得”——声音很急迫，几乎是洋洋得意的，“乔治，她上钩了，我发誓她上钩了。”

“发生什么事儿了？”

“明信片八点三十五分准时到。九点半她就迅速下来，穿好靴子，匆匆出发。她直接去了火车站，赶上九点五十二分的车去维多利亚。我让曼德尔先上火车，我随后开车赶过去，但最后我没赶上这趟火车。”

“你到时怎么再跟曼德尔取得联系？”

“我把格罗夫纳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