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慢慢地，我也弄懂了。他们开始要求一些特别的东西。我从弗雷提格那里带回来的乐谱袋里开始有命令了，有时候还有钱。我跟他说：‘你看看他们给你送了些什么——这些是你想要的吗？’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那些钱。后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把钱散了出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年冬天，当我跟戴尔特说起的时候，他非常生气。”

“哪一年的冬天？”史迈利问道。

“跟戴尔特认识的第二年冬天——1956年在米兰。我们第一次见他是在1955年1月。那就是事情开始的时间。有件事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说说？匈牙利在塞缪尔看来，没有什么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知道那时候戴尔特怕他，这是弗雷提格说的。那年11月芬南让我带些东西到韦布里奇时，我几乎都要疯掉了。我冲他吼：‘你没看出来这是一样的吗？一样的枪，一样死在大街上的小孩？只有梦想变了，那些血还是一样的颜色。那就是你想要的吗？’我问他：‘你也会为德国人做这些勾当？要是过那些鬼日子的是我，你会让他们这样对我吗？’但他只是说：‘不会的，艾尔萨，这不同。’然后我就继续拿那些乐谱袋去剧院。你能理解吗？”

“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想也许我能够理解吧。”

“他就是我拥有的一切。他就是我的命。我想保护我自己。然后慢慢地，我也成了当中的一分子，后来，想停止也已经为时太晚了……之后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她低声说道：“有些时候我心情还是挺好的，就是当这个世界似乎在为塞缪尔做的事情鼓掌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新德国不是什么好东西。以前那些家伙又回来了，就像小时候那样让我们害怕。那些可怕的膨胀的骄傲回来了，你甚至能从报纸上的照片里看到，他们随着古老的节奏向前进军。芬南也感受到了，但谢天谢地他还没有看到我看到的那些。

“当时我们在德累斯顿外面的集中营，以前我们就待在那里。我爸瘫痪了。他最挂念的就是香烟，而我就用集中营垃圾堆里头能找到的东西给他卷烟——也就是装个样子。有一天，一个守卫看到他抽烟就笑了。其他人过来后，也笑了。我爸用失去知觉的手夹着烟，烟正在烧他的指头。他不知道。

“没错，当他们把枪、钱还有制服又给了德国人，有那么些时候——也就是短短的一段时间——我对塞缪尔做的事情还是挺满意的。我们是犹太人，你知道的，所以……”

“是，我知道，我理解。”史迈利应道。“我也见识过，见识过一点点。”

“戴尔特说你见过。”

“戴尔特这样说的？”

“是。对弗雷提格。他跟弗雷提格说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在战争之前你还蒙骗过戴尔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真相，这是弗雷提格说的。他说你是他见过的最厉害的人。”

“弗雷提格什么时候跟你说这些的？”

她看了他好久。他从来没有见过哪张脸上会有如此绝望的悲痛。他想起之前她跟他说过的一句话：“从我那些不幸中生出的孩子已经死了。”现在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而后来她开始说话的时候，他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这层意味：

“为什么问，这不明摆着的吗？就是他杀死塞缪尔的那天晚上啊。

“那真是天大的一个笑话，史迈利先生。就在塞缪尔能给他们做那么多事的时候——不是东一枪西一炮的，而是一直都有情报——有那么多的乐谱袋——就在这么一个时候，他们自身的恐惧把他们给毁掉了，使他们变成了畜生，使他们摧毁了亲手打造出来的东西。

“塞缪尔经常说：‘他们会赢的，因为他们知道，其他人会灭亡，而他们不会；为梦想而奋斗的人会一直干下去’——这就是他说的。但我知道他们的梦想是什么，我知道那会把我们都给毁掉。还有什么没被毁掉的？连老天爷的梦想都给毁掉了。”

“当时看到我跟芬南在公园的就是戴尔特了？”

“是。”

“然后他以为——”

“没错。以为塞缪尔已经背叛他了。于是叫弗雷提格把塞缪尔给杀了。”

“那匿名信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是谁写的。那个人是认识塞缪尔的，我猜，那个人是监视他并且熟悉他的，就在办公室里。或者是从牛津来的，是党内人士。我不知道。塞缪尔也不知道。”

“但自杀遗书是——”

她看着他，脸上叠起皱纹。她几乎又要哭起来了。她垂下头说：“是我写的。弗雷提格把纸带过来，然后我写。签名之前就在上面。塞缪尔的签名。”

史迈利朝她走去，在沙发上挨着她坐下，然后拉住她的手。她突然恼怒地转过脸，冲他大吼大骂起来：“把你的手拿开！你以为就因为我不属于他们，我就是你这边的人了？走开！去把弗雷提格和戴尔特杀了，让这个游戏继续下去，史迈利先生。但不要以为我就站在你这边了，听见没有？因为我这个犹太人还活着，就在这片死亡之地上，就在你那些玩具兵的战场上。你可以踢我，可以践踏我，但不要，不要碰我，不要跟我说你很抱歉，你听到了吧？现在出去！去杀了他们。”

她坐在那里，似乎是因为身体发冷而颤抖着。他走到门边时，回头望了望。她的眼睛里没有一滴泪水。

曼德尔还在车上等着他。

13 塞缪尔·芬南的不称职

他们在午饭时间到达米特查姆。彼得·吉勒姆正耐心地在车子里等候他们。

“孩子们，有什么消息啊？”

史迈利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递给他。“这是一个应急号码——报春花9747。你最好还是去查一下，但我对这个也不抱什么希望。”

彼得消失在门厅那边，开始打电话。曼德尔在厨房里埋头苦干，十分钟之后他出来了，托盘上放着啤酒、面包和奶酪。吉勒姆回来坐下，什么也没有说。他看上去忧心忡忡。“哎，”终于他开口了，“她说了些什么呀，乔治？”

当史迈利讲完上午的拜访时，曼德尔已经把餐具都收拾好了。

“我明白了，”吉勒姆说，“这情况很让人担心啊。是这样的，乔治，我今天得把这些写到报告上，而且我得立马去见麦斯顿。抓死间谍真是个没劲的游戏——还会引发很多让人不高兴的事儿。”

“他在外交部能接触到什么？”史迈利问。

“最近还是能接触挺多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应该审一下他，像你知道的那样。”

“主要是哪一类的？”

“我还不清楚。几个月之前，他还在负责亚洲那边的事情，但他到新岗位之后就不同了。”

“管美国那边的，我貌似还记得一点。”史迈利说道。“彼得？”

“说。”

“彼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这么着急要把芬南杀掉？我意思是，假设他之前确实背叛过他们，如他们所想，那为什么要杀了他呢？这样他们什么好处也捞不到啊。”

“捞不到；是的，我觉得他们捞不到。这确实要好好琢磨下才行，来想想——或者说，是不是有这可能？假设麦克林或法克斯背叛过他们，我想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假如他们有理由担心连锁反应——不止在这里，还有美国——全世界范围内的连锁反应呢？难道他们不会杀了他去阻止这发生吗？好多东西我们压根儿就搞不清楚。”

“就像是八点半的那通电话？”史迈利问。

“对。你就留在这儿，等我电话，可以吧？麦斯顿一定想见你的。等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他们就会高兴地跑到走道上去的。我到时应该摆出一个特别微笑，专门在讲惨痛消息时用的那种。”

曼德尔送他出去，然后回到会客厅。“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跷起腿休息，”他说，“你看起来真是糟糕透顶，真的。”

不知道蒙特在不在这里，史迈利想，这时他正穿着背心躺在床上，双手垫在后脑勺下面。要是他不在，我们就完了。要是这样，决定如何处置艾尔萨·芬南的人就是麦斯顿了，而就我看来，他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

要是蒙特在这里，那么有三种可能：A.因为戴尔特要求他留在这里，观察形势是否明朗；B.因为他臭名昭著，不敢回去；C.因为他还有任务在身。

A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冒不必要的风险并非戴尔特的一贯做法。不管怎样，这都是个不太可能发生的设想。

B未必会发生，因为蒙特可能害怕戴尔特，这样就可以假定他也害怕在这里落得个谋杀指控。他最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到另一个国家去。

C是最可能的。要是我身在戴尔特的处境，我就会非常担心艾尔萨·芬南。姓皮基恩的女孩倒不重要——没有艾尔萨外泄信息，她就构不成严重危害。她不是什么同谋，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定原因会令她特别记住艾尔萨在剧院的朋友。不，艾尔萨才是真正的威胁。

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可能，对此史迈利没多大把握：戴尔特通过蒙特来控制这边的情报员。从整体上看，他有忽视这个想法的打算，但毫无疑问彼得也会想到这点的。

不对……还是说不通——这还没把事情理顺。他决定从头开始。

我们知道什么？他一坐起来找铅笔和纸，头就开始作痛。他执着地下床，从夹克衫的内袋里取出一支铅笔。他的手提箱里还有书写纸。他返回床上，把枕头调整到让自己满意的样子，从桌上的瓶子里拿了四片阿司匹林，整个人倚靠在枕头上，短短的腿就在面前伸展开去。他开始写了。他首先颇有学者风范地把标题工整地写下来，并在下面划了条线。

“我们知道什么？”

然后他开始尽可能客观冷静地一步步描述这件事情发展至今的来龙去脉。

“1月2日，星期一，戴尔特·弗雷看见我跟他的情报员在公园说话，然后推断出……”是的，戴尔特推断出什么呢？推断出芬南已经供认，或者正要供认？推断出芬南是我的情报员？“……然后推断出芬南有危险性，原委尚且不明。第二天晚上，当月第一个星期二，艾尔萨·芬南按照约定的路数，用乐谱袋带着丈夫的报告去韦布里奇剧院，然后把乐谱袋放在存包处，通过票据来提取。蒙特理应把他自己的乐谱袋带过去，做同样的事情。届时艾尔萨跟蒙特会在演出期间交换票据。但蒙特没有出现。于是她依照应急程序，把票据寄到预先安排好的地址，所以她早早地离开剧院，去赶韦布里奇的最后一趟发件。之后她开车回家，被蒙特碰见，那时候蒙特已经杀了芬南，这很可能是遵照了戴尔特的命令。蒙特在门厅一见到他便进行了近距离射杀。据我对戴尔特的了解，我怀疑他很早之前就已经做好了预防措施，在伦敦备好几张签过名字的白纸，不论是伪造的还是真实的，反正是萨姆·芬南的签名，以防日后有必要要挟或者敲诈芬南。假定推测正确，蒙特带去了一张纸，是为了用芬南自己的打字机，就着签名来打一封自杀遗书。艾尔萨回来后肯定见到了骇人的一幕，蒙特意识到戴尔特误解了芬南与史迈利的相见，但还是要通过艾尔萨来保护她已故丈夫的名声——不去提及她自己是个同谋。这样蒙特就安全了。蒙特让艾尔萨来打那封遗书，可能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英文水平不够自信。（注：但第一封告密信是哪个混蛋打的？）

“蒙特当时大概索要过自己未能取到的乐谱袋，而艾尔萨告诉他，她已经按照预定指令，把存包处的票据寄到了汉普斯特德，乐谱袋仍然留在剧院。蒙特反应激烈：他迫使她给剧院打电话，好让他能在当晚返回伦敦的路上取回乐谱袋。这样说来，要么是接收票据的地址已经弃用，要么是蒙特在这种情况下务必要在次日清晨赶回去，没有时间，因而没法拿到票据或乐谱袋，这都不好说了。

“1月4日，星期三，史迈利一大早便前往威利斯顿，在第一次谈话期间接了传呼中心八点半打过来的电话，那是芬南前一天晚上七点五十五分预约的（出于合理的怀疑）。为什么呢？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史迈利再次去找艾尔萨·芬南，问她八点半那个电话的事宜——她知道（她自己就是这样说的）那会‘困扰史迈利’（蒙特描绘我的能力时的奉承已经奏效了）。跟史迈利扯完记忆不好这档子事之后，她恐慌地给蒙特拨了电话。

“估计蒙特事先收到过戴尔特给他的照片或者说明，他决定清除史迈利。（得到了戴尔特的批准？）那天几乎就要成功了。（注：蒙特直到4号晚上才把车子还到斯卡尔的汽车修理厂。这并不能证明蒙特当天没打算早点坐飞机离开。要是他一开始便决定赶早班机，那他可能就会在更早的时间把车子停到斯卡尔那里，然后坐公交去机场。）

“蒙特看来不太可能会在接过艾尔萨的电话之后变更计划。没有确凿证据说他改变计划就是因为她的电话。”

蒙特会不会真被艾尔萨吓到了？吓到留下来，吓到把亚当·斯卡尔给杀了，他想弄个明白。

门厅里的电话响了……

“乔治，我是彼得。地址跟那个电话号码都没有什么料。拐入死胡同了。”

“你什么意思？”

“电话号码和地址指向的是同一个地方——海格特村一个有家具的公寓。”

“然后呢？”

“租房的是欧洲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在1月5日付了两个月的房租，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可恶。”

“房东对蒙特记忆很深。他是那飞行员的朋友。作为德国人，他算是一位和善有礼的绅士，非常大方。他经常就睡在沙发上。”

“噢，天呐。”

“我仔细检查了那间房。角落里有张书桌。所有的抽屉都清空了，除了那个放着存包处票据的。我琢磨着这是从哪儿来的……好吧，要是你想笑的话，顺道去拜访圆场吧。整座奥林匹斯山的家伙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