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招个远征军的女婿了。但一场战斗下来，参谋战死了，当初住他们村寨的远征军，只有俩兵是活着的，还是担架上抬回来的。孙专员最后叹息道：
“我那个痴情的姐姐啊，一直不相信那个参谋战死了，见到穿军装的国民党兵就打听。唉，多少年过去了，多少人来我家提亲，我姐姐就是不答应。一直到都解放了，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回到家里做她的工作，说你还等一个国民党军官干哪样？想让我们一家都当反革命家属吗？那时年轻，不懂历史啊。当然了，那时的政治环境也不允许我有今天的认识嘛。”
赵广陵问：“那你姐姐一直终身未嫁？”
孙专员说：“到我姐姐都四十多岁了，她好像才死了那份心，随便嫁了一个鳏夫。赵老师，你知道的，在我们景颇山寨，三十来岁的女人都可能当奶奶了。我只好把我的一个儿子过继给她，让她好歹也有个后。”孙专员喝下一大口啤酒又说：“我现在才明白了，经历过战争的人，心上的烙印是抹杀不掉的，更何况一段纯真的感情。我那命苦的姐姐，哪里晓得战争有那样残酷？那个远征军参谋也可怜，他和我姐姐可能连手都没有牵过。”
赵广陵也喝下一大杯啤酒，动情地说：“孙专员，我现在才相信，面对外辱，同样的苦难，不分党派主义，不分汉族少数民族，大家都有共同的担当，共同的记忆。当年我也有一个手下爱上了当地的一个姑娘。他是我的副连长，陕西人。但他担心自己不能活着回来，一直不敢向那姑娘表白。他让我帮他拿主意，我就说等打完仗吧，戴着军功章去提亲，岂不更好。我那时也愚蠢，不太懂一个男儿再有功名心，也有儿女柔情。”
孙专员问：“他活下来了吗？”
赵广陵悲戚地说：“打松山时，替我死了。”
大家长久无言，各自端起酒杯喝酒。烧烤的烟雾拌着肉香四处弥漫，像一个浓缩的战场。只不过没有硝烟的狰狞，没有生死搏杀的呐喊。隔壁一桌十来个青年男女闹闹嚷嚷，划拳行令。小伙子们豪气冲天，以拼刺刀的干劲拼酒，女孩子们撒娇作态，莺声燕语；对面还有一对安静的情侣，头挨头，男的拿起一串烧豆腐，喂到女的口里，女孩子微张樱桃小口，衔了一半，将铁签上剩下那一半又推到男孩子的嘴里。孙专员听到赵广陵莫名其妙地嘀咕一句：
“我们那时有烧烤摊就好了，我一定请全连的弟兄吃一顿烧烤再上战场。”
孙专员叹一口气，说：“赵老师，和平多好啊。要是还在打仗，他们都要上战场。我上小学时，就在松山脚下，还常听大人们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我们景颇村寨那时没有纪年的，说起往事时会说‘日本人来的那年’，‘烧大山火那年’，‘远征军反攻那年’。后来不能说远征军了，就说‘打跑日本人那年’。但我们不会忘记，是谁打走了日本人，我的家乡才安宁了。我也是那个时候上的国民小学，那所学校就是远征军帮助地方办的，教我识字的还是一个远征军军官，不然我要当一辈子的放牛娃哩。赵老师，你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怎么能忘记你们当年的功绩呢？这是国家民族的大事情。过去极左那一套我相信在中国再不会有了。远征军对我们国家民族是有功的，将来条件成熟了，我们还要给远征军立碑。赵老师，你就放手干吧，我拜托你了。”
历史如此纠缠不清，割舍不掉。赵广陵不能不暗自钦佩，这位共产党的孙专员是个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气节的人，于是便全身心投入了进去。在保山他们主要跑档案馆，但打开那些储存档案的库房才发现关于抗战时期的档案已经乏善可陈了。管库房的老保管员说，这里面的档案从清朝时期的诗书文集到民国时代的文牍公函，在1958年就送去造纸厂化纸浆了，“文革”时又烧了一些。以至于赵广陵他们要找到一份抗战时期保山地区支援前线的公粮、民夫的具体数额等公函都难，更不用说能搜集到当年攻打松山、腾冲、龙陵时敌我双方的攻防态势、战争经过、参与将领、阵亡人数等方面的史料了。国家的一段珍贵历史因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而被粗暴地销毁了。在地区公安处倒是查到一些民国时期的“敌伪档案”，但多是文书档案和人事档案，尤其是后者，分门别类地做得很细，连一个民国时期的保长的档案都很齐全。赵广陵不能不想起当年为省公安厅打造档案柜的岁月，自己见不得人的档案，原来人家是这样装在某个袋子里（赵广陵曾称之为“裹尸布”）的。只是因为他不断改变名字，变换身份，才在风雨飘摇中躲躲闪闪地苟活下来。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背后一定有一张管理严密的网。
正是在查阅“敌伪档案”时，赵广陵看到了自己父亲赵稷源和兄长赵忠仁三十多年前的档案。
龙陵赵氏在本地枝叶繁茂，赵广陵这一脉世居城边白塔山下。他的父亲赵稷源曾有诗云：“白塔方丈起茅屋，青山排闼入吾庐。柴扉紧闭无车马，翁本素业一老儒。”赵稷源在清末考取过举人，但却弃官不做，自号百谷散人，回乡学陶潜诗书自娱，耕读传家。或许他已看出大清的江山即将寿终正寝，身逢乱世，圣贤之书方是宁静之本，独善其身乃为做人之道。赵氏家族的家训早被他们的先祖高悬在赵家祠堂正门的两侧，“祖宗一脉真传惟忠惟孝，子孙两条正路曰读曰耕。”
中国的士大夫，当他们生不逢时、受时代所扼时，他们回归田园，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百谷老人壮年时受变法维新思想熏陶，在两个儿子身上下足了教育功夫。他们都在北洋政府时代出生，国民教育也已普及到龙陵这样偏远县城。老大赵忠仁弱冠之年，赵稷源就将其送到日本求学，他在一篇《示儿书》中写道：
日人之技，无外师从欧美；欧美之技，无外善于变通。内变机理，外合潮流。吾国人民，积弱积贫，吾国机理，落后潮流，如牛车之于蒸汽机车耳。然牛车之道，机车难行，机车之道，牛车不适。弃牛车而换机车，大要有三：一曰天时地利人和，二曰更新观念理顺国体，三曰发愤图强振兴民族。待国运轮回，机理调顺，五族共和，民主宪政，政通人和；国家强健，人民富庶，外御列强，内修仁德。彼时欧美敬重，日人仰视。天下承平，春和景明，撒种栽插；桃花夭夭，鹭落牛背，燕筑屋檐，妇孺嬉戏，牧歌悠扬。诗书盈室，男耕女织，温良恭俭，童叟无欺，大同世界，斯为乐土矣！
这是一个乡野老叟的家国强盛梦，美妙得如同飘进柴门的一缕晨雾。赵忠仁在东京的一所法科学校学成归来时，中日战争已爆发，他本来可以在省府做事，但弟弟赵忠义投考军校去了，父亲以“死”旗相赠，家里就当没有这个儿子了，他只得回乡侍奉父母。可没想到1942年，日本人眨眼就侵占了龙陵，当亡国奴原来就是一夜之间的事。
其实，赵稷源老人在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兵败时，就感觉到战火烧到自己的家乡是迟早的事情。他几乎以半价卖掉了大部分田产和两家商号，换得三十万法币，在龙陵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日军进占龙陵县城时，赵稷源带着游击队和儿子退到了一个叫皮嗄的傈僳族山寨，同时也为怒江东岸的国军做些传递情报、惩治汉奸、收留远征军伤病员的工作。这支游击队由汉族、傈僳族、傣族、景颇族等多个民族的抗日志士组成，武器却相当简陋，火铳、弓弩、毒箭、大刀是他们的主要装备，五六个人才有一支汉阳造，连机枪都没有一挺。就这样与日军周旋了半年多。
日军侵占龙陵后，专门成立了一个行政班，着手扶持汉奸政权。行政班班长吉村大尉是个略通中国文化的人，还会说点中国话。他得知在偏远的龙陵竟然还有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大学生，出身本地望族，其父还是有名的乡绅，赵氏家族的族长，如果能制服这一家子，不仅可解游击队骚扰心腹之患，还可降服当地人之民心。于是在一个夏夜，日军用重兵包围了皮嗄山寨，架好机枪大炮，却并不急于进攻，先把抓来的八个山民架在火堆上活活烧死，然后派人给赵稷源送来一纸战书，说皇军虽为虎狼之师，但并非杀人如麻。皇军只是久慕赵老先生的大名，专程前来邀请赵老先生及公子一同下山，与行政班一道为龙陵百姓效力。龙陵本民风纯良之地，赵老先生深孚众望，在战乱之际护民保乡，应是职责所在。轿子和马已为赵氏父子备好，倘若不从，皇军踏平皮嗄山寨，犹如大象踩踏老鼠耳，届时皇军将不会留下一个活口。且龙陵百姓苟活于刀兵之下，皇军如无赵老先生辅佐，共同建立大东亚秩序，将不能保证士兵滥杀无辜。云云。
游击队那些血性汉子，本来抱定了要和日本鬼子同归于尽的，但面对赵稷源的老泪，他们沉默了。那个夜晚是赵稷源老人一生中最难的一夜，眼泪几乎要浇灭了傈僳人的火塘。老年人淌眼泪几近于佛菩萨在痛哭、在悲悯、在默默担当人世间最大的苦难。到天亮时，赵稷源拭干眼泪，对赵忠仁说：
“从今天以后，你没有我这个父亲，我没有你这个儿子，赵氏家族也不再有我这个族长。我们都是进不了赵家祠堂的人。”
然后他打着白旗，带着儿子走出了山寨。多年以后人们还在传说，那个穿阴丹蓝长衫打白旗的老人，颔下的胡须迎风飘拂，挺直的脊梁如一棵刚硬的老松。他张开双臂，站在鬼子的机枪大炮前，将一个村庄的妇孺老幼挡在了身后。
龙陵县的伪政权只存在了两年的时间，赵稷源出任县长，赵忠仁任文教科长。赵稷源回到县城后才知道日本鬼子刚来时，到处抓慰安妇，造成二儿媳卢小梅的惨死。他找到吉村，声色俱厉地说：一支充满兽性的军队永远征服不了一个国家的人民。你们要是再在本地抓一个妇女充当慰安妇，我将发动起全县民众与尔等禽兽再死战一场。吉村大尉拍着胸脯保证，类似不幸事件再不会发生，行政班的宪兵队将会竭力维持本地治安。
日军的行政班是个在占领地区实施奴化统治的机构，它主要负责为占领军在本地筹集粮草、维持治安、奴化教育等方面的事务。那时日本人是自信的，以为龙陵前面有松山作为天然屏障，中国军队永远打不过来。如果他们能越过怒江天堑的话，直捣昆明、重庆，对大日本帝国的军队来说都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他们甚至还在龙陵建立了一个农科研究所，从日本找来几个农业方面的专家。在日本人看来，占领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园了。
没有人知道赵稷源老人出任伪县长后内心真实的痛苦。从前在族人面前威风凛凛、阐释族规、训导族人、率众祭祖的族长，现在成了一个沉默寡言、不敢面对列祖列宗的罪人，连在大街上都只能贴着墙根走。在龙陵县城里，赵家祠堂是一座位于城边白塔山头上庄严气派的建筑，建于清朝乾隆十二年，由一正两厢及面楼构成一个封闭式的四合院，有大小房舍二十多间。正堂上供奉了赵氏家族祖先的牌位，一块楠木牌坊高居神龛之上，上书“南京应天府赵氏门中历代宗祖之魂位”。正堂四周还悬挂了赵氏家族的族规、赵氏后人的字派诗，刻在一块大理石碑上的龙陵赵氏族源碑文，以及历辈祖先的诗文字画。这里是龙陵赵氏人家的香火之地，血脉之源，凝聚之所，皈依所恃，根系所在。往常每当赵稷源走进赵家祠堂时，他浑身仿佛披上了一道神奇的光芒，既儒雅又凛然，既恭谦又威武。那是祖先的恩赐和庇佑，是赵氏这个伟大姓氏数千年来的滋养。
日本人太知道占领一个地方易，征服这个地方的文化难，他们一侵占龙陵，就把前线司令部和行政班本部设在了赵家祠堂。赵稷源回到龙陵后，发现他们推倒了赵家祖先的魂位，砸烂了刻在香樟木板上的族规和字派诗，仅保留了几幅祖先的字画。跟在他身边的吉村大尉阴笑着说：
“赵老先生，我们是信奉神道的国家，比你们的儒教优越。大东亚圣战的目的，就是要教化你们落后于时代的信仰。不是吗？”
赵稷源岿然不动，眼泪含在眼眶里。
吉村又说：“我们的前线司令官板田少将说，这正堂的墙上该有一幅字。久闻赵老先生工诗书、善笔墨。是否肯赏光为我们尊敬的板田少将写一幅字呢？”
赵稷源沉默良久，又巡视了一遍这充满膻腥味的祠堂，才缓缓说：“备笔墨。”
吉村忙叫人准备，还殷勤地问：“就写幅‘武运长久’吧，拜托了。”
赵稷源挥毫写下“魑魅魍魉”四个字，大篆体，遒劲凝重，笔力苍健，四个“鬼”字旁写法各异，如四个张牙舞爪之地狱小鬼。
吉村哪里认得这幅字，更不解其意，忙拉住赵稷源，“赵老先生，这字……什么意思？”
赵稷源将笔一掷，转身就走，头也不回地说：“尔等文明岂敢曰高乎？”
吉村最后还是把这幅字装裱了，悬挂在祠堂正厅过去供奉赵氏祖先魂位的墙上，因为日军在本地的最高指挥官板田少将说这字写得鬼斧神工，是绝妙的中国书法。吉村在日军中以中国通自居，他成天缠着赵稷源习书法，下围棋，品茶茗，把自己装扮成中国文化的爱好者。但背地里，他却命令宪兵队逐户收缴龙陵县城赵、李、王几大家族的族谱，以及民国教育读本，悉数丢进火堆里。同时还威逼赵忠仁兼任新办的日文学校校长，用日本国小学教材和汪伪政权的亲日教材教学。县城里家有十二岁以下的学童，均必须来日文小学上学。
赵稷源有天对赵忠仁说：“这帮禽兽，想斩断我们的文脉啊！”
赵忠仁抹一把眼泪，说：“爹，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