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ry, vol. 10, p. 182。
[38] 《林则徐集·日记》第383—385页。
[3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59—860页。
[4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82—885页。
[4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19页。
[4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79页。
[4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60页。
[4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86页。
[4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02页。
[4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07页。
[4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264页。
[48] 第一份夹片可见于《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266—267页;第二份夹片见《道光朝留中密奏》,《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483—484页。其中第2份夹片的内容与林则徐上奕山书的内容很接近(详见本章 第二节 ),看来,林则徐对如何上奏是出了主意的,至少是知情的。
[4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18页。
[5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53—957页。
[5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65页。
[52] 佐佐木正哉在其论文《英军进攻内河》、《杨芳的屈服与通商的恢复》中暗示,杨芳的捏谎很可能是由林则徐指点的,我以为此论证据不足。
[53] 参阅《清史列传》第14册 ,第4385—4396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38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11537页。
[54] 《靖逆将军会办广东军务折档》,《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 ,第237页。领赏日期原作为2月5日,此据《清实录》改,见该书第38册,第244页。
[55]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册 ,第62页。这也是曾国藩日记中罕见的有关鸦片战争的记载之一。
[56] 疑是理藩院员外郎西拉本。一位从五品的官员,随从就达10人,可见队伍之庞大混杂。
[57] 转引自阿·伊帕托娃:《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及战争后的中国》,《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3期。
[58] 参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有关内容。
[5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59—960页。
[60] 具体数字为:1841年1月6日,湖南1000名,四川2000名,贵州1000名;1月27日,江西2000名;1月30日,湖北1000名,四川1000名,贵州1000名;1月31日,四川1000名,湖北500名,湖南500名,云南500名,贵州500名;3月15日,广西2000名,湖北1800名,湖南1000名。另有四川提督带往广东的亲兵数百名。
[6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59—960页。
[62] 此为英方统计数字,并为奕山奏折所确认(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94页)。又,林则徐称,“虎门口外各炮台”及“各师船”,“损失大炮不下五百尊”(《海国图志》卷八○),此数似为不确。
[6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57页。
[6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47页。
[6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34页。
[66] 《林则徐集·日记》,第387—388页。
[67] 见魏源:《魏源全集·海国图志》第7册 ,第1928—1931页;《清史列传》卷56《奕山传》中亦谈及此事。
[68] 林文中称“近日往来说事之员”。案此时鲍鹏已拿,林则徐、琦善、杨芳一直以余保纯与英方联络,当为余保纯无疑。
[69] 林文中称“内洋之长洲冈及蚝墩”,长洲即为黄埔,而蚝墩疑为黄埔附近的大蚝沙。
[70] 《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483—484页。
[7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56—957页。
[7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93页。
[73] 义律致印度总督奥克兰,1841年3月24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六部 分“奕山的反击与败退”。
[74] 据《中国丛报》称,郭富于1841年3月2日到达广东(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184)。
[75]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3月28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六部 分“奕山的反击与败退”。
[7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9—100页。
[77]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0页。
[78]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5月1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六部 分,“奕山的反击与败退”,又,义律的报告中余保纯所称广州大员,英文中用了“Commissioners”,即“钦差大臣们”,这里是否包括奕山,尚难推定。
[79]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1—102页。
[80]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5月1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六部 分“奕山的反击与败退”。
[81] 该信全文见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2—103页。从该信的内容来看,杨芳似乎误解了广州停战协定的实质。按照义律的前引备忘录,停战仅限于广东,不包括其他省份。而杨芳认定,义律不要烟价,不要香港,由此可以“速定局面”。杨芳的发信日期为1841年4月30日,此时奕山正在为进攻作准备,杨芳虽不知道义律的北攻计划,但又不愿再次开战,似乎在为“和平”作最后一次努力。由此信可见,杨芳和奕山在和、战问题上有所分歧。又,义律收到此信后,以两国相交不用私信为由而退回,尽管他抄录了此信的全文。他还要求此后的公文须由奕山、隆文会衔方可接受。同时,义律还认为,杨芳的私信,是一个骗局,表明清军准备动手。
[8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4—108页。
[8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387—388页。
[84]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69页。
[85] 收到时间据《林则徐集·日记》,第389页。
[8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368页。
[8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372页。
[88] 据《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等官书,广州八旗驻防兵为3400人,广州城守协共有两营,再合之抚标、水师提标等部,总兵力当在8000以上。但由于调派虎门及广州内河战斗中溃散,兵丁可能会不足此数。
[89] 见《道光朝留中密奏》,《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543页。该史料标题为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即1841年6月9日)探报,估计有误。因为此时清军在广州战役中失败,撤离省城,四方炮台、观音山皆被英军占据过。此兵力分派情况,应是战前的格局。又,该史料中闰三月二十一日(5月11日)的探报称:贵州兵2671名驻小北校场;江西兵1500名、四川兵1400名驻东西得胜炮台;湖南兵1040兵、湖北兵1840名驻燕塘;江西兵500名、四川兵600名、湖南兵400名、广西兵300名,驻守各城门;四川兵1000名驻校场;四川兵1000名,驻保厘炮台;湖北兵1509名驻四方炮台;广西兵2000名驻佛山;云南兵500名驻北校场(同上书,第532—533页)。将此两单对照比较,可看出兵力部署的变化。
[9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11—412页。
[91] 奕山等人致裕谦,《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321页。
[9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44—445页。
[93]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0页。
[94]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pp. 2-9;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340-344, 545, 547; 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pp. 88-89.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207—210页。
[9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44—445页。
[9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67—468页。
[97]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545-546.其中在凤凰岗一带的英舰船为:伯兰汉号、布朗底号、琉磺号、海阿新号、宁罗得号、摩底士底号、卑拉底斯号、巡洋号、哥伦拜恩号、阿尔吉林号、司塔林号;轮船为阿打兰打号、复仇神号。在黄埔的英舰为加略普号、康威号、先锋号、鳄鱼号。此外,英舰威厘士厘号,此时泊于横档。英陆军组成为第18团535人,第26团317人,第49团311人,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240人,孟加拉志愿兵79人,皇家炮兵38人,马德拉斯炮兵232人,马德拉等工兵等部171人,总计2223人。
[98] 本图的绘制,参阅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一书所附作战地图。
[99] 以上英方的军事行动,综合下列资料: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340-348, 391-401, 535-550;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pp. 25-47;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pp. 93-111,及该书附图;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211—222页。其中凤凰岗英军参加进攻的英舰为宁罗得号、卑拉底斯号、海阿新号、摩底士底号、巡洋号、哥伦拜恩号、阿尔吉林号。黄埔一带英舰全数参战,舰名见279页注[1]。
[100] 郭富致奥克兰,1841年6月3日,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46页。此数与辛好士的报告完全一致,见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550。又,宾汉一书的数字大于上述报告,但他列举了非战斗员一项,见《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232—233页。以上数字都扣除了三元里之战中英军的伤亡人数,可见于下一节。
[101] 参阅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至义律被免职》第六部 分“奕山的反击与败退”。
[102] 伯麦去印度求援期间,由威厘士厘号舰长辛好士代理其指挥职务。
[103]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7页。
[104] 5月21日清军反攻后,次日进占商馆。商馆内的财物被兵弁及当地无赖劫夺一空。误烧西班牙商船事,见第一章 第四节。
[10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8页。
[10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46—448页。
[10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61—464页。
[108] 杨芳对前次停战协定的内容。一直有误解,见注531、注577。
[10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500页。
[11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546—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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