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民族主义则是在非常状态中产生的。它主要不是由内部条件，而是由外部事件的刺激而萌生的。列强的侵略，直接导致了三元里、反入城等等在“夷夏”旗帜下的反抗，后来又发展到反洋教、义和团一类的排外主义的举动。可以说，正是由于列强的百般蹂躏，使得“夷夏”观念（传统民族主义）经由排外思想（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形态）而进至近代民族主义。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排外主义本身的落后性，但它又确实是传统民族主义至近代民族主义异变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阶梯。这是历史的合理性。同样，我们也不否认，排外主义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过程中的阶梯，使之一开始就带有容易走极端道路的血缘遗传性的毛病。三元里民众抗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一系列异变过程中的最初的链环。

　　如果说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在客观上是一种爱国行动，那是绝无疑义的；但若推及三元里民众在主观上漾溢着爱国主义精神，似缺乏推理演绎的大小前提。

　　我在本节的起首就专门讨论并判明了三元里民众抗英的起因——英军的暴行。这一起因的真正意义在于：三元里等处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尽管其中的某些士绅，有着传统民族主义色彩的号召，但他们着力的重点且最具影响力的，仍是对保卫家园的宣传。

　　保家战斗与卫国战争，在观念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无需过多的分析。就行动而言，前者只可能发生于英军肆虐的地区，如广州郊区，但在广东其他地区或广东的邻省，就不会产生民众的自觉，更何况后者是一场全国民众奋然投身的热浪冲天的壮剧。

　　以当时的客观条件，因无近代通讯手段和大众媒体，许多民众并不知情；民族主义（无论属何种）仅存在于士绅阶层而未深入下层民众之心，许多人还意识不到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存在；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对汉民族的民族情绪（若严格按儒家学说，满清亦属“夷”），进行了长达两世纪的压制，等等。而就人们的主观来分析，即便是在当时最有知识、深悉“夷夏”大义的儒生官吏之中，虽不乏左宗棠之类的忧国之士，[159]但绝大多数却如圆明园南挂甲屯中那位词臣曾国藩，孤灯研习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不问世事。而占中国人口之绝大多数的农民，整日为生计所困，眼界狭隘于几亩地、几间房、娶妻生子，此外的一切对他们显得如同天际般的遥远。他们终生未出所居住的乡村周围数十里的范围，甚至从未进入县城，对广州、厦门、定海的战事，又何来心思所动？

　　英方的文献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场景。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虽有一时的供应不足之虞，但在总体上不觉困难。一些民众向他们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另一些民众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以求工值。这些被清方文献斥为“汉奸”的民众，在交战地区几乎无处不有。至于英军在行进甚至开战之时，成群的民众躲在远处观看这难得一见的“西洋景”，更是在英方文献中屡见不鲜。

　　中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历史的变迁中对诸如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变动都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又成为另一种传统。谁当皇上就给谁纳粮。满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东来的“红毛”统治者，更为可亲可爱。在三元里抗英事件之前，英军曾统治舟山长达半年，虽有俘获安突德的义民，而绝大多数还是作了顺民甚至“良民”。

　　但是，民众的利益一旦受到侵犯，如三元里一带的棺榇被开，财物被掠，妻女被淫，情势就立即发生变化。他们的愤怒转瞬间化作以牙还牙的武力相抗，如同千百年来因讨生无计而被迫“造反”一样。如果我们抽去侵略这一特定的内容，可以看出，三元里民众抗英在许多形式上类似于“官逼民反”。

　　以镇压而维持统治的清王朝，民众并不是他们的依靠力量。为了激劝民众奋起抗英，保卫与他们的利益相对立的社稷，林则徐、乌尔恭额、怡良、奕山以及下一章将要登场的裕谦，都开列了巨额的赏格，以金钱作为导向。参加三元里抗英的民众中，亦有为赏格而心动者。[160]宣称刀斩伯麦、霞毕，就是明显的事例。

　　因此，我们不能将保卫家园的战斗，与保卫祖国的战争混同起来，尽管家与国之间有着很深沉的联系。况且，保卫家园亦有其他形式，在鸦片战争后期，江南的官绅们主动付给英军“赎城费”，乞求他们不要骚扰本境，如同对待乱世中横行作恶的土匪一样。他们的做法与三元里截然对立，也有是非之别，但旨趣却有相通之处，即保卫家园。

　　在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诸次列强侵华战争中，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态度，是置身事外。中国近代具有真正意义的民族战争、卫国战争，实始于本世纪30年代发生的抗日战争。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此时已经熟透，并经过近代化的传播媒体和教育手段而深入人心，中国人民由此创造了史无前例宏伟壮观的历史。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当时仍有数以万计大大小小的汉奸和数以亿计背景各异的顺民。

　　综上所述，我以为，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无疑是一件值得百年称颂的事件，但将之提升至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则脱离了当时的时代。那是一个让今人感到羞愧、厌恶和耻辱的黑暗时代，即便如三元里这样的昙花一现的光明境界，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本身的诸多缺陷。

　　中华民族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但历史学家不能忽视或视而不见几千年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民族缺陷，而正视缺陷又是消除缺陷的必要前提。

　　* * *

　　[1]　本章的撰写，我在许多地方受益于佐佐木正哉的论文：《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二部 分“英军进攻内河”，第三部分“英军停止进攻与杨芳的对策”，第五部分“杨芳的屈服与通商的恢复”（以上中译本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第15辑），第六部分“奕山的反击与败退”，第七部分“三元里事件”（以上为李少军先生提供的未发表的中译稿）。此外，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王小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对本章 第三节 的分析亦极有帮助。

　　[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05页。

　　[3]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66页。

　　[4]　琦善于3月1日得知受到革去大学士的处分。他派余保纯前往谈判时，很可能与怡良、林则徐商量过（见《林则徐集·日记》第383页，又见《广东事略》，《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314页）。余保纯对义律的言论，见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3月10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英军进攻内河》，《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

　　[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6—87页。

　　[6]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8—59页。

　　[7]　以上杨芳经历见《宫傅果勇侯自编年谱》，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清史列传》第10册 ，第3049—3057页。

　　[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130页。

　　[9]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180.第2天，3月7日，义律还向琦善发出照会，声称谈判因道光帝的阻挠而中断，英军“必向沿海各省及京师御城，就行攻敌”（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8—89页）。由此可见，义律打算在广东停战，北上进攻。

　　[10]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3月10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英军进攻内河》，《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

　　[11]　《粤东纪事》，《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

　　[12]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8—59页。

　　[13]　《林则徐集·日记》，第386页。

　　[1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59—860页。

　　[15]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193页。

　　[1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1页。

　　[17]　海珠炮台位于广州城正南的珠江上的一座小礁石上，该礁石因阻碍航道后被炸去。其位置大约在今海珠桥一带。

　　[18]　英军的攻击路线及炮台点位的确认，参见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 413，及卷末附图。其中炮台的名称，又参考史澄等纂《番禺县志》，同治十年（1871）刻本；梁绍献等纂：《南海县志》，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19]　《林则徐集·日记》，第385页。

　　[20]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2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654—655、695—696、778—779、814、844、860、883、892、900页。

　　[21]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193页。

　　[22]　宾汉称，共缴获大炮401位（《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19页）；麦肯兹称，共缴获大炮346位（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p. 199）。现列表于下，由此可见广州清军的设防情况：

　　其中表格中的红炮台，据伯纳德书中提供的地图，位于河南的西北角，可能是永靖炮台的一部分。

　　又，伯纳德称，3月18日的战斗，英军共缴获大炮119位（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 413）。

　　[23]　英舰为加略普号、先锋号、鳄鱼号、硫磺号、摩底士底号；轮船为复仇神号、马答加斯加号。

　　[24]　英舰为摩底士底号、司塔林号，轮船为马答加斯加号。

　　[25]　英舰为先锋号、海阿新号、摩底士底号、阿尔吉林号、司塔林号；轮船为复仇神号、马答加斯加号；另有官船路易莎号和青春女神号。

　　[26]　英军的攻击路线，可参看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之卷末附图。

　　[27]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p. 377-379.

　　[28]　杨芳初奉到参赞大臣的谕旨时，信心十足，曾在路途中上奏，准备恩威并举，使英人畏威怀德，然后在广东“逐处筑堡”，“厚集粮食”，使英军“攻无可图，野无可掠”……这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就连道光帝都看出问题，朱批“似是而非”（《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01—802页）。

　　[29]　1841年1月，在华外国商船共计为78艘；其中英国商船为59艘（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61-62）。

　　[30]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2页。

　　[31]　3月16日凤凰岗清军击退英方打着白旗致送照会的小船后，美国副领事多利那与广州知府余保纯会谈。义律曾托多利那带去3月16日致琦善的照会和一封致中国官员的信。据义律称，广州官员曾有回复，但没有使他满意，遂于3月18日发动进攻（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3月25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杨芳的屈服和通商的恢复》，《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5辑）。

　　[3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2—93页。

　　[33]　《林则徐集·日记》，第385页。

　　[34]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3页。

　　[35]　未见到中文本，此据佐佐木正哉的论文：《杨芳的屈服与通商的恢复》，《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5辑。由于当时中英文的翻译问题，我们还不知道其中文本又作何论。据林则徐日记称，“英逆致书参赞乞通商”，又据后来杨芳照会中称“不讨别情”等语，林、杨对此备忘录的理解，还是很有问题的，他们似乎认为，准许通商后战争就大体结束了。这究竟是翻译问题，还是理解问题，就不得而知了。

　　[3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4页。

　　[37]　未见中文本，此据Chinese Rep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