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11页。

　　[11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26页。

　　[11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579—581页。

　　[114]　《会办广东军务折档》，《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 ，第242—258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39—541、582页；第4册，第9—12页。

　　[11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552—556页。

　　[116]　同上书，第587—588页。

　　[11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3—4页。梁章钜附奏的报单，因道光帝留中不发，该资料集未收。但据原故宫博物院所编《道光朝留中密奏》，有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五日（1841年5月7日至6月14日）有关广州之战的探报共13份，由于折、单分离，原编者无法拟题，但与梁奏相对照，当为梁章钜进呈（见《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531—545页）。

　　[118]　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前已提及的道光帝下令各省撤防的谕旨。其次是对于收复香港，在同日发出的谕旨中称：“该夷所修裙带路寮房石路，内商既不肯前，各夷又不从此入口，是该夷销货不便，未必日久占据。裙带路与香港毗连，著奕山等仍遵前旨，遇有可乘之机，设法收复。”（《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582页）既然认为英军不会“久据”，所谓“可乘之机”也可理解为英军撤离香港之时。又其次，道光帝在谕旨中还使用了“善后章程”、“凯撤”等词汇，表明他认为战争已经结束。

　　[119]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p. 63-65; Duncan 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Narrative of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 1840, to the treaty of peace in August, 1842,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42, pp. 169-170.

　　[120]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421-423.

　　[121]　伯麦于1841年6月17日从印度返回，而8月10日新任全权代表璞鼎查抵达澳门，伯麦与义律一并去职。因此，伯麦在新任上仅54天，没有做成什么事。

　　[122]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407-415.

　　[123]　《会办广东军务折档》，《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 ，第240—241页。

　　[124]　有关资料皆可阅广东文史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这是一部有关此事件的最为全面的史料集，但在编排上又似有观点先入的缺陷。当然，也有一些论者引用此资料集时的偏向性，引起更大的倾斜，似不应由编者负责。

　　[125]　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Narrative of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 1840, to the treaty of peace in August, 1842, pp. 147-149.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the present period, vol.2, London: H. Colburn, 1842, pp. 149-150.中文译本此处删去。

　　[126]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391, 540-542.

　　[127]　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Narrative of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 1840, to the treaty of peace in August, 1842, pp. 144—149.

　　[128]　除去泛泛地指责英军奸淫妇女的记载外，最具体的是王庭兰致曾望颜信中称“轮奸一老妇人”（《中西纪事》第95页），梁廷枏后也持此说法（《夷氛闻记》，第75页）。此外还有《夷匪犯境见闻录》中称，英军“闯入各乡奸淫妇女，辱污而死及被逆劫去者，共计一百数十口”（《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67页）。

　　[129]　转引自〔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王小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8页。

　　[130]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61—168页。

　　[131]　一般地说来，经过100多年的口口相传，很容易失真，就该说法本身而言，尚有两点妨碍定论之处：一、由于当时中外风俗迥异，大户人家女人被生人撞见者即有自认为受辱而自杀者，李喜虽为农妇，但“恣意调戏”仍很难明确事情的性质；二、该调查称，这群“调戏”李喜的英军，为乡人所愤杀（从八九人增至十一人），对照英方文献，似非事实，由此反推前情节，也有不真实之感。英军调戏李喜的说法是当地的一位老人提供的资料。就资料本身而言，有许多错误，后在调查人员的帮助下，逐一得以克服。而李喜的孙子韦祖在调查中对其祖母受辱事始终未置一词，但却非常强调其祖父在抗英中的领导地位。

　　[132]　夏燮：《中西纪事》，第95—96页。

　　[13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86—487、505、604—606页。

　　[134]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24—29页。

　　[135]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5—76页。

　　[136]　梁绍献等纂：《南海县志》卷3、卷26。

　　[137]　麦华生：《在华两年记》；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奥塞隆尼：《对华战记》及《中国丛报》有关文章，以上汉译可见《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19—419页。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pp. 120-125.

　　[138]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391, 540-542.

　　[139]　《道光朝留中密奏》，《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539页。

　　[140]　以下数段的叙说，我参考了赵立人先生的论文《鸦片战争考释二则》，《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41]　1841年6月19日，伯麦由印度返回后，与义律联名照会两广总督祁，通知他担任全权公使的新职（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19页）；7月5日，伯麦又再次与义律联名照会祁（同上书，第121页）。由此可见，奕山完全明白伯麦的行踪，并知其新升职务。但是，奕山于6月22日的奏折中却称：“现在内外乡民，众口一词，远近传播，声称所杀系属伯麦，共为心快。奴才等恐含混影射，必须另委曾识二逆（另一位为霞毕）之官弁验看真确，再行按格奏赏。”（《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505页）道光帝听说伯麦被斩，要求立即查明，“按格奏赏”（同上书，第517、541页）。而奕山却于8月6日奏称：“嗣据通事验看，首级发变，认识不出，闻系英夷掌兵渠魁。”（同上书，第605页）虽说奕山并非明确宣称已斩伯麦，但他有意将水搅浑的做法，却将此事作为一个谜而掩盖下去，致使传讹流播。也幸亏璞鼎查的到来，致使伯麦去职，不然这一谎言将被拆穿。

　　[142]　郭富的报告、麦华生的回忆录、宾汉的回忆录、《中国丛报》的文章皆有中译本，见《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46、330、333、368、405页。

　　[143]　歼敌10余人的说法，可见于奕山的奏折，其根据是义勇首领邓彰贤的报告，并称均有首级尸体可验。尽管奕山敢于谎称自3月16日（即杨芳到职）至6月1日，清军共毙伤“黑白夷匪九百余名，汉奸一千五百余名，带兵大小头目约有十余名”，击毁焚烧英军“大兵船九只，大三板十一只，小三板十八只，火轮船一只”（《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605—606页）；但对邓彰贤歼敌十余人的报告在奏折上仍不敢确认，声明要验看真确。这与奕山对义勇的评价也有关系。他此时致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的信中称：“水勇又皆乌合，与汉奸息息相通，胜者纠合求赏，败则反戈相向……”（《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322页），由此看来，尽管奕山向道光帝申报战果，但在内心中仍将此当作“纠合求赏”的举动。

　　歼敌100余人的说法最早见之于王庭兰致曾望颜函，但未说明消息来源，大约是道听途说而已。歼敌200余人的说法最早见之于林福祥的《平海心筹》，但观其著作，甚多夸张，自我标榜，此说亦不可靠。

　　歼敌748人的说法，见于钟琦的诗注：“辛丑（即1841年）……英夷在乡村淫掳，粤人愤懑，聚集团勇在三元里要隘设伏，殪其渠帅伯麦、副帅霞毕，斩首七百四十八级……”（《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04页），由该诗注可见，此诗写于1841年之后，作者情况不详，难以判明消息来源，估计是听到事后的传说而已。

　　[144]　其中第一位是1842年的镇江之战，第二位是此前的广州之战，第三位是1842年的乍浦之战。

　　[145]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78—79页。

　　[14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6—7页。

　　[147]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94页。

　　[148]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5—76页。

　　[149]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251页。

　　[150]　包世臣：《安吴四种》，《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 ，第467页。

　　[151]　梁松年：《英夷入粤记略》，《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64页。

　　[152]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0页。

　　[153]　其中琦善虽用余保纯，但更信赖鲍鹏，主要传话皆用鲍鹏，而杨芳、奕山只用余保纯出面交涉。

　　[154]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5—76页。

　　[15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505页。

　　[156]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5—76页。

　　[157]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206页。

　　[158]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24—29页。

　　[159]　罗正均：《左宗棠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第19—21页。又，郦永庆的论文《鸦片战争时期士民具折上奏问题述论》（《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对此也有很好的分析。

　　[160]　佐佐木正哉先生对此问题有详细的分析，见《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七部 分“三元里事件”。当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基本观点，即当时民众抗英主要是巨额赏格的作用。

第5章 东南壁垒的倾塌

　　150多年来，在鸦片战争史的述说和研究中，杨芳和奕山，大多是以丑角的面目出现的。虽说他们在捏谎方面，也确实与小丑无异；但将他们的失败，归结于好色、贪货、抗敌意志不坚定等道德上的非难，或称之为愚笨、失措、临机处置能力差等智商上的缺陷，就使得人们长久地未究诘事理，幻想着制“夷”的英雄。战争失败的必然性，并没有因为杨芳—义律停战协定、奕山—义律停战协定而明朗。

　　但是，同在东南的福建和浙江，情况就不同了。

　　在陶澎故去，林则徐、琦善、伊里布、邓廷桢先后斥革之后，道光帝大胆使用新人。邓廷桢的闽浙总督的职位，由颜伯焘继任；伊里布的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的官差，由裕谦接手。道光帝恐颜伯焘难以顾及闽、浙两省的千里海防线，便命裕谦常驻浙江、兼顾江苏，为颜伯焘分担责任。

　　作为新进的颜、裕二氏，于1841年初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