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档岛163位，巩固炮台40位，总数为379位（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pp. 196-198）。宾汉称：镇远炮台22位，上横档岛163位，巩固炮台22位，总数仍是379位（《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157—158、318页）。《中国丛报》一文称：武山一带清军共有火炮205位，巩固炮台30位（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176-179）。清军的兵勇数字据《琦善亲供》（《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73页）。又，此处兵勇、火炮仅为正面战线数字，若连带三门水道、太平墟、虎门寨等处，清军兵勇将超过1万名，火炮数超过450位。
[203]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5页。
[204] 此次战斗经过的记叙，综合下列资料：琦善奏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42—843、854、1101；梁廷枏：《夷氛闻记》卷2；《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上；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175—185页；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p. 333-344;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p. 112-120; 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pp. 55-66;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176-179.
[205] 1841年1月9日，道光帝收到御史高人鉴的奏折，称琦善“懦怯”；1月12日，又收到太常寺卿唐鉴的奏折，称琦善“苟安”，“难为主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645、660—661页）。这些议论对道光帝影响很大，以至决定换马。以后道光帝的朱批，多作“与逆夷翻如莫逆”、“因何丧心病狂”、“遇此不忠督臣”、“一片呓语”。在上谕中更有“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之语。这些言语根本不切实际，而是指责其道德了。
[20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16页。我不知道，道光帝的这一“要命”的朱批，与后来琦善判为“斩监候”有无关联。
第4章 广州的“战局”[1]
虎门战败了。英军开始猖獗于广州内河。琦善罢免了。新的主帅正从江西和北京赶来。战争将在广州一带展开。
虎门之战的事实已经说明，清军拒战必败。但是，道光帝由内阁明发的革拿槛押琦善的上谕中，有这么一段措辞严正的话：
（琦善）被人（指英军）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失天良。[2]（重点为引者所标）
在此，道光帝将琦善对军情的如实陈词，统统当作“妄称”的虚情，“要挟”道光帝的“危言”，并予以道德的斥责。这实际上也下了一道钳口令，封住了杨芳和奕山的嘴巴：不仅不许败，而且不许言败。
这就把杨芳和奕山推上绝路，他们面前只有一条出路——捏谎。
广州到北京的河川山岭，成为谎话的天然屏障。整个广州战局，完全成为一个骗局。
一 杨芳的“果勇”
1841年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匆匆赶到了广州。当地的官绅士民就像盼到了救星一样。
自2月26日虎门横档一线战斗之后，英军于2月27日攻克清军重兵把守的乌涌炮台，3月2日，又克琶洲炮台，3月3日再克琵洲炮台，兵锋距广州仅有数公里。（详见图三）
已于2月28日与怡良共同出示，表明“自当亲统兵前往，实力扫除”[3]的琦善，此时竟不顾圣怒，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3月3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英舰，面见义律，要求停战，理由十分奇妙：琦爵即将罢黜。[4]这好像是一位输光了的赌徒，告诉讨债的打手，“别打啦，我已经没钱了”一样。义律让余保纯带回一纸《约议戢兵条约》，价码比先前的《善定事宜》高出许多：赔款增至1200万两，割地增加尖沙咀（即九龙），以及片面最惠国条款等等。由于知道琦善将倒台，义律指明要广州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前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在3天之内，“共同当面盖付公印”。[5]这样的条件，自然谁也不敢答应。
3天的期限，于3月6日到期，杨芳恰于3月5日赶到，怎能不让民众“欢呼不绝”，怎能不让官吏“倚为长城”呢？[6]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杨芳的地位绝非一般。杨芳，贵州松桃人。15岁从军，至此已经戎马55载，身经百战。以参加平定川楚白莲教而官列总兵、署固原提督。以平定河南天理教而获云骑尉世职。因统部不严，曾多次罢免。但谁都知道他是个打仗的好手，一遇战端，即请他出山，果然战功卓著。他一生最显赫的业绩，在道光初年平定张格尔之役，是时他以参赞大臣的身份，率兵穷追，擒获张格尔，槛送北京。道光帝亲自受俘，给了杨芳一大堆奖励：封三等果勇侯；授御前侍卫；加太子太保；绘像紫光阁；赏用紫韁、双眼花翎、在紫禁城骑马；赐其子为举人。至于衣料袍褂扳指珊瑚等等赏赐，就难以罗列了。
1835年，杨芳已65岁，以病求退获准。可第二年湖南镇筸镇兵变，道光帝又启用他。[7]他来广东前，官位湖南提督，正准备进京请训，行至江西丰城，于2月12日奉到参赞大臣的任命，立即折道南下。[8]
道光帝此时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以亲信皇侄奕山为主帅，文有隆文（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武有杨芳。在这三人之中，道光帝对杨芳的希望最大，冀求在南国的海疆，再展昔日西北的荣光。
与琦善相比，杨芳的优势是明显的：且不论他几上几下，征战遍及大半个中国，就同为侯爵，也不像琦善靠的是祖宗，而是硬碰硬凭着手中的刀矛弓箭打出来的。
然而，杨芳的战马从未涉足广东。他同所有的“天朝”大吏一样，遇到了陌生的敌人。
就在杨芳到职后的第二天，义律以约定的期限已到，于3月6日发兵进攻，陷猎德、二沙尾炮台，守军大溃。
猎德、二沙尾今已属广州市区，距当时的广州城东南角仅有3公里，英军已经看见了广州的城墙。可就在当日，义律发布告示，表示愿意停战。[9]据英方的记载，清方又派出余保纯前往谈判，表示：尽管广东当局也希望停战，但皇帝绝不会批准。余保纯的这一行动，无疑得到了杨芳的批准。这很可能是这位参赞大臣上任后的第一项决定。[10]
义律的要求虽未得到满足，但双方的交战却又停顿了几天。
在这段时间内，杨芳又做了什么呢？一私家记载称：杨芳到广州后，“终日唯购钟表洋货为事，夜则买俏童取乐，甚而姚巡捕等将女子薙发，装跟班送进……”该记录又称：
杨侯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然尚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11]
关于此中“购买马桶御炮”的情节，另一私家记载说杨芳认为英军取胜，“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12]以当时人视为最不洁的妇女溺器，迎敌“邪教善术”的“蛮夷”，即所谓以邪制邪的法术。这种方法是否采用，还不能得到证实，因为该记载提到“出征乌涌”，即在乌涌作战采用，而早在杨芳到达前，乌涌已为英军所据。但是，从“马桶”、“草人”、“道场”、“鬼神”背后表现出来的杨芳对西方利器的不解，我想应当是属实的。
据林则徐日记，杨芳的到来似乎使他情绪大变。从3月5日至18日，或杨芳来拜，或林拜杨芳，短短的14天内，见面就有11次之多。3月19日，因局势紧急，很可能杨芳认为如此来来往往，仍有不便商及之处，干脆搬到林则徐的寓所，同住了8天。3月26日，杨芳另迁寓所，但与林的交往仍十分密切。[13]由于林则徐在日记中记得过于简略，我们不知道林、杨商议的内容，但杨芳的各种行动，林则徐应当是知情者。
据杨芳的奏折，他到任后立即部署兵勇防守省城，并往省城之东的东盛寺和省城西南的凤凰岗各派兵1000名驻守。他还在省河上构筑塞河木排，排上安放木桶（不知是否即为民间传说的马桶），内储毒药桐油，准备火攻。[14]英方的记载称清方大作战备，也证实了杨芳的说法。[15]除此之外，广东当局还于3月10日发给美国商船准许入港贸易的红牌，以离间英、美，坐收“以夷制夷”之效。而义律闻讯，于当日宣布封锁广州，既然不让英国人做生意，那么谁也做不成！
英军此时也没有闲着，自3月6日攻克二沙尾之后，开始闯入河南水道，另辟通往省城的路线。3月13日，正当被押的琦善解离广州之时，战火又起，英军攻克了正在加紧设防的大黄滘炮台。[16]
义律的情报似乎慢了一些。他显然不知道琦善已经北行，于3月16日，再给琦善发出一份要求停战谈判的照会，[17]派一艘打着白旗的小船由大黄滘北上，准备送往省城。但是，途经凤凰岗炮台时，由杨芳派往该处的江西兵很可能还不知道白旗规则，发炮轰击，英船只得退回（此次战斗被描绘成一个大胜仗，后将详述）。
义律对此决计报复，发兵大肆进攻。自3月18日上午起，英舰由大黄滘北上，连克凤凰岗、永靖炮台、西炮台、海珠炮台[18]和河南的一座沙袋炮台。至下午四时，英军占领了广州西南角的商馆，在时隔两年之后，重新升起了英国国旗。
至此，广州城的东、西两路已全无屏障，完全暴露在英舰的炮火之下。据林则徐日记，英舰向省城“开放飞炮、火箭各数十”，[19]广州已经成为一座危城。
图三 广州内河战斗示意图
让我们回过头来，检讨一下自2月27日乌涌之战至3月18日英军重占商馆这20天的广州内河战斗。
自鸦片战争一开始，广州的各位主帅，林则徐、琦善、怡良、杨芳，都已注意到虎门一旦被突破后的广州内河防御，先后拨兵拨炮，并在河道狭窄处沉船或以木桩阻塞，以防英舰直逼广州。[20]其中，乌涌炮台琦善派湖南兵900名，合之本地守军700名，共计1600名，邻近又有林则徐购买的安炮34位的战舰甘米力治号（Combridge）和40艘战船，兵力不为不厚，结果大败，阵亡总兵祥福以下446名（大多在溃逃时被英炮击毙）；二沙尾、猎德一带，不仅有炮台，而且河道已阻塞，琦善先是派怡良前往坐镇，后改由江西南赣镇总兵长春驻守，然英军在拆除河道障碍时，守军竟坐视不顾，一经交战即大溃；凤凰岗一带，杨芳派兵1000名，然在3月18日战斗中一无所为。大黄滘炮台守军将领在临战前一天，竟派人与英军商议：
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21]
对于这样的军人，我们能作何评论呢？
据英方的记载，这20天的广州内河战斗，英军共摧毁清军大小炮台、军营十余座，击毁各种战船数十艘，缴获大小火炮共计约400位。[22]而英军的这些军事行动，每次仅出动几艘轻型战舰。如最为激烈的乌涌之战，为英舰5艘、轮船2艘。[23]又如最戏剧化的大黄滘炮台之战，为英舰2艘、轮船1艘。[24]就是3月18日横行省河令杨芳震惊的那次行动，英军也仅动用了5艘战舰、2艘轮船、1艘运输船和一些小船。[25]历来谓英军大舰不得入内河、小船无能作为的清朝官吏，此次饱尝了英军轻型战舰的威力。如同先前的虎门历次战斗一样，英军在内河战斗中伤亡极轻，3月18日的战斗仅受伤8人，其余各次战斗，我还没有找到相应的记录。
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西江水道战斗。1841年3月13日，正当大黄滘炮台清军以空炮迎战英舰时，英武装轮船复仇神号拖带两只小船，驶入澳门西侧的西江水道。在3天的航行中，这支小小的船队，沿途竟打垮了6座炮台，击毁了清军9艘战船，毁坏了清军100多门大炮，并拆除了多道拦江障碍。于15日，顺利到达虎门之后的莲花山。[26]按照英军军官的记录，整个行动尤如假日郊外野餐。[27]
从3月5日至3月18日，战功赫赫的果勇侯杨芳，在这两周中终于弄清了一个事实，他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