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期）之后，史学界对引用林则徐家书十分慎重。治学严谨的杨国桢先生编《林则徐书简》，不见原件或可靠刊本的均不收录。然因佐佐木正哉先生从英国档案馆中找到这份“家书”的抄本，并收录于《鴉片戦争の研究：资料篇》，杨先生乃据之与国内的《平夷录》、《入寇志》、《犀烛留观记略》、《溃痈流毒》诸本核，收入其《书简》第154—158页，成为该书中唯一以传抄件入选的书札。杨国桢先生又从该信中有“本日早晨”、“新正初三日”之语，据林则徐日记载他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和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五日曾发第七、第八号家书，故拟题为《致林汝舟第七、八号》，意为该件是两封家书的摘抄合并为之，可是，就信的内容来看，这份尚未查到来由的家书，有可能是托名林则徐的。其证据如下：

　　一、从文风上看，现存林则徐书札，行文儒雅讲究，而此信过于直露，文字亦不考究，放在一起显得不那么和谐。

　　二、该信称：“现在廷寄内云：‘当大伸张挞伐’，又云：‘朕志已定，断无游移。’然后之果否游移，仍属难料。计算上元之内，尚有五个折批回，若一直生怒，则静老（指琦善）亦是覆辙。”此语直接攻击道光帝。林则徐此时已是待罪之身，作此不敬之语，林汝舟身为翰林，完全知道此中的利害，必秘藏而绝不示人，又何以公然抄出，广为流传？

　　三、该信称，关天培遣弁来广州请兵，琦善仅许密派200人，该弁来林寓哭诉。林则徐称：“提镇能以死报国，亦是分所当然，但何以不将此情形透彻一奏……”即劝关天培上奏告发琦善。关天培久历江苏戎行，是琦善的属官，当年行海运之事，亦由琦善主持，此时又隶于琦善。按照清朝官场习惯，劝他人部属上告其上司，传出去有辱林则徐名声。我们可看看林则徐劝怡良弹劾琦善的书信，写得何等隐晦，即可了解此中的缘故。何以林汝舟会将此事和盘托出，不怕损害其父的名声？

　　四、该信称，如果琦善将战争的一切责任推为“前事”，即林则徐禁烟之事，那么，他将“拼死畅叙一呈，遣人赴都察院呈递，即陷于死地，亦要说个明白也”。派人到都察院告状，不合清代官场常规，林则徐久历宦海，深明利害，又何会作此等事，说这种话？

　　退一步说，如果该书确实是林则徐写的，那正如佐佐木正哉先生的评价，林则徐对此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就事实方面而言，信中所谈烟价、通商口岸、拒不派援等等，皆为不实之词；就情绪方面而言，这种竭力洗刷自己，将一切责任都归咎于琦善的方法，亦不足取。

　　不管这封信是否为林则徐所写，但当时确实从广东寄出过这么一封信，并广泛流传，当属不易的事实。从后来裕谦的奏折来看，他已经看到此信，并相信了此中的不实之词。

　　[18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72页。

　　[183]　据琦善奏：1840年12月7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副将庆宇、游击多隆武等前往虎门密防；12月27日派潮州镇总兵李廷钰带肇庆协兵500名前往虎门；1841年1月7日奏称，已派兵400名协助防守沙角；2月14日，又派兵1250名往虎门，并雇勇5800名；2月22日，命先期到达的贵州援兵1000名，增援武山之后的太平墟。以上共计增兵4次，兵3150名，勇8500名（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605、654、695、814、836页）。

　　[184]　见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有关章节。

　　[18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56页。

　　[18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64—65页。伯麦的照会指出了两点，一是“未将各工作停止”，指防御工事的建设，二是“各炮台已有增添官兵”，指增兵行动。

　　[187]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64—67页。从收发文时间来看，关天培是在收到照会后的当日立即复照的，而琦善不在虎门，因而关天培也来不及请示琦善而自行作复。从照会的文字语气来看，对英方是相当顺从的，这在当时的“天朝”大吏中并不多见。排链一事，是指饭箩排至武山的第一道排链于1841年1月18日毁坏，清方称是英军“水底暗算”，英方称是木筏冲破。然而，不论是何原因，民间流传的排链由琦善撤去的说法，不能成立。

　　[188]　此数共包括：一、沙角、大角一带清军1000余名；二、横档一线清军兵勇8500名；三、三门口一带清军师船10艘；四、太平墟援兵1000名。未计及大虎山、虎门寨、三门水道等处清军兵勇。

　　[189]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18页；Keith 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42, pp. 195-198.

　　[190]　以上引文分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1101、716、654页。

　　[191]　此中的错误，最初起于关天培，称攻打沙角炮台侧后的英军是“黑夷一千余名、汉奸数百名”，琦善接到关天培的咨函后，奏报道光帝（《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09页）。很可能是托名林则徐的那封信（见233页注[1]），称：“今自议和之后，兵勇撤去……琦相到后，纵汉奸之所为，新遣杉板小船，招集贩烟蜈蚣、快蟹等船数百只，竹梯千余架，此外火箭喷筒之类，照内地制造者，更不可以数计。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衣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林则徐书简》，第156页）此信流传极广。此外一些民间记载更多，不再一一录之。问题的关键是使清朝仍旧处于“英军不善陆战”的幻觉中。颜伯焘、裕谦都为此而大吃亏（详见 第五章 ）。裕谦对此更是有激愤之言：“乃闻琦善到粤后，散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沙角、大角炮台之陷。其奏中所云，山后汉奸，即系遣散无业之壮勇，不问可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70页）

　　[192]　以上作战经过，系综合下列资料相互参核而记：琦善奏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694—696、708—710、816页；梁廷枏：《夷氛闻记》卷2；《道光洋艘征抚记》卷上；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162—167页；William Dallas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4, pp. 256-273;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p. 95-99; 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pp. 15-23;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648; vol. 10, pp. 37-43.

　　[19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817—821页；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 267;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 97.

　　[194]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54—55页。

　　[195]　这五项条件为：一、英军占领沙角，为贸易寄寓之所；二、广州开港贸易；三、英商的各种税费在沙角交纳；四、“应将现在起建之炮台各工停止，不得稍有另作武备（以上四条限三日允准）；五、琦善须就偿银、开口等项作出答复，方可恢复谈判（同上书，第56页）。关天培没有正面答复这些条件，仅在1月10日照会义律、伯麦，告以事归琦善，需与其“往还酌商”，三日期限，“万来不及”，要求英方等待（同上书，第58页）。从后来伯麦1月11日照会来看，英方认为关天培已允诺“彼此不应再作武备”这一停战条件（同上书，第64页）。

　　[196]　此中的情况，可以得到两方面的印证：一、1841年1月11日，关天培复照伯麦，谓：“先嘱鲍公（指鲍鹏）到船（指伯麦座舰）面复，以明本提督安心和好，并无歹心，况琦爵相现已派人前来，与贵统帅议商永远相安公事，本提督更当遵照相和……”1月13日，关天培又复照伯麦，谓：“本提督现在差官，赶紧赴省，呈催琦爵相迅速奉复……两国和好二百年，公事一经说明，则彼此和好如旧矣……”（同上书，第65—66页）可见关天培迫切希望和谈成功。其二，琦善为与义律当面会谈，两次经过虎门，但在其奏折中对虎门防卫体系的评价甚低，这一方面是出自主帅琦善的自我判断，另一方面似与前线指挥官关天培的汇报也是分不开的。

　　[197]　英方对此有一记载。1841年2月22日，英舰在虎门截扣一艘中国小船，“一名信使被华生（Watson）少校认出，他是中国当局的一名活跃人士，很自然怀疑他带有某种命令或其他东西给当地官员，结果在一个盒子中发现一些信件。在这些发给关将军的信件中，要求立即阻断亚娘鞋背后使之成为小岛的水道，方法是用石头、木桩、沉船，而此类物件被大量积放在名为三门口的地方。”英军前往三门水道去“检查”（指2月23日、24日三门水道战斗），“这种疑心是由琦善致关将军的被截获的信件的内容引起的”（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p. 318, 327）。由此可见，关天培此时加强防御的行动，是奉到琦善的命令的，至少是得到了琦善的支持。

　　[19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77页。英方对此类事件亦颇知详，见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 323。

　　[199]　1841年2月13日，琦善咨会关天培：拨银5000元给关天培，以备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克敌充赏之用”，另横档、永安、巩固三炮台，每台拨银2000元，以备“克敌充赏之用”。在该咨会中，琦善要求虎门“水陆官兵，总需合力同心，万弗任分畛域为要，……以期克敌施行”（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65页）。2月24日，即开战前的两天，统领上横档岛的横档、永固炮台的清军军官刘庆达出示宣布，给岛上官兵“每名银三钱五分”，要求下属“留心奋勇，冀加奖励，毋得稍为畏怯，致干军法”（出处同上）。可见上横档岛清军亦有闹赏讹银事件。

　　[200]　该战的情况，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43页；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178页；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p. 327-329.

　　[201]　1717年最初建立的横档炮台，位于山上，有炮10位。1815年改建，移至山脚，炮40位。1835年，关天培改造虎门防御体系时，该山上炮台尚有基础。此次很可能就此基础复建。

　　[202]　横档一线的清军军营、沙袋炮台的设置及位置，清方未有准确资料，这里据英方资料综合而成。清军各处的火炮数目，据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p. 342-343。另，麦肯兹称，威远、靖远两炮台共有火炮103位，镇远炮台40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