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艘船开往舟山。伊里布2月22日子夜方下决心，若无事先的计划，3000清军需集结，150艘船需调动，没有一二天时间是很难完成的。由此看来，葛云飞等部的迟到，可能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作为统帅的伊里布为何如此决策，交由葛云飞看管的安突德等人为何不随军行动，都是很难解释的。由此看来，无论是伊里布，还是葛云飞等人，虽已动兵，但似乎都有意避战。

　　[131]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92—194页。

　　[132]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96页。

　　[13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30页。

　　[134]　张喜在实际交往中，对英方军事力量了解颇详，见《探夷说帖》，《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37、339、344、346—347页。

　　[135]　英军撤离舟山是义律擅权的决定，详见后节。由此可见，伊里布本无出路可言。

　　[13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89—990页。

　　[137]　本节的撰写，我在多处受益于佐佐木正哉先生的论文：《论所谓〈穿鼻草约〉》（中译本见《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和林则徐》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一部 分“交涉破裂与开战准备”，第四部分“琦善的革职被捕及其在香港问题上的交涉”（中译本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8辑、第15辑）；第八部分“对琦善的审判”（见〔日〕《近代中国》杂志，第11卷）；《鸦片战争初期的军事与外交》（见日本《军事史学》第5卷第2号）。后两种日文论文由李少军先生翻译并提供。

　　[138]　转引自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2—76页。

　　[139]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14页。

　　[140]　转引自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5页。

　　[141]　这方面的证据是：一、琦善一到广州，很快提出鸦片赔银500万两的方案，他虽在照会中称“其银既非大皇帝准给，系由本大臣爵阁部堂另行筹办”（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30页），但在奏折中亦明确说明此事，若无道光帝的批准，琦善绝不敢如此办理。二、1840年11月御史曹履泰奏称，赔偿烟价须英军交还舟山后方可给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540页）。此时琦善尚未到达广州，言官即有此议，可见道光帝同意赔偿在当时京城已为许多人所知，不再是秘密了。

　　[142]　当时琦善和伊里布与英方的往来照会，皆随奏附呈御览，道光帝没有表示异议，可视为道光帝已经默许。

　　[143]　对于懿律的去职，当时和后来都有许多评论。我以为，懿律与他的堂弟义律在政策上有分歧，当为事实；而其身体有病，也是事实。他的离华，有着双重的原因。

　　[144]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13页。

　　[14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7—52页。

　　[14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61—62页。

　　[147]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305—306页。

　　[148]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75页。

　　[149]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35页。

　　[15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608页。

　　[15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618—619页。

　　[15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632页。

　　[153]　从北京到广州的“五百里”、“六百里”谕旨需时约14至19天。据1841年1月18日琦善奏折，他已经收到道光帝1840年12月30日的谕旨，但未称具体时间（《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765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铅印本误为1月20日发）；而12月25日的谕旨，琦善奏折中未提及。这种不寻常的做法，反映出琦善抗旨的意向。

　　[15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39页。这一时间又可得到林则徐的验证，见《林则徐集·日记》，第379页。

　　[155]　关于“割让”香港一事，琦善一直存有误解，而这种误解又似肇因于义律。1840年12月29日，义律在照会中写道：“惟有予给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如西洋人在澳门竖旗自治无异。”（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46页）“予给”一词作何解，姑且不论，“如西洋人在澳门”一语，就不能不使琦善发生误会。澳门是葡萄牙人向中国租借的居留地，不是葡萄牙的领土，清政府亦在此保留了许多权力。而琦善1841年1月11日复照义律时，称：“给予口外外洋寄居一所。”（同上书，第61页）“寄居”一词的含义应当是清楚的。又，琦善在其奏折中，一直以澳门为例来说明香港的地位问题。

　　[156]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2月13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论所谓〈穿鼻条约〉草案》，中译本见《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和林则徐》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5页。

　　[157]　1841年2月7日，义律致琦善照会中称：“据差人称，请于本月二十日（2月11日）再行面谭等语。”（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79页）可见这次会谈是琦善主动提议的，尽管他后来在奏折中否认。

　　[15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11—713页。有论者据该谕旨中有“通谕中外”一语，认为是道光帝正式宣战。这是一种误解。此处的“中外”，并非是今日之“中国与外国”之意，“中”是指“宫中”如“留中不发”等等。“外”与“中”对立，指“宫外”，即“官民人等”之意。另外，当时中国对国际法中的“宣战”程序亦毫无所知。

　　[159]　《林则徐集·日记》第381—382页。琦善在奏折中对收到此谕旨的时间，多加掩饰。1841年2月14日，他在奏折中含混地说道：“昨奉垂询……”好像是2月13日才收到此谕。这显然是为了掩盖他抗旨，继续与英方会谈的行为（《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14页）。

　　[160]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2月13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论所谓〈穿鼻条约〉草案》，中译本见《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和林则徐》上册，第168—169页。

　　[16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13—814页。

　　[16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19页。

　　[163]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0—84页。

　　[16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92—94页。怡良是在林则徐等人的策划下出奏的。怡良的奏折中称：“该大臣到粤如何办理，虽未经知会到臣……”言下之意是琦善到广东后一直对他封锁消息，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义律的告示2月1日发布，伯麦致赖恩爵的照会1月28日发出，按照当时的通讯速度，广州于2月3日便可得到消息。据林则徐日记，琦善2月10日离开广州前，曾于2月4日和5日有两次与林则徐、怡良会谈，即使琦不表白，怡良又为何不问？琦善后来受审时，对怡良的这种说法完全否认：“琦善与怡良系属同官，时常接见，岂能不谈公事？惟因夷务机密，有未及事事相商之处……”（同上书，第472页）由此可见，怡良若是琦善未告真情，完全有机会询问清楚，而他乘琦善刚离开广州，便上奏弹劾，目的就不是弄清真相而是扳倒琦善了。又据这一时期林则徐致怡良的信件，怡良出奏时非常注意保密。

　　[16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3页。

　　[16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4页。

　　[167]　鲍鹏续供，《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53页。

　　[16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15页。后来琦善打算将香港一处地方扩大为全岛，但鲍鹏最终未给文件，故应不视为出价之列。从当时的情形来看，琦善拟定的《酌定章程》，是对义律1月20日宣布的四项初步协定的还价。尽管两者之间差距甚大，但琦善致义律的照会诡称：“本月初九日酌定四条，寄阅大意，亦与贵公使大臣所拟，不甚相远，不过汉文通顺，是以语句字面，每有不同。今若逐条辩论，转滋意气……”（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79页）

　　[169]　《善定事宜》中文本，见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1—82页。据见过该条约英文本的佐佐木正哉所述，条约的英文本与中文本还是有所区别的，并在其论文：《论所谓〈穿鼻条约〉草案》中予以说明。此处是结合两种文本叙说的。

　　[170]　关天培：《查勘虎门扼要筹议增改章程》、《重勘虎门炮台筹议节略》，《筹海初集》卷1。尽管关天培称三重门户是前人的创意，但在他之前不见何人提出过。

　　[17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486—489页。其中排链工程，关天培于1835年就要求兴建，但被卢坤所拒（见《筹海初集》卷1）。此时邓廷桢据关天培的请求，同意兴建。

　　[172]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1—644、690—691。有论者因林则徐对靖远炮台和排链上过奏折，误以为此两项工程为林主持。实际上林对虎门防卫并无建策或贡献，当时他的重点主要在九龙和澳门一带。

　　[173]　关天培的演习方案（即章程）的形成有一个过程。1835年，他的《筹议每年操演拟请奏定章程稿》、《筹议春秋二季操练炮准师船稿》、《春秋训练筹备一十五款稿》，是其最初的形式；而1836年的《创设秋操通行晓谕稿》是其完成形态。见《筹海初集》卷3、卷4。

　　[174]　参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90—691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618—624页。关天培的修改，主要是增设了排链和新建了靖远炮台而增加了兵力，其基本精神未变。

　　[175]　虎门当时9炮台共有火炮306位，另加师船10艘火炮120位，共计426位。

　　[176]　1840年12月，琦善函问关天培虎门防御，关天培答复：“如来船尚少，犹可力争，多则实无把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628页）由此可见关天培对防御能力之估计。

　　[177]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38页。

　　[17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557页。撤兵是遵照道光帝9月29日谕旨行事，然此时林则徐已革职，故由巡抚怡良上奏。怡良在上奏前，曾将奏折底稿交由林则徐审阅，但撤军数目暂空。10月24日，林则徐致函怡良，称：“片内所空撤兵之数，拟填二千何如？仍祈酌之。”（《林则徐书简》，第145页）由此看来，尽管怡良在奏折中将撤军当作已经完成的事实，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开始。而撤军之后，即“万人”减“二千”，兵勇为八千人。此数又与1840年9月林则徐奏折中所称：“计沿海陆路先后调防兵勇，已及八千名”相合（《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76页）。又，广东的募勇，从来就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1841年1月林则徐致函怡良，谓：“若仅虚报约数（丁勇），临时传集不到……”（《林则徐书简》，第153页）可见林对此类现象非常熟悉。

　　[179]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3、876页。

　　[180]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00、838页。此处数字是将官涌炮台的守军，与驻在“附近山梁”的清军800余名，合并计算。

　　[181]　详见拙文《1841年虎门之战研究》（《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并可参见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八部 分“对琦善的审判”（〔日〕《近代中国》第11卷）。拙文对当时关于琦善撤防的记载进行分析时，有意未使用林则徐1840年1月家书这件资料。该文发表后，一些先生当面或来示垂询。为此，我在这里将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记叙于下，希望得到智者的教示。

　　我以为，林则徐这份家书似乎不可靠。自胡思庸先生发表《林文忠公家书考伪》（《历史研究》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