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画面的电影。媒体会及茶歇安排在阿德隆酒店，在热火朝天的讨论现场，堆满丰厚三明治的手推车来回穿梭。在如此一家拥有一流供暖环境的酒店里举办媒体招待会，光凭这点电影就已大获成功。

《幸福之栈》演出中断

为了告别1932，马克斯·莱因哈特[1]策划了一场除夕讽刺剧，名为《幸福之栈》。札瑞·朗德尔主演，弗里德里希·霍伦德制乐，整体构思来自奥东·冯·霍尔瓦特[2]。然而它在柏林大剧院的彩排不了了之。霍尔瓦特要使用剧院自1920年起积攒的全部舞台装饰，它们现存于梅克伦堡的谷仓。这部剧按计划将是一出“世界剧场”[3]，一次总体告别。

演出分为九个场景：美洲、厨房、那不勒斯、南太平洋、东方诸国、维也纳、莱茵河、北极及天堂。按照霍尔瓦特的构想，维也纳的部分需要长期的幕后准备，到时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应是一个具体而微的1912年，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这九个场景将布置在一个旋转台上。

所有这一切证明远远超过预算。

米沙·斯伯里安斯基的《100米的幸福》取代霍尔瓦特的讽刺剧进行了彩排。对莱因哈特和霍尔瓦特来说，《幸福之栈》项目的搁浅是由于人们缺乏创新的勇气，还是他们过于吝啬？是二人太过狂热。

[1] 马克斯·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1873—1943），奥地利著名导演、演员、剧院领导人。大部分时间在德国从事戏剧活动，曾进行多方面的舞台革新尝试。——译注

[2] 奥东·冯·霍尔瓦特（?d?n von Horváth，1901—1938），生于一战前奥匈帝国、用德语写作的大剧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闻名遐迩，代表作有《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译注

[3] “世界剧场”（Das Grosse Welttheater），取自17世纪西班牙知名剧作家卡尔德隆（Pedro Calderón， 1600—1665）的同名宗教剧，以戏中戏的手法叙述人类的命运。——译注

12月8日，1941

蓝色星期一。帝国行政机关缓缓回归运转。元首上午11点钟起床，忙碌到夜里1点。

一次由帝国保安总局组织、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海德里希邀请所有相关部门参加的会议，原定在1941年12月8日举行。这次会谈往后推迟了六周，改至1942年1月20日。它便是万湖会议。而在1941年12月8日那天召开的，是帝国议会。霍斯特·伯克尔，一位（生物学和历史学领域的）达尔文主义者，于2006年研究短期演化现象时，以1941年12月为例子。他的问题是，在凡事不必然的无序结构里，如何发展出一种必然，它毫不费力地摧毁其余种种不确定（“可能性”）而把人们引向灾难。伯克尔研究的，是“恶的物种起源”。

——如果“万湖会议”在1941年12月8日召开，它和历史上1942年1月20日召开的那次是否会有所不同？

——很有可能。

——此话怎讲？

——因为时间压力。

在这个一切加速向前的12月里即使作恶也没有准备余地。

试验场中的恶

与趋恶的自由相比，从善的自由是更大的自由。

——托马斯·阿奎那

他俩是熟人，相识有二十来年了。12月初的这一天，两个人一起去到其中一人的绍尔兰别墅，坐在圣诞将临期的花环前。主人事先准备好加了朗姆酒的茶。他们算是帝国素有名望的保守派，在年轻气盛、思想激进的纳粹分子眼中都是可疑人士。

对他们来说，自由不是行使选举权，它更是人大脑和身体的一种综合状态（这种意义上也包括政体）：人类无法预测的摇摆不定。它顺应上帝的呼吸，在超越永恒的时间里，在人类中间维持着象征力量的“躁动不安”。对于勇气的培育来说它相当重要，一如它对洞察力、献身精神以及自信心的养成。就此而言，这两位保守的法学学者会同意托马斯·阿奎那的说法，即自由是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而不是达到任何目的的手段。因此，作为更容易获得自由的善，是一种宽泛而必然的集合状态，从中人类、国家和大地之法（Nomos der Erde）都保持流动的可能。如果说今天，自由的进化是为了争取它在恶的王国里更大的行动空间，那么这将是一个并非仅仅出于道德基础的重大转折。两位保守人士也许可以牺牲道德，但他们不愿对抗那自己原本不会重新意识到的自由（在自身内心行使的自由）。正是在这点上，他们心里充满不安。

——（比方说，在一个准备好离开自己岛屿的民族里）当多数人对恶习以为常，那么，自由作为人无法舍弃的东西——如果我对您和托马斯·阿奎那理解正确——就会与恶联合，这会导致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么？当大多数人已习惯为恶，将会发生什么？

——那您必须告诉我具体是“哪些恶”。毕竟作恶各种各样，泾渭分明。但在1941年的这个降临节，它还不曾演变为多数。直到目前为止，恶的进化几率并不大。

——您的意思是，那些选择了恶的人通常都会死绝？他们后无来者？他们崛起时咄咄逼人，但势头没多久就止住了？

——恶，一如既往，活动在一个试验场中。[1]

[1] 两位保守学者的对话记录是通过速记符号保存下来的，哥廷根的生物化学家马丁·艾根拥有一份复本。他用电脑重新计算了在自由条件下善与恶的存活能力，得出的结论是，在不考虑平均值的情况下，人或上帝的自由意志与恶成反比（由于恶的自大、处心积虑、格格不入）。他说，这里的前提是人们对善的定义，如：“这样做有利”，“这是对本乡本土负责”，一件“始终质量上乘”的东西，或“行为举止得体”，即一个人尊重他人的利益或这样的人所说的话。因此，马丁·艾根把“空想的善”视作“恶”。受托马斯·阿奎那另一段话的启示，他说，自由向善的转变取决于对善的准确定义（重点在于“善的使用价值”）。

12月9日，1941

由于不得不清空校舍，多姆和马蒂诺两所学校各年级的学生必须共用一栋楼作临时教室。课程改到下午举行。

放学后，我们分头去收集废金属。1公斤铁得1分，锌是7分，铜3分，锡6分。攒到40分就可以得到一次表扬。锡很少见，锌嘛，就是牙膏管。报废电器上有铜。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为帝国军备收集原料。

屋子的窗后还笼罩着灯光。严格的灯火管制要到19点后才开始。我们激昂的心蓄满能量，和外头的光源相呼应。吸到肺里的清冽空气是多么让人振奋！我们还没有成为士兵。我们还没有死。我们拉着沉甸甸的手推车，上面是我们上天入地搜集来的宝贝。我们拽着千斤重的发动机组碾过皑皑大雪。栅网和栏杆上的铁钩都被我们拆得干干净净。

12月10日，1932

在雅典，1931年11月由于银行集体倒闭所引发的危机而关闭的股票交易所，重新开张。“希腊的土地等待心灵。”[1]这种情感曾为希腊人的解放斗争带来胜利，德国人和英国人也助她一臂之力（荷尔德林写下《许佩里翁》，拜伦爵士在战斗期间死于风寒）。巴伐利亚的官吏们追随奥托国王[2]前来，为这个刚刚摆脱土耳其人统治的国度设立了第一套财政体系。可后来这些政府要员连同巴伐利亚国王的儿子一起，被这块忘恩负义的土地所驱逐。

[1] 语出歌德《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Iphigenie auf Tauris）一诗。——译注

[2] 奥托一世（Otto Friedrich Ludwig von Bayern，1815—1867），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之子，1832年，17岁的他被立为希腊国王。——译注

12月10日，1941

德拉克马[1]的币值贬至谷底。第三帝国的金融魔术师，以特派全权代表的身份展开行动。那时帝国银行的“诚实货币”早已一去不返。金库里存的是“掠夺来的黄金”。现在将有数吨运往雅典。既然帝国占领了希腊，现在帝国就要负责力挽狂澜。

受元首委派，诺伊巴赫博士从罗马坐飞机来。德拉克马的命运取决于亚历山大，英国占领下的这个城市是地中海东部所有黑市的中心。来自英国的货币专家对黑市的行情毫无影响力，倒是身在雅典的诺伊巴赫博士有资格兴风作浪，如果他用黄金买进德拉克马。作为对手，英国早该准备好足够的希腊伪钞，提前几年大量收购德拉克马。但这些眼高于顶的人没这么做，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市场。于是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希腊币值如何在短短几周内恢复正常水平。轴心国这次迟来的成功，全是诺伊巴赫博士的功劳。多亏他以官方身份高姿态地到来，拿出好几吨 “帝国黄金”——源自萨洛尼卡被没收的犹太人财产——救市，这才成功地在短时间内，营造出欣欣向荣的假象。

如同有一条无形的线索牵引，中立国交易所内的希腊货币行情逐日看涨。军队、强制命令和兵工厂劳动本该与此没有任何干系，因为照理说，那些在亚历山大制定汇率、在路边小酒馆里啜饮咖啡的资本家，不可能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1] Drachme，希腊货币单位。——译注

12月10日，1944

在这场地中海风暴里，没人知道预备役少校、银行官员奥托·席林的船究竟是在伯罗奔尼撒以南的哪个地方沉没的。这位经验丰富的万湖帆船好手，往船上装了3.4吨来自希腊国家银行的黄金，一份返还帝国的贷款。很有可能就是这份财富把一艘木制小船拽向深渊。12月盛行布拉风，变化莫测的北风使人根本无法在希腊沿海航行。保险的做法应是先把黄金送到意大利，再通过火车运回柏林。

12月10日，2009

所谓的十二月开支：希腊共和国财务审计部长，陪同一位自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派来的顾问，已经整整两天在追查普普通通的“十二月开支”。对此人们无法提出反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财政预算，在新的一年到来前都会把剩余的、那些本来将用于某种目的的款项挥霍干净，否则来年的预算就会缩水，无法再申请与今年同等的额度。作为一个曾在图宾根大学就读的法学专家，审计部长说，本来没那么糟，如果这些钱能转到下一年，至少能合理地使用它。自上而下传达的预算表毫无约束力。在一贯承袭东正教习俗的雅典，这里降临节的重要性要比北欧地区小得多。再说，这里也没有那些伴随年终结算繁忙工作的黄昏时刻——那只属于繁荣的商业城市。

12月11日，1944

降临节期间的华沙。一股非同寻常的气氛笼罩“第三帝国最后的胜利者”（那些镇压了“波兰家乡军”起义的华沙司令官的自称）。“政权”已开启不了什么局面，权力大限已至。人们很快就知道，这是一个最多再撑30天的体制——请问，该如何适应这种情况？

如此的权力没有边界。在某种意义上它随心所欲，因为没有时间留给可能的问责。几个星期以来虚假大行其道；收获的全是教训。只是，这些教训要留待何时？当一切都失去意义，人们并不会少犯错。

只有一小部分人面对现实：他们可以抓紧时间，为胜利者的审判做准备，很快就是波兰人的天下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可以准备好档案的移交；若稍加恩惠，或许还能为自己多赢得一位朋友，少一个敌人。他们还可以把之前的罪孽都推诿给其他的部门和负责人。好好把握最后的日子，这再明白不过的道理没人去做。生活中更常见的是，一个人在对往日的挥霍中走向新生。

德军驻扎区尚完好。佐利科夫的别墅纷纷被查封、接管。军需部长施米克尔先生是一个有品位的人，他把17—18世纪的家具用手推车弄到烟厂的仓库，其价值超乎想象。他成功搞到一列车，把挑选出来的宝贝悉数装上， 沿着哈尔茨山隧道的方向驶去。这个从未拥有过如此巨额财富的男人，在上衣胸前的口袋里，装着由铁路负责人签署的货物清单。

布里斯托尔旅馆位于德国占领当局行政中心的防御工事内，在这里，斯塔赫尔中将正忙着记录他的传奇经历，关于“在一个石头房子为主的大城市镇压叛乱”。笔记的章节主要按照“正确”和“错误”两个部分来组织。一位由波兰家乡军打入斯塔赫尔指挥部的老牌卧底略有文采，他将这位压迫者的备忘录译成波兰语。日后，它成为波兰秘密警察镇压城市起义的必备知识，一份在今天的伊拉克会让CIA眼红的报告。

12月12日，2009

平安夜前12天，旺格努伊[1]不奉基督的河水冲断了铁路大桥中间的桥墩，就是惠灵顿往奥克兰快轨行经的那座桥。这通常都归咎于异常的降雨量。

感觉的惯性。在新西兰，即使周遭一派炎炎夏日景象，一旦接近平安夜，“各回各家”的渴望就涌上心头。所以，从桥折断处坠入深渊的特快列车上，满载着乘客。

火车头，五节车厢。直到最后一刻仍灯火通明。就在我眼前，窗内泛着光的车厢消失在湍急的河水中。一位目击者如此说。

120多位旅客，有47个抵达了目的地奥克兰。获救的他们伤势得到暂时看护。稍早，一辆急救列车从终点火车站驶往事故现场。

——您排除事故是阴谋的可能么？

——谁会做出这种事？

——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