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眼神让我安心，我想他明白我的挣扎。他把我送往等待区，我告诉他：“我很痛。”

“那是被你父亲伤害的那部分，她想你知道你的父亲伤害了你。”他温和地说道。他提醒我会在与来访者咨询的间隙过来看我，等结束后会继续我们的咨询。他把我安置在角落的一个椅子上，后面和一边是墙壁，另一边是一个橱柜。我含泪向他道谢，他很了解我，他真的关心我，他在帮我。

我平静了许久才能找到走廊另一边的洗手间，镜子中我的眼睛又红又肿，这在预料之内，但我注意到我看上去比我应有的年纪要大，我不应该穿着套装。我看着自己的鞋和脚，这看上去不像是我的脚。我用冷水泼自己的脸再看，但是并没有从镜中看到我想看到的那个我。我洗手的时候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太大了，不像是我的手，我还戴着戒指，这些都让我很惊慌，我有点儿害怕，但是并没有多想。我迷迷糊糊地走出洗手间，这门怎么这么小？我为什么占了走廊这么多空间？这是谁的手？我正看着谁的眼睛和脸？我的想法不停地流动着，我觉得呼吸困难，我一阵迷糊，然后平静下来，变得麻木。

我问接待员是否可以用一下私人电话打给我的办公室，我已经无法思考了，我的声音听上去很平静，我告诉他们，我今天不会回去了。我的同事一定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我已经申请了美国残疾人福利，这样我可以白天离开去做咨询。尽管我的老板和同事知道我正因儿时被虐待所致的惊恐发作看心理医生，但我总是在他们面前保持冷静，他们很难理解我正在经历什么。

我打电话给大卫，告诉他我还在萨默医生的办公室，我解释说我可以回忆起过去了，并且正在拼凑记忆。他问我是否还好，我一阵哽咽，泪水再一次盈满了我的双眼，尽管这让我觉得自己很脆弱，但我必须告诉大卫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想感到孤单。我回答道：“我正在经历一个痛苦的阶段，我很害怕那些记忆越来越靠近，我觉得我不像是我自己了，我很害怕。”泪水掉了下来，我别过脸去，大卫问是否需要来接我，“不了，谢谢。我正在等着与萨默医生的另一次咨询，我想之后我可以自己开车回家。”

“其他方面，你还好吗？”这是大卫在问我是否想自杀，他很担心我那些自杀的想法，当他提到“自杀”时就会无法控制地感到害怕，并且还会哭泣，所以我们用“其他方面”作为一种密语，代替“自杀”。

“我没事，没有那种想法，那些记忆让我太累了，已经没有力气想别的事了。”

他轻松地叹了口气，让他如此担心，我很难过，挂断电话之前，他说：“如果要我去接你，就打电话给我。”

“我会的，我保证如果我有那种感觉，一定不会上车，我会打电话给你，然后在这里等着。”我和大卫讨论了好多如果我觉得想要自杀时的对策，我保证不会这么做，我会打电话给他或者是萨默医生。如果他们两个都不在，我们列出了一个朋友的名单，我和大卫请求了这些朋友的帮助，告诉他们：如果我打电话说起我在哪，感觉如何时，他们只需要告诉我，他们在关注着我，并告诉我现在是哪一年，提醒我与大卫的约定，我不可以自杀。说明情况后，有几个朋友同意帮我，我就可以打电话给他们，每一次，他们都会帮我从自杀的感觉中摆脱出来。

我回到壁橱边上等待着，萨默医生就像他说的那样，在工作间隙过来看我。每一次看到他，我就觉得安心一些，"3岁的奥尔加”虽然还在，但已经不在意识的中心了。我一直想着萨默医生的话：现在是1994年，我是安全的，萨默医生会在工作间隙来看我，几个小时后，我们继续咨询。我越来越相信他了。

3点左右时，萨默医生过来看我，我仍然觉得头晕麻木，但是比之前稍好一些了。走进萨默医生的办公室时，我觉得平静了许多，我瘫坐在椅子上，我觉得自己很小，这成人的椅子不太适合我，我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占据那么多空间。

“今天很辛苦，但你做得很好，你现在怎么样了？”他问。

“我很累。”我虚弱地说，“我觉得像是被卡车碾过一样，到处都痛。”

“这是因为你惊恐发作时，肾上腺素激增，现在肾上腺素应该回到正常水平了。”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问：“你知道恐惧和疼痛来临之前发生了什么吗？”我想了一会儿，脑子里像是塞了棉花一样，我的眼神无法集中，萨默阻止了我继续回忆下去：“你现在觉得怎么样？现在在想什么？”

几分钟后，我才开口回答道：“我的想法都是西班牙语的，我要花一些时间把它翻译成英语。”

萨默医生点头：“这是有道理的。”然后陷入沉默，我不想知道这对他来说有什么道理，“你还有什么其他感觉吗？”

“我觉得不真实，我其实感觉不到什么。”

“我希望你注意这种感觉，你正在分裂状态中。”

“好的，我可以注意到它，我总有这样的感觉。”

“我明白，但记住，停止用分裂状态来阻断你的感受，你要去感受，虽然有时会痛苦，但坏的感受会变成好的感受，那就是我们的目的：让你可以体会真正的愉悦和幸福。”

“好的。”

“现在我希望每当你有那样的感觉时就注意，然后我们可以追溯你进入分裂状态之前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想办法改变这些，让你不再处于分裂状态。”

“好的。”我说。但是我实在无法记住这么多，我甚至记不得曾经讨论过这些事。虽然我很疲惫，但是还有一件事要说：“今天在洗手间时，我有种奇怪的感觉，镜子中的我看起来不像是我的样子，手也不像是我的。”恐惧油然而生。

萨默医生在座位上前倾身体，肯定地说：“这对我来说可以理解，不用害怕。”

“你可以理解？”我问。他能理解让我觉得安慰，如果他能明白，我就不孤独了。

“是的。”

我们又静默了一会儿：“这没什么可怕的吗？”我问，我正在等待着再一次确定的答案。

“是的。”我们又一次陷入了沉默，萨默医生说：“我们谈谈今天早上吧，在你惊恐发作之前有什么感觉？”

“我看到我被父亲强奸时，就会惊恐发作。”我跟他说话时，可以感觉到自己突然变得平静而疏离。

“你是不是正在分裂中？”

“是的，但是我很难回去，萨默医生，那里又可怕又痛苦。”

“让我们试着压制这些记忆，直到下次会面。如果你觉得安全了，我会让你深呼吸，闭上眼睛，然后我们用催眠在你脑中创造一个容器，把你的那些记忆、感受、情绪和想法放在里面，直到下一次会面，这样可以吗？”

虽然我没有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是我同意了。我信任他，我想远离那些痛苦，我想变得快乐起来。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跟随萨默医生的指令：“闭上你的眼睛，你感到眼睛越来越沉，关于这次事件的感受、情绪和想法都集中在一起，它们集合完毕后，说好了。”

我可以感到头脑中被强奸的画面、想法和情绪变成了彩色的，我可以感觉到它们都集中在意识的中心，我轻轻地说：“好了。”

“很好，我们现在想象出一个容器：一个又大又圆的容器，它大到足够容纳所有的记忆、画面、感受和情绪。你看到它了吗？”

“是的。”我想象着一个大大的黄色工业垃圾桶，上面贴着“危险物品”的标志，还有锁链和挂锁可以锁住它。

“我们打开它，然后把那些记忆、画面、感受和情绪都放进去，放好后，说好了让我知道。”

我头脑中想象着3岁的奥尔加把黑色的垃圾袋放进那个容器里，它们都装进去之后，我温和地说：“好了。”

“好的，把所有的记忆、画面、感受和情绪都放在里面后，盖上盖子，然后把容器锁上。做完就说好了。”

我看见奥尔加关上盖子，跳到容器上面确定它是否盖上了，然后锁上挂锁，说：“好了。”

“很好，这些容器里的记忆、画面、感受和情绪会在我们下次面对面前五分钟才能开启。当我从三数到一时，你就回来，我说睁开眼睛时，你就像平常一样醒来。三，二，一，睁开眼睛。”

我睁开眼睛时觉得稍微好了一些，虽然疲惫，但是轻松了不少，无法诉之于口的压力和情绪带来的沉重伴随我几个星期了。我现在说出来了，觉得轻松一些，我挣扎了几分钟，告诉萨默医生我可以回去了。他仔细地看了看我，然后表示同意。我与他握手并且向他道谢，我记得他温暖的手掌，带着理解的微笑，说：“今天要好好照顾自己。”

回到家里，我换上运动服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可以让我分散注意力，让我远离关于工作和大卫的那些担忧。我不再想今天的咨询，大卫回家后做好了晚餐，我开始告诉他这次咨询中我记得的事。他认真听着并且提出一些问题，我也努力回答他。

我和大卫在沙发上吃了晚餐，之后他洗了碟子，我整夜都坐在沙发上。我们应该好几个月没有回卧房睡觉了，回房间和大卫也无事可做。咨询开始后，只要在床上，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在自己房间被伤害的场景。那些画面会冲上意识让我失控，我会惊慌地醒过来，所以我睡在沙发上，大卫不想我一个人，他睡在客厅的地板上。如果我被回忆惊醒，他总会马上出现安慰我的那些恐惧与疼痛，提醒我现在是1994年。我记不清我们像这样在客厅里睡了多久，至少有半年的时间了。

几周时间过去，我学习着分辨分裂状态。我知道那些是我的回忆，我让自己接受那个被虐待的人就是我，恐惧依然会浮上来。我依然对帮我从童年中生存下来的复杂的处理系统知之甚少。我的意识并没有强大到让我拼凑起所有的部分，我知道得很浅显，我并非完全清醒，我只是非常清楚地知道我需要慢下来，就像萨默医生的口头禅那样：慢慢来。

我的某些部分已经准备好出来说出发生的事情，但是另一些部分甚至不想让我知道它们的存在。我明白如果某些部分之间发生冲突或者不喜欢我做的事情时，我就会疼痛惊慌。萨默医生鼓励我注意那些部分并且解决她们带来的问题，但是也要控制她们，尽量做好自己的日常工作。

理智上我都明白，就像我明白地球是圆的，重力是正常现象一样。但是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能理解萨默医生之前告诉我许多次的话：“为了从暴力的童年中生存下来，你创造了不同的部分保存那些信息，让暴力远离你。这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那些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你有许多不同的你自己。”

我总是问怎么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这么多事，他回答道：“你的大脑在保护你，你可以富有创造力又聪明，并且有很强大的适应力。”萨默医生很擅长重新解构事实，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用诊断术语，所以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疯了或者残疾了，我只以为自己聪明又强大，我那些了不起的部分让我发展成了一个合格的人，能够交朋友，学业成绩和体育都还不错。

这一次，我了解到了自己的症状，萨默医生告诉我：“因为你经受的暴力和创伤，你患有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以前被称为多重人格障碍。DID是一组分裂性疾病，你创造出不同部分，在严重的创伤中保护你。从你的立场来讲，你可以有一个中心的‘你’，这个中心的你可以察觉到你不同的部分，你不同的部分也可以知道其他部分，并且相互交流，这被称为并行意识。”他给我看了美国精神病学会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

那些诊断并没有让我很吃惊，关于我的症状，我们已经讨论了许久。我觉得有一堆人在我的身体里，每个人都在说话：一个人想让我去看电影，另一个人想让我待在家里。用“一部分”这种词让我觉得还算正常，我知道我分裂出的各个部分让我看上去有些不同，我知道自己的意识并不是完整的，也知道某些用西班牙语表达的想法跳出脑海不太正常，我知道大多数人不会在安全的情况下觉得害怕或者呼吸困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称这些症状为DID.

萨默医生说到以前被称为多重人格障碍时，我既震惊又害怕，像女巫一样吗？我像是《三面夏娃》（The Three Facesof Eve）里的女主角一样吗？我有些头晕，我的身体里到底有什么？一个疯子？我是什么？我很害怕，我害怕别人知道我有心理疾病。听到这个诊断时，我不再认为自己又聪明又有创造力了，虽然萨默医生一直努力想让我明白，我发展出了惊人的适应力和存活技巧，但我已经不再那么想了。

我很害怕，也很羞愧，“多重人格障碍”在我脑中回荡着，我想着人们会以各种方式嘲笑和排斥患多重人格障碍的人：他们被锁在精神病院，他们是真正的病人。我不要成为别人的笑料，我是一个律师，我在美国司法部工作。我想得越多，就越绝望，如果我的领导知道了怎么办？他们会对我进行安全调查，我会失去一切。我的领导可以看到我的医疗记录，为了申请美国残疾人福利，我已经提交了所有医疗记录，无论如何，他们最后都会发现的。他们会怎么做？工作上的同事看上去很尊重我，我在这个位置上太年轻了，我是一个成功人士，他们现在会怎么对我？

我的朋友们现在会不会不理我了？我已经被官方证实为“疯子”。他们会不会以为我会伤害他们的小孩？这个念头让我崩溃，我被各种各样的恐惧震慑住了，它们通通都浮了上来：大卫会怎么做？他会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