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克莱尔。”我们在桌子旁边坐好以后她说,但是没有笑容。墙上的钟表显示刚过10点。
弗洛雷斯夫人示意看守摘掉我的手铐。
昨天的男看守不见了,换了一个发髻灰白的中年妇女。她双手交叉端在胸前,站在墙角,枪把露在枪套外面。
“我给你准备了一杯果汁,” 弗洛雷斯夫人说,“还有一个甜甜圈。”她边说边把一个纸袋放在桌子上。
她把眼镜推到鼻梁上,翻开昨天的记录。昨天说到我和马修离开奥马哈的家,坐汽车去了动物园。
“那天下午你回家之后发生了什么?是从动物园回去的吗?” 她问。
“什么也没发生,夫人,”我回答,伸手摸到纸口袋,拿出甜甜圈,双层巧克力还带着糖屑,我把它塞进嘴里。“我在约瑟夫到家前回去的,”我含糊地说,“也比艾萨克早,米利亚姆在她的房间里,不知道时间,什么都不知道。我给她做了午饭,然后开始洗衣服。后来,我告诉约瑟夫我一整天都在洗衣服,我有证据——衣服晾在绳上。他永远不会知道我撒谎了。”
她递给我一张餐巾纸,示意我擦擦脸蛋。我擦掉巧克力渣,舔干净手指,又喝了一大口果汁。
我告诉她,逐渐地我习惯了和马修一起坐车出去。我们再也没有去过动物园,因为那里要钱,可是马修没有钱。我们去不要钱的地方。我们去公园,马修教我荡秋千。自从离开奥加拉拉以后,我就忘了秋千是什么了。有时候,我们只是沿着奥马哈的街道走,走过高大的建筑物,走过很多人。
然后,有一天,马修带我去了图书馆。我曾经特别喜欢和妈妈去图书馆,对此我记忆犹新。我喜欢面对那些书,喜欢闻到它们的气味。成千上万本书,多得数不清的书!马修问我想知道什么——大千世界里的任何事情——我认真地想了很长时间之后告诉马修我想了解星球。他点点头说:“好的,那是天文学 。”然后他像在自己的地盘似的,熟练地带我走到一大堆天文书面前,给我讲太阳、月亮和星辰。图书馆里很安静,这趟走廊里没有其他人,夹在笔直的书架中间,仿佛全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我们靠着书架坐在地板上,我把书从架子上一本接一本地取下来,欣赏它们的封皮:黑色的夜空,满天繁星……
我想知道很多事,但是没有妈妈,我没人可问。比如,为什么我的身体经常出血,我必须在内裤上垫上卫生纸才能不弄脏裤子;比如,为什么以前没有毛的地方长出了毛发,为什么我身体的某些部分没有理由地变大。我的生活中没有女人可以咨询。社工是唯一的一个,但是显然,我不能问她这些事情。如果我问了,她一定要问我为什么没有问米利亚姆,因为每次安布尔·阿德勒夫人来的时候,吃过白药片的米利亚姆表现几乎完全正常。事实上,她离正常太远了。
那些问题都是关于外在的,我还有关于内在的问题。尤其是有关马修的,只要他在我身边,我就有那种奇怪的感觉。我有靠近他的冲动,他不在的时候我感觉孤独。每当约瑟夫和艾萨克不在的时候,我就分分秒秒地等待马修的出现,他不来的日子我伤心难过。
马修带我走出那所房子以后,我看到了许多以前从没见过的漂亮女人,她们的头发波浪起伏,淡黄色、黄褐色或者是奶酪通心粉的颜色。她们的脸蛋美极了,她们的衣服花枝招展:长筒高跟皮靴、紧身牛仔裤、皮短裤、鸭嘴鞋、箍在胳膊上成串的手镯、低圆领衫、带网眼的毛衣,深红色、翠绿色或者深蓝色的毛线下隐约可见的胸罩。
我有一个胸罩,装在上次约瑟夫扔给我的一包衣服里。我拆开包裹的时候差点失望地哭出来,要知道我那时候想要的是高跟鞋和手镯。我想戴着胸罩穿一件薄透的衬衫给马修看。
我和马修并排躺在我的床上看他带来的书,我们挨得很近,枕在一个凹凸不平的枕头上,我们贴在一起。马修斜靠在床头,他的腿和身体圈在我的身体外面,他歪向我这一侧,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时看见书上密密麻麻的小字了。我最喜欢的书里有一本叫《清秀佳人》,我求马修借了很多很多次,我知道他肯定要看吐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总是说他也喜欢。
但是不管那本书多么吸引我,我还是想马修,什么也做不了。我想他翻页时手指蹭到我的手的感觉,我想我的腿在毯子里贴在他的牛仔裤上的感觉,我想他在床上调整位置时肘弯意外地碰到我胸部的感觉。马修大声朗读安妮·雪莉和卡斯伯特的时候,我完全沉醉在他的声音、他的气息——潮湿的霉味和烟草的味道——他指甲的形状和幻想中。
马修会和我在床上躺很长时间。有时候,他会突然站起来,转到床的另一头。
仿佛我们做了什么错事。
安布尔·阿德勒夫人差不多每半年来一次。在她来访前几日,约瑟夫让我帮他喂米利亚姆吃药。然后,一切按部就班地发生,米利亚姆感觉越来越好,能起床了。我们开窗换气,赶走她的臭味。我洗澡,约瑟夫换新衣服,他让我坐在餐桌旁,给我剪头。社工开着她的破车、拎着超大号的耐克包出现的时候,屋里弥漫着柠檬的清香,米利亚姆的举止趋于正常,冰箱门上贴着约瑟夫伪造的读书笔记,上面印着我的名字。
“你写的?” 安布尔·阿德勒夫人可爱的小手举着读书笔记问我。我撒谎说:“是的,夫人。”
我当然没写过什么读书笔记。我从来没去过学校。但是约瑟夫像对上帝一般忠诚地看着她,说我的阅读和写作都没问题,只是不服管教的老毛病没有改。这时安布尔·阿德勒会把我拉到一边,提醒我有多么多么幸运走进约瑟夫和米利亚姆这样的家庭,我应该更注意自己的行为,表现出稍许的尊敬。
社工继续带来保罗和莉莉·赛格尔的来信,还有我的小莉莉写的信。大莉莉告诉我露丝(莉莉)长成大姑娘了。她想让一头黑发不停地长,最近刚剪了刘海儿。她有很多朋友,比如佩顿、摩根和费丝。她特别喜欢学校,她非常聪明,酷爱音乐课。她问我会什么乐器吗?我喜欢唱歌吗?她告诉我露丝(莉莉)是个音乐天才。她好奇这是遗传吗?莉莉已经可以自己看书写作,所以给我写了短信。她还在信纸上简单地画了一根树枝和一只红鸟,上面有她的签名:露丝·赛格尔。每年秋季,里面会夹带一张新的学生照。我的莉莉总是兴高采烈,总是一脸欢笑。我从照片上看出来她长大了,越来越像我们的妈妈。我对着镜子看自己,却找不到一丝妈妈的痕迹,而我在小莉莉的脸上看到了妈妈。社工走了之后,约瑟夫命令我把照片撕成了碎片。
“我开始对莉莉放心了。”我告诉弗洛雷斯夫人。
“为什么?”她问。
“因为莉莉在赛格尔家高兴。她如果和我在一起,不会那么高兴。”
我一想到约瑟夫像对待我那样对待莉莉,虽然只是一个想法,我就恨不能用锅底砸他的头。这种想法慢慢地在我的脑子里膨胀,直到我从八岁变成十五岁,长大到完全明白约瑟夫没有权力进入我房间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告诉社工约瑟夫做的事?” 弗洛雷斯夫人问,“如果真如你所说。”弦外之音是我在撒谎。
我看向一边,拒绝回答。之前我回答过这个问题。
“克莱尔,” 弗洛雷斯夫人严厉地说,她的声音冷冰冰的。我没有做任何答复,她低头看着记录,“据我所知,克莱尔,你没有做任何事去改变你的境遇。你可以向阿德勒夫人投诉约瑟夫的行为。你应该通知——”她又看了一眼记录,保证自己没说错“马修。但是你都没有。你选择自己解决。”
我拒绝回答。我把头放在桌子上,闭上眼睛。
她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我惊了一下,看守跳了起来。“克莱尔!”她吼叫着。我不会抬起头的,不会睁眼的。我想象着妈妈拉着我的手。坚持不动,没有那么疼。“小姑娘,”她说,“你最好合作一点儿。不理我也于事无补。你有大麻烦了,比你想象的更麻烦。你面临两项谋杀罪名,不算——”
这时,我抬起头,盯着她,一直看进她灰色的眼睛里,看进她长长的银发里、起球的羊毛衫里、皮肤的皱纹里、大马一样的牙齿里。灰色的砖墙从四面挤压过来,阳光从唯一的一扇窗户里透过来刺进我的眼睛。头疼,毫无症状地头疼。我想象着一个婴儿,一片鲜血,我所有的勇气瞬间遁入地下。前门开了。我的腿抖个不停。一个声音命令我走。走!
我在想:两个?
克里斯
我终于找到机会和海蒂谈谈了,婴儿还在没完没了地抽泣。我问海蒂怎么回事,她只是说:“是药效上来了。”她一直抱着孩子摇来摇去,想要安抚她,让她安静下来,连说话的时候都有些气喘吁吁。
“发烧?”我问,然后继续在我的电脑上打字:此处所指的证券投资是高风险……我没继续听,她接着说发烧不是什么坏事——她脱口而出的数字对我没有意义,即使我的命在那些数字里,我也不会多想的——然后喋喋不休地讲她们去湖景区诊所看病的事。
“找佐伊看病的医生。”我提醒她。
打个电话就可以轻松地解决这些麻烦了。
但是她说:“现在不行,克里斯。”她突然闭嘴,她不想听我唠叨。她知道我会说那个女孩,我会觉得她疯了才留女孩在家里住,我们三个人已经够挤的了,更别说五个了,还有如果事情败露,我们都会进监狱的。
股权分割没有……
她告诉我带婴儿去湖景区诊所看的是家庭医生。为了避免多余的询问,她们说孩子是海蒂的。我于是想象着海蒂在这个岁数有个婴儿的情景。海蒂真的没老到不可以有孩子,但是我们已经对尿片、奶瓶什么的太陌生了。
显然,孩子是谁的并不重要。当她们站在诊室里,心急如焚地想要一剂神药治愈孩子的时候,医生关注的只有孩子的高热。
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疲惫。我满脑子都是她:乱糟糟的头发,可能一整天都没洗澡了,头发一缕一缕的,像意大利面,她不好好洗头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棕色的眼睛透着疲惫和烦躁,眼袋浮肿。我看出来她有点儿手忙脚乱,我们说话的时候,她把一听汽水放在灶台的边缘,不巧汽水却掉了下去。
黏糊糊的棕色液体砰的一声喷出来,涌到实木地板上。
“混蛋!”她骂道。她从来不说粗口的。我看见她趴下,用纸巾擦地。头发糊在她的脸上,她吐口气吹开。她实在是太狼狈了,绝对需要洗澡睡个好觉。她的眼神游离不定,脑子里有千万个想法在横冲直撞。
这种现况已经伤害到我的妻子了。
海蒂说前几天她坚持给婴儿的屁股涂抹润肤乳很有成效,医生几乎没提湿疹的问题。在排除了所有发烧的病因之后,医生用导管抽取尿样进行化验才知道原来是尿道感染。
“她怎么得的这个病?”我问。想起她每次小便时的灼烧感和导管穿进她稚嫩的膀胱时的感觉,我不禁愁眉苦脸。
“不讲卫生。”她简单地回答。我想起来婴儿沾满污物的尿片,老天知道她用了多久。排泄物里的细菌侵入了膀胱和肾脏,导致了感染。
医生给婴儿开了抗生素,要求妈妈从前往后地给她擦屁股。这是佐伊戴尿片的时候海蒂对我反复强调的命令。我的脑子里出现杨柳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画面,她习惯对着电视发呆。她不到十八岁,我提醒自己,她是个需要提醒才记得洗手的小孩子。要提醒她吃蔬菜、叠床。提醒她从前往后地给她的孩子擦屁股。
我一直在等马丁·米勒,那个私人侦探的回信。虽然我在网上已经无计可施,但还是绞尽脑汁地想推进一下,希望能给他提供一些线索。我想要一张杨柳·格里尔的照片,但是我既不期望杨柳同意让我给她照相,也不期望海蒂说声“可以”。我在琢磨那只棕色的破皮箱,她离开房间的时候把它塞到沙发床下面,以为这样我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了。我想打开它一探究竟,也许能发现点什么,随便什么信息,比如驾照、身份证,或者有通话记录的手机。
马丁建议我收集指纹,从玻璃杯、遥控器或者其他她动过的东西上提取,这样可以证明她真实的身份。他指导我如何保存杨柳·格里尔的指纹,然后寄到他的实验室。
但是这些都要等我出差回来才行。
我收到了W.格里尔的回复,确认她已经死了。是自杀,她说到做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过,也许她蛰伏在芝加哥的某个公寓里,希望全世界相信她死了。我怎么知道?只能是每天看一下,以防万一。
“她对她的胎记很感兴趣,”海蒂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
“谁?”
“医生。”
“婴儿的胎记?”我问。我想起海蒂给她垫着蓝浴巾擦身体的时候,我在她的腿后面看见过一块。
“是,”她说,“据说那个叫葡萄酒色痣。”我想象着一杯葡萄酒洒在她腿后的样子。她说起血管胎记和毛细血管扩张,还说婴儿皮下血管扩张。按照医生的建议,她对我说我们应该考虑激光切除。她这样说好像这是我们该考虑的事。我们,她和我,好像我们在谈论的是自己的孩子。
我仿佛看见我的妻子,散着意大利面似的头发,睁着疲惫的双眼,面无表情地对着电话说:“医生说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会为此而自卑。趁婴儿的血管还比较细小,治疗更容易些。”
我没说话。我无言以对。我张开嘴,又闭上。因为实在没什么好说的,我问:“佐伊怎么样?”海蒂回答:“挺好的。”
对于胎记,我只字未提。
我们的对话从胎记转到天气,海蒂的声音听上去有气无力,已经到了极限,就像弹簧玩具一样,拉开太大就回不到原来的位置了。我差一点儿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