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愧疚了，差一点儿。
当时我的记忆飘回到我和海蒂没有孩子之前的日子里——在佐伊之前，在她不愿意承认的严重地毁了她生活的流产之前——每周六晚上，在我们以前住的公寓里，我们会一步两级地从楼梯爬上楼顶的平台，观看海军码头的烟花。我怀念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坐在一条长凳上，喝同一瓶啤酒，注视着城市的风景。那时我们有那么多的愿望：环球旅行，到处观光，一起参加三项全能竞赛。当我们有了一个孩子的时候所有的计划都泡汤了。我从来不想过这样的夫妻生活，不想两个人被各自的理想和共同的孩子折磨得精疲力尽，这种生活应该被看似更有意义的生活所摒弃、所掩盖、所代替。
我渴望婚姻让海蒂和我成为队友。但是最近我感觉我们好像是对手，打比赛的对手。在女孩和婴儿的乱麻里我开始烦她。
然而，再想想她疲惫的眼神和意大利面似的头发，我对自己说这是她的一贯作风。
无论如何，我总忘不掉那张字条，那张装在我的公文包里只写着一个“是”字的字条。我在机场把它掏出来，拿到飞机上。到了纽约，在市中心的豪华酒店办入住的时候我把它掏出来。在前台和卡西迪、汤姆、亨利分手各奔房间的时候，我又把它掏出来。我的房间富丽堂皇，我坐在整洁的白床单上掏出字条，拿在手里。我不知不觉地开始研究这张字条的细节。她哪来的紫色便签纸？她的字迹潦草，是因为紧张吗？还是因为婴儿的吵闹时间仓促？ 还是她的书写本来就比我的还糟？
我在琢磨她写字条的时间：是她听见关门的声音，在佐伊的呼吸变得沉稳，我们刚睡觉的时候？还是半夜，被人虐待的记忆像瘟疫般缠着她，让她整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时候？再或者是凌晨，她听见我的闹钟响，趁我洗澡的时候蹑手蹑脚地到门口打开了我的公文包，然后返回屋里。
谁知道呢？
现在，过了一天，会议结束后我约汤姆、亨利和卡西迪二十分钟后在酒店的酒吧见。我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海蒂字条的事。但是告诉她有什么好处呢？只会让她更跟着感觉走。有证据表明女孩受虐——只是她承认了——足以让海蒂提出收留她，永远的，就像那两只可恶的猫一样。
有人敲门。我掩盖不了这个声音，所以对着电话大声喊道：“谁？”然后我撒谎说是“服务生”。我不能承认是卡西迪过来校对募股说明书——我们要卖的公司概况和资产分析——晚些时候，我们一起去酒吧。
我从床边往门口走，举着电话告诉海蒂我叫了客房服务。然后说我今晚要熬夜完成上周末就该完成的募股说明书。我点了鸡肉三明治和乳酪蛋糕。如果能按时完工，我可能会看小熊队的决赛。
我打开门，果然不出所料，卡西迪站在门口。她涂着鲜红的口红，让我除了她的嘴唇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竖起一根手指放到嘴边，轻轻地嘘了一下。
接着，为了让海蒂听见，我提高嗓门说：“你带番茄酱了吗？” 然后看着卡西迪忍俊不禁的样子。
我感谢虚构的客房服务员，砰地关上门。海蒂让我挂上电话趁热去吃饭，我觉得自己真该下地狱。
“爱你。”我说。海蒂说：“我也爱你。”
我把手机扔到床上。
我看见卡西迪气鼓鼓地走进来，就跟这是她的房间似的。没等我邀请就毫不犹豫地跟进来，一点儿都不像往常的她。
她换了衣服。只有卡西迪会为了一杯睡前酒特意换套衣服。她用无袖修身的铁红色希腊裙装换掉了黑色正装。她坐到黄色的矮沙发上，跷起二郎腿，先问了募股说明书的情况，接着问起海蒂。
“她很好，”我说着打开电脑上的募股说明书，我把电脑递给卡西迪的时候小心地避免碰到她的手。“是的，她很好。”
在我准备说第三次的时候，我找了个借口离开了。我强迫自己盯着她的眼睛，而不是她的大腿、嘴唇或者铁红色裙子里的胸脯。不大，但是也不小，在她柔和的曲线上恰到好处。太大会影响整体的美丽。我站在浴室门口，看着黑色水盆上摆着的酒店用品——洗发水、护发素、浴液、肥皂——想她会显得不成比例。我拆开肥皂洗脸，冰冷的水扑在脸上抑制住我对她胸部的遐想。
还有她的长腿。
她的嘴唇，红唇，辣椒的颜色。
不一会儿她在隔壁叫我，我用毛巾擦干脸，从浴室出来。坐到她旁边的另一个黄色矮沙发上，然后把沙发拉到圆桌旁边。
我们过了一遍募股说明书。我把精力集中在“股份”“股票”和“每股资产净值”等字眼上，而不去关注划过屏幕的芊芊玉手和在我的腿边蹭来晃去的铁红色裙边。
看完之后，我们坐电梯下楼。在电梯里，我们并排站在一起，卡西迪斜着身子向我靠过来，嘲笑一个和我们一起下楼的带着劣质假发的男人。她仰着脖子大笑的时候，用手指甲掐着我的前臂。
我想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们：我戴着结婚戒指，她没有。
他们会把我们当成来纽约出差的同事，还是其他的关系——奸夫淫妇？
在酒店的酒吧里，我拽过一把钢制的吧椅，这样卡西迪只能和汤姆还有亨利一起坐在矮沙发上。我们喝酒，喝了太多。我们聊天，讲八卦新闻；拿同事和客户开心，太轻松了；讽刺伴侣，然后谁的妻子成为笑柄，谁就要被取笑。
卡西迪呡了一口曼哈顿，在鸡尾酒的杯口印下宝石红的唇印，她说：“看见了吗，先生们，这就是我不结婚的原因。”我不知道她说的“看见”指什么，是她不愿意被取笑，还是不愿意取笑她发誓深爱的伴侣？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永远永远……
或许是一夫一妻制让她却步。
后来，在厕所里，喝得酩酊大醉的亨利递给我一个避孕套。“以备不时之需。”他说，然后放荡地大笑起来。这是亨利·汤姆林特有的黄色幽默。
“我觉得我和海蒂不用避孕。”我说。但我还是接过来，并且装进裤兜，因为我不想表现得很无礼，也不想把它扔在马桶里。
亨利靠近我，喷着浓烈的老田纳西杰克丹尼威士忌的酒味，露出粗鄙的本来面目，嘟囔着：“我不是说海蒂。”然后冲我眨眨眼。
我们忘了时间。汤姆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给我和他自己点了比尔森啤酒，给亨利点的还是杰克丹尼，给卡西迪的是阿拉巴马监狱。卡西迪把鸡尾酒里的水果拣出来——橘子和马拉斯金樱桃——先吃掉。酒保宣布：“打烊了。”
这时，我也把手机忘得一干二净，它还在床上，被压在白床单的褶皱里。
海 蒂
佐伊头疼鼻塞，早早地上了床，也许是春天过敏，也许是流行感冒，很难区分。每年的这段时间都是这样，树木花粉已经无孔不入，可是寒流和流感还迟迟不走。我给她吃了止痛药和抗生素，她很快在药效的作用下睡着了。我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此时开着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声音弥漫在房间里。
我去客厅和杨柳坐在一起。她在闷头看《清秀佳人》；我假装对着电脑工作。现在，工作是离我最遥远的事情，我已经三天没上班了，三天没想过和工作相关的事。
我的缺勤惊动了办公室，他们送来一大束玫瑰和百合花，还有一张早日康复的贺卡，现在都摆在餐桌上。每天早上，我会给优秀的前台达纳打一个电话，用我最低沉的嗓音告诉她我不舒服，百分百是流感，我埋怨自己愚蠢地忘了打疫苗。我的体温徘徊在38.8摄氏度左右，全身疼，从头发丝疼到脚指头。尽管一件一件地加衣服，可还是得裹着毯子，就这样也感觉不到暖和，不停地发抖。我只能祈求老天保佑佐伊没事，作为一个称职的母亲，我当然没忘给她打疫苗。
“但是现在，”我说，然后我突然咳嗽了一声，听起来真真切切。我暗自窃喜，以前怎么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演悲剧的天赋呢——肺部的挤压和从胸腔里涌上来的黏液，像莫纳罗亚火山的熔岩一样——“还不知道。”
当然，没有一句是真的。
我发现自己特别会编瞎话。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在地板上熟睡的婴儿，迫不及待地等着她醒来的前奏——忽闪眼皮，挥舞小手——我会从椅子上扑到她身边，抢在杨柳前一秒钟，就像小孩子玩纸牌游戏一样，看谁第一个发现“J”，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把手压上去。
我胡乱地敲着键盘，以此证明我在工作。
我的视线从露比转到杨柳、从杨柳转回屏幕、再从屏幕回到露比，周而复始。此刻，我的眼有点儿花，突然感觉天旋地转。
稍事休息后我听见墙的另一面响起格雷汉姆和他新女友的笑声，她的声音轻浮做作。他们在调情。这是格雷汉姆的特长。我看见杨柳从书上抬起眼睛在听，她在听他们放荡的笑声和尖叫声。当她的眼神和我的眼神交会的时候，她的冰冷刺破了我的心虚，我迅速地避开。我想起赭石色的瘀青，想象什么事会让杨柳这样的人动手打人，想象一个人在失去理智之前到底可以忍耐多久，承受多少虐待。
我不能看她，她的眼神让我心惊肉跳。我盯着白墙上的木镜框，里面是克里斯、我和佐伊的黑白照片拼贴，还有专门放猫照片的镜框，中间的纤维板上有手刻的“家庭”两个字。
我拍了拍紫色睡袍的口袋，感觉到瑞士军刀的存在。
防患于未然。我记着克里斯的警告：你到底对别人了解多少？
这时，婴儿开始躁动，她在忽闪眼皮，在挥舞小手，但是那是杨柳——不是我——闪电般地冲到婴儿旁边，从地板上把她举起来。她的胳膊在抖，颤颤悠悠的，刹那间，我以为露比要掉下来了。我腾地站起来，迈步向前想要接住垂直下降的孩子，但是杨柳的眼神阻止了我，她瞪着我，洋洋得意的样子，无比快乐地享受着我的窘迫。哈！那是嘲笑我的眼神“我赢了”，仿佛她早就知道我一直在等，耐心地等待抱起婴儿的时刻，等待可爱的婴儿醒来，把她搂在怀里的时刻。
我抬起一只手捂住嘴，拦住脱口而出的尖叫和从心底深处迸发的惊恐。
“你没事吧？”她回到椅子上，用粉毛毯裹好婴儿，问我。我没有很快地做出反应，她又问道：“夫人？”
我闭上嘴，把手挪到破碎的心口上，撒谎说：“没事，没事。”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发现当你用外表的平静掩饰内心的混乱时，撒谎是如此的轻巧。
我突然想起卧室里的电视，太吵了。真人秀节目插播的广告正在扯着嗓子连哄带骗地推销某种桉树叶味的衣物柔顺剂。我被激怒了：声音太吵，该死的广告！我诅咒电视台，诅咒网络，诅咒桉树叶味的衣物柔顺剂，我永远也不会买。我大步走进卧室，气愤地按下开关，也许是太使劲了，电视在柜子上向后滑了一点儿蹭到墙上。我身后的大双人床上，佐伊盖着马特拉斯被子翻了一个身，即便睡着了手里还握着遥控器。
她哼哼了一声。
我的心像擂鼓一样咚咚地跳，我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无能为力，在崩溃的边缘。我站在那里，在卧室里，盯着空白的电视屏幕。我突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双腿颤抖，就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就像玻璃水在脏玻璃上流淌一样，黑暗蒙上我的眼。我摸黑挪进浴室，坐在浴缸沿上，把头埋在双腿间，让血液重回大脑。
我摸索着拧开水龙头，让水一直哗哗地流，这样如果佐伊迷迷糊糊地醒过来的时候，就不会听见我的哭声。
视觉恢复的时候，我看见墙上复古的红色金丝鸟挂钩。还有一个笨手笨脚地修补过的洞，是克里斯钉挂钩的时候砸歪了留下的纪念。
挂钩是我和詹妮弗六七年前在凯恩的跳蚤市场里买的。有几年休假的时候我们常去逛街，最近也要去离城六十多公里的查尔斯街。我和詹妮弗走马观花地欣赏那些我们不需要的古董和收藏品，佐伊和泰勒则安安静静地坐在红色的小车里吃热狗和爆米花，心满意足。
挂钩，空着。
我摸了一下脖子，也空荡荡的。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链子——套着父亲那枚内圈刻着“永远的开始”的结婚戒指的金项链——挂在金丝鸟上，在我离开去和佐伊道晚安，亲吻她的额头之前，它还在。然后我离开卧室，回厨房去清洗堆在冰冷的灶台上的锅碗瓢盆。接着我把臭烘烘的垃圾袋扔到楼下的垃圾站。最后我坐在电脑前心不在焉地敲击键盘，徒劳地等待露比苏醒。
她拿走了我父亲的结婚戒指。
突然，我感觉他又死了，我的父亲又死了一回。我感应到那天早上妈妈从克利夫兰的家里打来的电话。爸爸已经病了好几个月，我早该做好心理准备，他要死了。但是，当这句话从妈妈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她没有特别悲伤，反倒像是说个通知一样，而我完全傻了。一连好几个星期，我坚持认为是他们搞错了，是我没听清楚，这是不可能的。我出席了葬礼，我看见一个和我父亲很像的人——但是他冰冷而且像橡胶，表情柔和却很怪异——被埋进地下。我，像个称职的女儿该做的那样，在棺材上放下玫瑰花，因为妈妈结婚的时候捧的就是玫瑰花，淡紫色的玫瑰花。
虽然，我内心坚信里面的那个人不是我爸爸。
我每天给他打电话，给我爸爸打电话，他不接电话，我着急担心。每次都是妈妈接，她用最温柔和蔼的声音说：“海蒂，亲爱的，你不能总是这样没完没了地打电话。”可是我停不下来，她建议我和克里斯去见见什么人，见见能帮助我度过悲伤的人。我拒绝了。
我拒绝见什么人——心理咨询师、精神病专家——妇产科大夫杀死朱丽叶，摘掉我的子宫以后也这样建议。
纽约时间快十点了。我从兜里掏出手机给克里斯打电话，我要告诉他杨柳偷了我的东西，但是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