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脑海里。他们没有提爸爸和妈妈的名字，称他们为“伤亡人员”，那时我还看不懂这个词。

“我们去哪儿？”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询问。

他的嘴边挂着微笑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天马修带你去哪儿了？” 露易丝·弗洛雷斯问。我想起马修生活的那所房子，还有和我在一起的那些年。那些年约瑟夫一直把我关在那所房子里，我不知道马修怎么看，他只是一个小孩，约瑟夫又是他爸爸，也许他根本没在意，根本没感觉到一丁点的奇怪。毕竟，那时和约瑟夫还有米利亚姆一起生活在那所房子里是件正常的事。只有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才意识到我被囚禁了，那是个错误。我猜也许马修和我一样。当马修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从来没有见过米利亚姆进进出出，也从来没见过我离开。

而且，约瑟夫说没人会相信我，没有一个人。这是他诅咒我的话。那时我还是个小孩，一个没人——任何人——除了他和米利亚姆会要的小孩。

“他带你去哪儿了？”弗洛雷斯夫人又问了一遍。我说：“动物园。”

“动物园？”她问，好像她有无数多的其他选择。

我回答：“是的，夫人。”脸上挂着花儿一样的笑容，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爸爸妈妈再没有人带我去过什么地方。

动物园。以前，我曾经去过林肯的一个小动物园，但是我们没去过奥马哈。那天我们看见了羚羊、美洲豹、大猩猩和犀牛。我们坐火车进入一个看起来像沙漠的大圆顶屋子。在动物园里，马修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我身上，还给我买了爆米花！

尽管我还是有一点儿害怕人群，但是我分分秒秒地陶醉其中。很多很多人，那时我从不知道有那么多人。我所知道的人的总和就是出现在我生活里的人，他们分为三类：好人、坏人和其他人。不是因为我多年没有走出奥马哈，而是因为我接触的人不多，除了随时可见的约瑟夫、米利亚姆、艾萨克和马修之外，就是每隔六个月左右见一次的安布尔·阿德勒夫人。我注视着每一个从身边走过的人，我一遍遍地猜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也许，他们是其他人。

马修一直紧握着我的手没有放开。和马修在一起，我觉得安全，虽然我知道迟早得回家，回到约瑟夫和米利亚姆的家里，但是好像马修能保护我似的。事实上，不是迟早，而是很快，马修说我们不能冒险，必须在约瑟夫回家前到家，不能让他觉察到我们出去了。

马修说，否则约瑟夫会发怒，以致彻底地疯狂。

当天晚上我梦见了羚羊。一群在非洲大草原上奔驰的羚羊。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就像我盼望自己能做到的那样。

海 蒂

杨柳走进我的卧室道晚安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床上了。她的声音和往常一样焦虑不安。佐伊在我的床上看情景喜剧，每当台词里出现“混蛋”“去死吧”一类的字眼或者是情侣间浪漫的亲吻时，我的心就抽搐一下。确切地说，我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告别迪士尼频道，看上这个的。我十二岁大的女儿到了看这个的年龄了吗？她能理解电视上铺天盖地的性暗示和成人幽默吗？

她只是茫然地盯着屏幕：停车场里有一块冰，一个男人不慎摔倒，屁股着地，手里的一盒鸡蛋嗖地蹿上天，观众哄堂大笑。可是佐伊没笑。

杨柳进来的时候，她转头看了一眼杨柳，温暖的棕色眼睛却发出冷冷的光。

她夺过遥控器，把音量开大，试图压过杨柳气若游丝的声音。

佐伊在和我怄气。她嫌我突发奇想地带杨柳和婴儿去看病而忘了接她回家。足球训练结束后，她等了我一个小时，或许更长。教练给我打电话——后来又打了一次——提醒我他和我的女儿在埃尔福特公园等。芝加哥的太阳落下了地平线，越来越低。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她的队友早就走了，教练的态度冷淡而且急躁。尽管我无数次地道歉时他勉强笑着说没事。

我们直接回家，佐伊既不和我说一句话，也不和杨柳说话。她洗完澡爬上床，说想自己待着。这个，当然，我一点儿也不吃惊，我从她空洞的眼神和阴沉的表情里看出来她恨我，就像她恨大多数东西一样。我已经把“我”和数学作业、豆子、碎嘴的代课老师一起列进了她憎恶的名单里，不断地补充，无穷无尽。

与此相反的是婴儿，她一脸笑容。咧开嘴的欢笑和动听的咿咿呀呀像轻快的摇篮曲一样充满房间。我贪婪地搂紧她，不想与任何人分享。她刚一开始在我的胸前寻觅，我就悄悄地溜进厨房准备好了一瓶奶。既没征求杨柳的意见，也没知会她。如果我问她要不要喂孩子，她可能会要求自己做，那样的话我就必须放弃婴儿，必须把孩子交给她照料，那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我站在厨房的阴影里喂露比喝奶，一边挠着她可爱的小脚丫，一边用一块厚的擦碗布擦掉她嘴边溢出来的奶水。奶水顺着她的下巴流，弯弯曲曲的像两道花边。

“她该吃药了，夫人。”杨柳说，她突然出现在厨房里，宛如划破寂静夜空的一道闪电。我被逮住了，被抓了一个正着。当场擒获，就是这个意思。

她的话本身是温和的，但是她的眼神却刺穿了我，在那儿，在厨房里；她什么都不用说，我就知道我错了。我突然间对杨柳心生畏惧，我怕她伤害我，怕她伤害孩子。

她的形象再一次在我眼前彻底改变：喜欢热巧克力、无依无靠的女孩，十几岁、千方百计潜入我家的少年罪犯。

她站在那里，张开双臂准备接过孩子。她穿着佐伊淘汰的另一套衣服：露膝盖的牛仔裤和一件长袖衬衫。衣服穿在她身上略微有一点儿短，她的小臂上汗毛乍立，冒出鸡皮疙瘩。她穿着袜子，有一只在大脚指的位置破了一个洞。我盯着她裸露的脚指，情不自禁地想把她领回家是多么天真可笑。

如果克里斯真的是对的，他对杨柳的看法是正确的，我该怎么办？

我迅速地瞥了一眼装着瑞士军刀的抽屉，刀藏在一堆杂物里。我感觉到突如其来的恐惧，我突然想知道这个女孩是谁，她到底是谁，她为什么在我们家。

她站在那里，凝视着我。她没有问一目了然的问题：你在干什么？

但是她把孩子从我的怀里抱走了。就这样，她接过她，把我孤助无援地留在原地，难以呼吸。我帮她把液体消炎药灌进婴儿嘴里之后，她抱着孩子转身走了。我惶恐地站在厨房里。那是我刚才抱过、喂过的孩子，没有她，没有露比，我感觉好像生命突然被抽空了一样。我目送着杨柳走到我的沙发边，盘腿坐好，把婴儿放在腿上，用粉色毛毯把她包成裹着茧的毛毛虫一样。

看着手里的空奶瓶和空荡荡的臂弯，我突然想哭。我发现想要抱着露比的强烈愿望吞噬着我的身体，朱丽叶牵动着我的思绪，我的脑海里全是从我子宫中被刮掉的朱丽叶。我呼吸困难，简直不可思议，我的意识乱窜，一会儿渴望婴儿露比，一会儿渴望我的朱丽叶，被当作医学垃圾的我的朱丽叶。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站在厨房和客厅中间，上气不接下气。血液中二氧化碳的含量达到危险的边缘，我感觉到嘴唇、手指和脚指针扎般地疼。我用尽全力——关节发白——靠在花岗石灶台上，不让自己倒下去。我假想自己的身体在木地板上抽搐，而杨柳和佐伊站在旁边视而不见，她们要么在看《芝麻街》，要么在看某个情景喜剧，最后我开始厌恶她们这种冷漠，尽管只是假设而已。

现在，杨柳道晚安的时候，我正站在自己的主卧浴室里，佐伊正躺在床上看一个荒唐的电视节目。她终于走进了我的卧室，并且站在这里，只是对浴室的门还有一点儿畏惧。她看着我把珍贵的金项链、爸爸的结婚戒指挂在复古的红色金丝鸟挂钩上。

我敷衍了事地说：“晚安。”根本没有转身看她。一直沉默地等到她离开房间出去透口气的时候，我穿上缎子睡衣，锁好房门，躺在佐伊旁边，顺便把瑞士军刀塞到枕头底下。

夜里，我辗转反侧，睡不着的时候担心吵醒佐伊。她背对着我，贴着床边，避免和我的身体接触。佐伊，她曾经渴望爬上我和克里斯的床，曾经央求填补爸爸和妈妈之间的空当寻求保护，现在，她躲得远远的。

当我终于睡着的时候，梦里全是婴儿。很多婴儿和血。没有幸福地梦到天使和我失去的天使般的孩子们，而是血淋淋的孩子、死去的孩子和空荡荡的摇篮。我穿着缎子睡衣从一间屋子跑到另一间屋子，寻找朱丽叶宝贝，可是哪里都找不到她。我好像在回看，也许刚才我看见她躺在屋子中间，裹着她的毛毯。我连猫藏身的地方都搜遍了：壁橱里、储藏室门后、床底下。可是哪儿都没有她。

然后，我低头发现自己的缎子睡衣上沾满了鲜血，像是圆面包上的番茄酱。血沾在睡衣上，沾在我的双手上。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衰老，比我上床的时候老了十岁，甚至更多。我看见鲜血染红了我棕色的头发。

我从噩梦中醒来，大汗淋漓，确定这是什么地方。不远处，我听见一个婴儿的哭声。

我从床上起来，踮着脚尖走出去。电子钟显示2点17分。走廊里一片漆黑，只有煤气灶上的灯散出微弱的光影。我把耳朵贴在工作室的门上，安静，没有声音，没有婴儿的哭声。

但是，我确信。

我握住光滑的镀镍门把，转动。

锁着。

我再试，只是为了确认一下，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我担心门那边有问题，千千万万个讨厌的想法钻进我的脑子，比如，杨柳翻身压死了婴儿；有个疯子从消防梯跑上楼偷走了露比。

我必须进屋，我需要确信她没事。

我可以敲门叫醒杨柳，让她打开屋门，然后我去核实窗户和婴儿的安全。我可以告诉她我担心婴儿出事。

如果我是对的，那么我的惊慌失措就情有可原。但是如果我错了……

如果我错了，姑娘们——杨柳和佐伊，她们两个——会认为我疯了。

我奔向厨房存放钥匙的杂物抽屉。那个锁只需一个尖锐的物体就可以撬开，一根曲别针就行。我回到工作室门口，插进我的临时钥匙，顺时针拨动，成功了！

门开在即。

我小心翼翼地转动把手，不想吵醒杨柳。门嘎吱嘎吱地被推开，我看见杨柳了，和前晚一样，她背对着婴儿，头上压着枕头。婴儿在熟睡，呼吸顺畅，她踢掉了盖在身上的绿绒毯，小身体一览无遗。我看见露比的肚子一起一伏，我知道她还活着，没有淹死在我梦里活灵活现的血水中。

婴儿在酣睡，眼睛和身体完全静止的睡眠状态。

我想抱起她，带她去客厅的摇椅里。我想在她睡觉的时候搂着她，一起进入清晨的曙光，看着最早的公交车和出租车驶向城市的马路；我想和露比一起看着太阳升起，看着粉红的金色消融在四月黑色的天空里。

接着，我的脑子里又有了一个想法，带婴儿去一个杨柳找不到的地方。

我注视着露比，身体在昏暗的房间里移动，我的影子爬上墙，一个毫无特征的形状，苍白的月光从青灰色的窗帘缝里渗进来。我一直讨厌这个窗帘，皱巴巴的，褶子太多。我把自己想象成名人或者某种形象的替身：简·奥斯汀或者贝多芬，或者没用的挡泥板女孩。她们美化了大型的设备和农夫的卡车，那些女孩长着沙漏一样的身材和丰满的胸脯。

我扶着墙稳定自己，希望自己不要呼吸，这样就不会惊动杨柳。我尽量屏住呼吸，搞得自己头晕眼花。

这间屋里也有一个挂钟，红色的数字从2:21变成了4:18。转眼之间，我蹭到沙发床的床脚，我想给婴儿盖上绒毯，想挪动她，从杨柳身边挪开几厘米或者多一点儿，这样我就不用担心她会被憋死或者压扁。

我想抱起她，带她离开这间屋子。

但是我不能。

因为那样杨柳就发现了。

那样，她可能会离开。

杨 柳

在这里，我们都穿着背后缝着“青少年”字样的橘色连体服；住在砖房里，两个人一间，睡双层的金属床；我们的房间和走廊隔着坚硬的栅栏，看守是长得像男人一样强悍的女人，整夜在水泥地上巡视；我们用有缺口的餐盘盛肉类、面包、水果、蔬菜和一瓶牛奶，然后围坐在餐厅的长条桌旁一起吃饭。

这和从垃圾里捡食物、露宿街头比起来还真的不算差。

我的室友是个女孩，她告诉我她叫迪娃，但是看守叫她谢尔比。她的头发是紫红色的，眉毛却是棕色的。她唱歌，不停地唱，整夜整夜地唱。看守和其他的狱友命令她闭嘴，说会用袜子堵住她的嘴，以及闭上她的臭嘴，等等，总之各种谩骂声从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传过来。我问她为什么会在这里，像我一样被关在金属栅栏里。她坐在水泥地上，因为她认准了床上有陷阱，说：“你最好不要知道。”我只好自己琢磨。

她十五岁，也许十六岁，和我同龄。她的身上有各式各样的穿孔：嘴唇上、鼻子上、耳朵上。她伸出舌头让我看那上面的洞，告诉我当时她的舌头肿得有两个那么厚，好几天都不能说话，她知道有个女孩的舌头被扯成了两半。她说她的乳头和肚脐上也有洞。她还提起在橘色连体服里面的一些洞，告诉我在被关进监狱前，看守看着她取下了挂在外阴上的“J”形环，然后低声嘟囔了一句：“该死的同性恋。”

我尴尬地别过头。她开始唱歌。有人让她闭嘴。她唱的声音更大了，跑调且刺耳，就像货车紧急刹车时发出的声音。

看守来提审我。她给我戴上手铐，拽着我的胳膊走进那间摆着金属桌的冷屋子。露易丝·弗洛雷斯在墙角望着窗外，背对我。她穿着一件起了球的烟色羊毛衫，黑色的裤子。桌子上摆着一杯茶，还有给我的果汁。

“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