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食物、留给住所、留给带着艳丽金色雏菊的雨伞。
我差点儿被从“L”线涌来的人群撞倒。我慌忙闪到一边，避开那些有月薪、赶着回到温暖干爽的家里去做饭吃饭的人。我走不动。我的脚被钉在人行道上，我的心跳加速。婴儿号啕大哭，撕心裂肺、惨不忍闻，完全失去控制。这牵扯着我的神经。我注视着女孩，注视着她歇斯底里的晃动，听见她伸出杯子时有气无力地挤出几个字：“求求你，帮帮忙。”
她在请求，我对自己说。她在请求帮助。
无动于衷的人们继续赶路，冷漠地往她的杯子里扔零钱。那些零钱即使不在这里，也有可能毫无用处地躺在洗车房、柜台或者书架的粉色陶瓷小猪里。
走近她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在颤抖。她抬起头，我们四目相视，可是她随即避开，反而递上手里的杯子。她的眼睛暗淡无神，透着疲惫和悲伤。面对那双眼睛，我有瞬间的迟疑，几乎要停下脚步。冰冷的蓝色，矢车菊般的蓝色，浮肿的眼皮上画着浓浓的眼线，太粗太深。我想逃离。我计划在她的杯子里放下二十美元以后继续走自己的路。二十美元远比一把零钱更货真价实。如果节省地花，二十美元足够她吃一周。我在迟疑的时候这样劝慰着自己。但是，我猛地意识到她很可能会先给婴儿买美赞臣奶粉，而不会满足自己。她瘦得像根麻秆、皮包骨头，佐伊和她比起来像颗菜豆。
“我帮你买份晚饭吧。”我唐突地说，但是我的声音轻飘飘的，有些抖，几乎被淹没在城市的喧嚣中：出租车对着富勒顿站台来来往往乱穿马路的行人大肆鸣笛；头顶上方，紧随广播声“乘客们请注意，从卢普区开来的列车即将进站”，棕线列车冲进站台；婴儿啼哭；行来走去的人，对着手机高谈阔论或者笑声朗朗；夜幕降临，被人们淡忘的雷声滚滚而来。
“不用，谢谢。”她回答，语气里带着一丝哀怨。对她而言，扔下钱然后转身离开更容易接受。也许，此刻是这样的，但是当她被饥饿掏空、在婴儿的号哭中崩溃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她站起来，提起箱子，左右晃动怀里的婴儿。
“这样，”我脱口而出，我知道她准备逃走，“有时候可以让他们趴着，像这样。”我用手比画着。“可以缓解肚子疼。”她看着我的手从竖直到水平的变化，点点头。我进一步补充道：“我也是妈妈。”她上下打量我，想知道我为什么不走开，像其他人那样，扔下零钱然后离开。
“有一个收容所——”我切入正题。
“我不需要。”她打断我。我想象着收容所里面的样子，数不清的简易床，一字排开。
她的表现出乎意料地强硬、坚定、抗拒。不知道她的内心是否也同样强硬。她穿着同一条破牛仔裤、同一件军绿大衣，同一双系带靴子，肮脏、潮湿。她的卷发油污污的很久没洗过了。她有多长时间没有洗过舒服的热水澡，睡个安稳的好觉了？我看见婴儿也是脏兮兮的。
我把她想象成佐伊，孤单一人，流浪街头，无家可归。外表活泼莽撞、内心敏感谨慎的佐伊在“L”沿线乞讨。还没进入青春期的佐伊，可能三年或者四年以后就会有她自己的孩子。这纯粹的假设让我忍不住想哭。
“让我帮你买晚餐吧。”我又说了一遍。但是女孩已经转身离开，婴儿别扭地趴在她的肩膀上，烦躁不安地扭动着幼小的身躯。我的心情跌入谷底，拼命地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女孩离我越来越远，淹没在富勒顿如潮的人海车流中。“等一等，”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请停下来。等一等。”可是她没有。
我摘下自己的包放在浸水的便道上，做了我能想起来的唯一的一件事。在富勒顿和霍尔斯特德拥堵的十字路口，我脱下带衬里的雨衣，趁她在焦急地等待绿灯过马路时，我把雨衣盖在婴儿身上。她厌恶地看了我一眼。
“你要——”她质问我。我退后两步，这样她就不能阻止我了。我穿着短袖束腰外衣和单薄的紧身裤，寒流冲刷着我赤裸的胳膊。
“我会在斯特拉之家等你，”绿灯亮起的时候我说，“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然后，我目送着她随人流走过富勒顿路口。斯特拉之家24小时提供全美各地的美食，绝对的亲民和实惠。“在霍尔斯特德街！”我在她身后喊，她在马路中间停下来，回头看我，她的身影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中模糊不清。“在霍尔斯特德街！”怕她听不清，我又喊了一声。
我一直站在路口，直到在人群中再也找不出一点儿军绿色，直到再也听不见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女人撞了我一下，我们同时道歉：“对不起。”我搂着自己的胳膊，瑟瑟寒气让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丝不挂——没有春天的样子，倒更像秋天——然后，我拐进霍尔斯特德街，快步走向斯特拉之家。我不知道女孩会不会出现，不知道她是否能找到，也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听见我的话。
我一头扎进熟悉的小店，老板娘热情地打招呼：“怎么没穿外套？你会冻死的。”她黄褐色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蓬乱的头发和与天气不相称的单薄衣服——我手里攥着一个昂贵的、填棉的紫色佩斯利手提包，仿佛宣告着我不是流浪汉，我有家。可似乎无家可归并不是流浪汉的唯一标志，除了缺衣少食，没有住所或干净的衣服，还有贴在流浪汉身上的可怕的、耻辱的标签：懒惰、污秽、瘾君子。
“一个人？”老板娘——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雪白的肌肤、杏核眼——问我，我回答：“两个。”一直心存希望。她把我领到转角处，能看见霍尔斯特德街的圆桌边。我点了一杯加奶和糖的咖啡，然后就一直盯着窗外，看着路人奔波：城市佬们走在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赶着去林肯路大学生酒吧街，他们的笑声透过漏风的窗子传进来。我喜欢追随着这些在窗子前缓慢流淌的平庸的都市生活，我喜欢观察人。穿炭黑色西装、脚踩几千美金一双鞋的有钱男人，穿着二手店衣服的邋遢文化崇拜者，推着时髦婴儿床的母亲，招呼出租车的老头，这些人摩肩接踵。但是今晚，我几乎一个也没看到。我全神贯注地搜寻那个女孩的身影。我一次次地以为自己看见她了。我以为她的发丝飘过眼前，我认定是她浅色的头发混着泥和水变深了；不挡风遮雨的尼龙外衣；没系好的鞋带。我错把一个公文包看成她的皮箱；误把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尖锐的刹车声当作婴儿的啼哭。
我收到詹妮弗发来的短信，说她已经回家而且姑娘们表现很好。我查阅邮件打发时间，大部分邮件和工作有关，还有一些垃圾邮件。接着我又查天气预报，雨什么时候停？遥遥无期……服务员过来点餐，我说：“不用，谢谢。”她温柔地笑着说：“好的。”她四十来岁，一头耀眼的红发，皮肤苍白松懈。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只好翻看菜单。我决定来一个烤面包，但是转念一想，如果她一直不来，我有咖啡就够了。如果等到七点，她们还不出现，我就结账，并且给白等一场的服务员一笔可观的小费。然后回家，看言情剧、吃爆米花，继续无法抗拒地为女孩和她的孩子牵肠挂肚。
我就这样等着，不停地看表，每隔两三分钟看一次。六点三十八， 六点四十， 六点四十三。
终于，她们出现了。
4芝加哥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一所四年制私立天主教大学。
5是“Austin”英文名字中的一个字母，同时代表“我”的意思。
杨 柳
“很久以来，海蒂是第一个对我好的人。”
这就是我对她说的话。她留着长长的银色头发，长得不符合她的年龄。老女人一般都是短发，祖母头，短短的，裹着密密的发卷，就像我小时候妈妈给达尔夫人做的头发一样。妈妈先把艳粉色的发卷加热，然后花上半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煞费苦心地把达尔夫人灰黑色、易断的头发缠在发卷上，再喷上定型水。我们在小浴室里（我的任务是给妈妈递卡子）一边等，一边听达尔夫人不厌其烦地讲怎么给自己农场的牛人工授精。那年我八岁，完全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但是我听出了她们说的词，好像是“精液”和“阴道。”
“那么，你为什么那么做？”她问。她的银发又长又直，满嘴大牙，像马。
“我不想伤害她，”我说，“还有她的家庭。”
她从迈进这间冰冷的屋子开始就对我心存戒心，现在她长舒一口气。她刚进来的时候，站在门口犹豫不决，瞪着长方形眼镜后面的灰色眼睛研究我。她很瘦，皮肤像餐巾纸，用过的餐巾纸，到处都是褶。她说她叫露易丝·弗洛雷斯，然后又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了一遍弗、洛、雷、斯，好像我有必要知道似的。
“我们从头开始吧。”她说。她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放上一个录音机、一只秒表、一摞纸和一支签字笔。我对她没有一点儿好感。
“她想给我买晚饭。”我说。有人告诉我坦率地面对银发女人露易丝·弗洛雷斯大有益处。他们是这么讲的，在这儿的那些人说的，那个带着下巴托、长着胡子的男人和那个从头到脚一身黑的冷酷的女人。
“伍德夫人想要给你买晚饭？”
“是的，夫人。”我回答，“海蒂。”
“好吧，她是不是太善良了，”她悻悻地说，然后用签字笔在那摞纸上写了点儿什么，“你听说过‘恩将仇报’吗？”
我愣愣地发呆，完全忽视了她的存在。她又刺激了我一次：“嗯？你听见了吗？你听说过‘恩将仇报’吗？”她灰色的眼睛盯着我，映射着镜片的反光。
“没有，”我撒谎，我用头发挡住自己的脸不去看她。看不见的东西不会伤害你，我听说过这句话。“从来没有。”
“我看咱们还是从头开始吧。” 露易丝·弗洛雷斯说，脸上带着丑陋的冷笑按下录音机的红色键。她接着说：“我不想聊伍德夫人，现在还不想。我想回到起点，回到奥马哈。”我心知肚明，奥马哈也不是起点。
“她怎么了？”我反问。我不想伤害她，我对自己说，我向上帝起誓，我不想。
“谁？”她明知故问。
“伍德夫人。”我直截了当地说。
她向后靠过去，依在椅背的弧线里。“你真的，当真在乎吗？还是在有意拖延时间？”她像约瑟夫似的盯着我，用鹰一样的眼睛。“我不急，你知道的。”她环抱住自己，双手交叉放在刺眼的白衬衫上说，“我有全世界的时间。”她的声音带着刺痛，暴露出她其实并没有。
“她会怎样？”我再问一次，“海蒂会怎样？”
我想象着那个美好的家里的温暖、柔软的床铺，我和宝宝一起躺在棕色的毛毯下，那感觉就像钻进小兔子的绒毛里。墙上有照片，是一张家庭合影，他们三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面带笑容，很幸福。那里总是那么温暖，从心里往外的温暖。自从妈妈去世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那种感觉了。海蒂对我几乎亲如母亲，给了我八岁那年的一切。她是个好人。
露易丝的薄嘴唇摆出一个自鸣得意的假笑，她的眼睛却是死气沉沉的。
“俗话说‘好人没好报’。”她说。我看见伍德夫人穿着和我一样的橘红色夹克，善良的微笑遮住了她的脸。
海 蒂
女孩站在那儿，站在霍尔斯特德街上，在店门口隔着玻璃往里看。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想进来。她特意过来，但是还没有下定决心。我透过玻璃看见婴儿还在哭，不过不那么激烈了，只是在抽泣。婴儿裹着我的雨衣躺在她的怀里，这样更方便她提箱子。我心想，真是个好孩子。她在听，她把一只手放在门上。我突然不怕她不来了，反而开始怕她出现。我的心怦怦地跳，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她来了，我和她说什么呢？
一个小伙子风风火火地跑过来，差点儿把她推进来。她踉跄着退到旁边，我猜她改变主意了。这个抹着太多润发油、一脸势利相的年轻人让她改变了主意。他走进温暖的餐厅，拉着大门等待举棋不定的女孩。她看看他，又看看霍尔斯特德街，徘徊不定。留下还是离开，留下还是离开？餐馆里人声鼎沸，餐具叮当响个不停。等了一会儿，我隐约听见小伙子硬生生地问道：“你进不进来？”他脸上的表情清楚地表明他如果松手了，门会拍在女孩和婴儿的脸上。
我强忍着，等待她的决定，留下还是离开，留下还是离开。
她决定留下。
她走进餐馆，老板娘黄褐色的眼睛把她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军绿色的外衣、磨破的牛仔裤，还有流浪街头的人身上那股霉腐味儿。突如其来的暖气、天花板上的灯光和让人心烦意乱的嘈杂震住了婴儿，她莫名其妙地安静下来。
“一个人？”老板娘冷淡地问。我腾地一下站起来，朝她们招手。
“她是来找我的。”我大声说。也许老板娘猜出了我们之间的联系：我裸露的胳膊和额外裹在婴儿身上乳白色的外衣。她指指我的位置。女孩臃肿的身子在模压餐桌和高背椅之间穿梭，避让端着盛满食物的餐盘的服务员。
“你来了。”她站在桌边的时候我说道。婴儿听见我的声音转过头，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她。借助吊顶上的一排射灯，我看见她露出一个没牙的笑容。
“我发现这个，”女孩说着掏出一张常见的绿色卡片，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的借书卡，“在口袋里，你衣服的口袋里。”
“噢。”我惊讶地说，毫无掩饰。我怎么那么傻，给她衣服之前也没有翻一下兜。我记得是那天捧着科幻惊悚小说从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