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而出地问起闯入我脑海的第一件事：“回家的时候还下雨吗？”再也没有比谈论天气更安全的话题了。

“下雨，一整天都在下。”

“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呡？”我问。家里应该已经十一点儿多了。

“我睡不着。”她说。

“因为你想我了。”我启发她，其实我们都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从我们约会开始，我不在的时间总比我在的时间多。她习惯了我的缺席。“距离产生美。”每次我问她是否想我的时候她总是这么回答。我猜她是喜欢一个人独占整张床。她总是趴着睡——抢被子——尤其喜欢斜趴在床上。我们的婚姻生活，对我而言，更像住酒店。

“当然，”她说，接着不出所料地说，“距离产生美。”

“这句话是谁说的？”我问。

“不知道。”我听见她敲击键盘的声音——咔嗒，咔嗒，咔嗒，“进展怎么样？”

“还行，”我回答，希望她能停下来。

可是她没有。

“仅仅还行？”她试探着。于是我不得不讲述航班因雨延误的消息引发的骚乱和一杯泼洒出来的橙汁；跟客户在渔人码头的午餐，以及不喜欢亚伦·斯温德勒的理由。

但当我问起她一天的生活时，她却谈起佐伊。“她变得怪怪的。”她说。

我轻声一笑。我顺着有几何图案的红色壁纸滑下去，坐在地板上。“她已经十二岁了，海蒂。”我说，“她可以有点儿怪怪的了。”

“她睡午觉了。”

“因为她累了。”我说。

“她十二岁了，克里斯。十二岁的孩子不爱睡午觉。”

“她也许病了。流感，你知道，”我说，“到处都是。”

“也许吧，”她说，但是又说，“她看起来不像生病。”

“我不知道，海蒂。我已经过十二岁很久了。而且，我是男人，我不清楚。也许是快速生长期，也许是青春期。也许就是没睡好。”

我几乎听到海蒂的下巴掉到地上的声音。“你认为佐伊到了青春期？”她问。按照她的想法，佐伊应该一辈子兜着尿布，穿着连脚裤。她没容我回答，就坚定地说：“没有，还没有，她还没来过月经。”

我感到局促不安。我讨厌这个词。“月经”“经期”“经血”，想到我的女儿使用卫生巾——或者我必须听这种事——我就心慌意乱。

“和詹妮弗聊聊，”我建议，“问问詹妮弗，是不是泰勒也有……月经”我挣扎着说出那个词。我了解女人，一点点友情足以化解所有事情。如果泰勒也到了青春期，海蒂和詹妮弗就可以互相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讨论一下阴毛和少女胸罩的事，然后一切都迎刃而解。

“我会的 ，”她果断地说，“这个主意不错。我要问问詹妮弗。”她的语气平缓，这段时间以来，这个担忧一直折磨着她。我设想着她关上电脑，把电脑放在我的位置上以此当作夜晚可以依偎的密友。“克里斯。”她说。

“哦？”

她犹豫不决：“没事。”

“怎么了？”我又问了一遍。一对夫妇手挽手地走进大厅，我把腿缩回来给他们让路。那个女人用非常夸张的语气说：“不好意思，先生。”我点头回敬她。他们到了六十五岁肯定也会手拉手的。我的目光追随着他们配套的斜布裤子和春装外套，想起我和海蒂很少拉手。我们仿佛是车子上的轮胎，协调却永远分开。

“没事。”

“确定吗？”

“嗯，”她说，“等你回来我们再谈吧。”她第一次表示累了。她的声音很疲惫。我仿佛看见她缩进被子里，越裹越紧，即使在冷得要死的冬天，闷热的羽绒被也让我大汗淋漓。我似乎看见卧室的灯灭了，电视关了，海蒂的眼镜在床边的茶几上，一切都一如既往。

我的脑海闪过一幅画面，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突如其来，我忙不迭地轰赶它：亚伦·斯温德勒睡觉的时候穿什么？

“好吧。”我说。有人在敲门，他们在找我。我站起来，同时告诉海蒂我必须挂电话了，她说没问题，我们互道晚安。我告诉她我爱她，她也像往常一样说她也爱我，虽然我们都知道心口不一。这就是我们。

我回到房间的时候，偷窥了卡西迪的铅笔裙和两寸多高的高跟鞋，她还坐在我的床边，我情不自禁地想：丝滑的绸缎，还是皱褶的短袍？

海 蒂

我醒来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卡西迪·克努森，我是不是昨晚梦见她了？还是昨晚我们尴尬的交谈之后，她来了，就站在那儿，在晨曦里？她接克里斯电话的声音一遍遍地在我耳边回荡，那个活泼的声音“嗨，海蒂”就像在黑板上钉钉子一样尖锐、刺耳，令人愤怒。

上班的路上，我克制自己不去想女孩和她的孩子，但是谈何容易。在火车上，我尽最大的努力强迫自己专注在借来的那本科幻惊悚小说上，而不是眼巴巴地对着脏车窗，期待着军绿色外套的出现。中午，我约了一个同事共进午餐，没有去图书馆。尽管我特别想去，我想到文学通道里去寻找她。我担心她和她的孩子，不知道她们睡在哪里，吃了什么。我冥思苦想如何帮助她们，是像对待游荡在图书馆旁边的那个黑牙老妇一样给她钱，还是介绍她去一家城里的妇女收容所呢？就这样，我决定了，我要找到她们，然后送她去凯兹路的收容所，她们在那里才是安全的。只有这样，我才能不去想她们。

我准备忙里偷闲把这件事情搞定——结束和同事的午餐——这时电话响起来，是我亲爱的朋友詹妮弗打来的回电。我和同事告别，回自己的办公室。接通电话的时候，我暂时把女孩和婴儿抛到了脑后。

“你拯救了我。”我说着“扑通”一声跌坐在椅子上，又硬又凉，一点儿也不符合人体学的设计。

“怎么说？”詹妮弗催促着。

“厌世嫉俗。”我用法语回答。

“你能说英语吗？”

“厌世。”我说。

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镜框，里面装着詹妮弗、泰勒、佐伊和我的合影。照片上的她们笑得阳光灿烂，双眼炯炯有神。那是四年前姑娘们八岁的时候，我们在路边的照相亭拍的。那时她们还能接受和妈妈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分别坐在我们的腿上，泰勒的眼睛很大但是带着哀怨，微笑的时候有一点儿撇嘴，佐伊在她旁边；我和詹妮弗的头紧紧贴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都在照片里。

詹妮弗离婚多年。我没见过她的前夫，不过从她的描述中得知那个男人冥顽不化、脾气暴躁、情绪不稳定，所以他们争吵不断，詹妮弗总要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他的前夫死赖在床上不走）。

“泰勒还没到青春期，是不是？”我直言不讳地问她。有知己是件幸福的事。不需要措辞，不需要提炼，怎么想就怎么说。

“你什么意思？是指月经吗？”

“对。”

“还没有，谢天谢地。”她回答，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然而，我爱钻牛角尖的弱点又一次暴露出来，接着问道：“你认为她们是不是该到了？”我在不同的网站查到月经可能提早到八岁，最迟在十三岁，但是同时也查出月经通常比胸部发育晚两年左右。佐伊，十二岁了，胸部还像煎饼一样平展。“她们没有滞后于时间表或者其他什么问题吧，是吧？”

詹妮弗听出了我的焦虑。她是社区医院的营养师。我所有关于医学的问题全都找她解决，就跟她工作的医院授予了她一个免费医疗学位似的。“这不是大事，海蒂。她们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成熟的，没有什么时间表。”她安慰我，然后提醒我说我无法控制佐伊的青春期。“我知道你肯定会做，”接着她刺激我，“因为你一直在做。”只有最好的朋友才有这么直白的表达。我笑出声，我知道她说得对。

然后，我们的话题转到春季足球赛。我们讨论姑娘们对艳粉色队服的看法，纠结“幸运符”是否适合做十二岁女生的队名，还有女孩们对教练的迷恋。教练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男孩，他没把球队命名为洛约拉 4。所有的妈妈都觉得山姆教练好得不得了。我和詹妮弗滔滔不绝地聊着他茂密的棕色头发、漆黑迷幻的双眼、足球运动员练就的力量和敏捷，还有小腿上的肌肉，好像我们从来没见过似的——佐伊青春期的苗头、女孩、婴儿统统被挤出局。我们又聊起男孩，青春期前的男孩，比如奥斯丁·贝尔，所有女孩的偶像。佐伊和泰勒也不例外。詹妮弗诚实地说起泰勒的笔记本上有奥斯丁·贝尔夫人潦草的签名，而我则想起佐伊苍白的胳膊上粉色的纹身Austin，i 5的上方覆盖着一颗心。

“我那个时候喜欢布莱恩·拜彻尔，”我坦白地说，我记得他的头发优雅地竖在头上，眼睛一只是蓝色的，一只是绿色的。他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转学到我们中学，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敬佩的事，再加上他会跳舞，无论是简单的摇摆舞，还是煽情的，或是奔放的，他都能跳起来。总之，他是所有男孩嫉妒的对象，所有女孩崇拜的偶像。

我记得当年邀请他作为我的第一个男伴参加聚会，可是他拒绝了。

我想了想佐伊，又想了想泰勒。也许，我们的孩子根本没什么特殊。

有人敲门。我抬起头，是我们优秀的前台接待达纳，她示意我去给一个二十三岁的妇女上辅导课。她最近刚刚获得夹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南亚小国不丹国的庇护。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尼泊尔附近的难民营度过，住在搭在泥地上的竹棚里，依靠配给食物生存。她父亲自杀以后，她到美国寻求庇护。

我捂住电话，低声告诉达纳我马上过去。“工作了。”我对詹妮弗说，然后我们再次确认今晚佐伊去她家和泰勒一起睡。今早，佐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欣喜若狂，她甚至在跑进学校之前才想起来和我说再见。

一天浑浑噩噩，时间慢悠悠的让人难以忍受。外面的雨也变得轻飘飘的，天际线还是灰蒙蒙的，臃肿的云层吞没了摩天大厦的高顶。终于到五点钟，我和同事告别后乘电梯下楼。我几乎没有在五点下过班，但是在这样一个晚上——佐伊出去过夜、克里斯的飞机晚点要到十点才能回来——我要享受一个人在公寓的时光，这样简单的幸福是可遇不可求的。我盼望着能够穿着温暖舒服的睡衣惬意地躺在沙发里，独自一人看一场言情片，还能一边看一边吃掉整袋的爆米花，自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没准，还要加一勺巧克力薄荷冰激凌！）。

头顶的积云开始变薄，太阳艰难地在云缝间完成了美丽的谢幕。空气凉飕飕的，不到4摄氏度，起风了。我戴上皮手套，用围巾裹住头，和晚高峰的人群一起奔向“Ｌ”站台。我挤进拥挤的车厢，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和其他人贴在一起。列车随着高低起伏的轨道咔嚓咔嚓地蜿蜒前行。

我在富勒顿站下车，小心翼翼地走下湿滑的台阶。我旁边的一个家伙点着一根烟，空气中顿时充斥着烟草的气味，这股气味停留在我的记忆里，勾起了我的乡愁。小的时候，我和家人住在克拉夫兰郊外一座20世纪70年代殖民地的房子里，我妈妈最喜欢它贴着海绵的彩色墙壁。我爸爸抽红色万宝路，每天半盒。他在车库里抽烟，从来不在房间里，因为妈妈不允许。他的毛孔里、衣服上、头发里、双手上都散发着烟草的芳香。车库里烟味聚集不散，妈妈总是抱怨烟味从厚重的金属门里渗出来，飘进了那洁白无瑕的厨房——白色的橱柜、白色的灶台、白色的冰箱和一张敦实的餐桌。早上，爸爸起床后，一定会在五分钟之内端着咖啡、拿着红色万宝路溜进车库。他回来的时候，我应该坐在餐桌旁吃可可泡芙，他肯定看着我、带着最迷人的微笑（我知道妈妈嫁给爸爸是抓住了一个好人）告诉我永远不要吸烟，他常说：“一定不要抽烟，海蒂。永远不要。”然后，他洗手，和我坐在一起吃可可泡芙。

下楼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爸爸，手情不自禁地摸着挂在脖子上的金色婚戒。手指抚摸着戒指内圈上的刻字：永远的开始。

有那么一刹那，我几乎看见他了，在那儿，在拥挤的人群中，爸爸穿着工装，一手插兜，一手夹着红色万宝路，笑呵呵地看着我。他的裤子上挂着一把锤子，头上戴着棒球帽，上面印着“克利夫兰印第安人”。他总是顶着一头乱蓬蓬的棕色头发，被妈妈催促才去修理一下。

“爸爸。”我差一点儿喊出来，但是他消失了，和来时一样让人猝不及防。我晃晃脑袋，清醒了。这一切都不可能。

也许，有可能？

当然不可能，我确定。

于是，我在这熟悉的致癌的气味中深深地吸气，感受它又不想闻到它。突然我听见婴儿的号啕大哭。我的脚刚刚迈上人行横道就被那个声音勾住了脖子，我本能地四处张望，寻找声音的来处。

我看见她在那里，坐在高架桥的下面，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她坐在冰凉潮湿的水泥地上，后背贴着砖墙，身旁是报摊和恶臭的垃圾桶，脚边是深陷的水坑。她摇晃着怀里的婴儿，孩子哭闹不止。她的动作有些急躁，一个伤心欲绝的孩子让母亲有瞬间的疯狂之举。佐伊小时候很爱哭，无休无止地哭闹。我可以想象出女孩眼里的心灰意冷和无力抵挡的心力交瘁；但我不能想象她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春日里出现在黄昏的街头；我无法想象她绝望地向行人伸出湿漉漉的咖啡杯（很可能来自旁边的垃圾桶）乞讨，路人瞥一眼，把零钱扔进她的杯子。二十五美分、一小把硬币，似乎每一分零钱都能拯救这个女孩的命运。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无法呼吸。这个女孩就是个孩子，她的孩子还是个婴儿。没有人应该遭受这样的命运，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尤其是一个孩子。我的脑子里迅速浮现出婴儿用品和尿片的巨大开销，我知道如果她买了尿片就绝没有钱留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