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回单位的路上顺手塞进去的。她来是为了还我的借书卡。
“谢谢！”我说。我从她手里接过卡片，顿时生出一种强烈地想要摸摸婴儿的欲望。轻轻捅捅她柔软的脸蛋，或者拨弄几下她如雪的软发。“和我一起吃晚饭吧。”我说。借书卡在我的两手间翻来倒去，最后被插进填棉的手包里。
她没有回答，仍然站在桌子旁边。她的眼睛——怀疑、疲倦——向下看，躲开我，说道：“对你来说，我吃与不吃有什么不同吗？”她的手很脏。
“我就是想帮你。”
孩子对嵌入屋顶的灯失去兴趣，开始挣扎。女孩把箱子放在两脚之间，腾出手来安抚。通常婴儿毫无征兆地躁动就是饿了。
“不是世界给了你什么，而是你给了它什么。”她近乎耳语似的嘟囔着，我默默地凝视着她，“《清秀佳人》。”
《清秀佳人》，她在背诵《清秀佳人》。哦，我想起来了，那天，她带着婴儿在图书馆朗读L﹒M﹒蒙哥马利的名著。这让我好奇地猜测她还看过什么其他的经典童书： 《柳林风声》？《秘密花园》？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没有马上告诉我。“我叫海蒂。”我先说，这样似乎才对。我提醒自己，我是成年人。“海蒂·伍德。我有一个女儿叫佐伊，十二岁。”
提起佐伊是明智的。过了一会儿，她坐下，调整好怀里的婴儿。她们尴尬地缩在这个角落的桌子旁。女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配方奶瓶，灌满桌子上的冰水，放进婴儿的嘴里。水太冷，又没有配方奶和母乳的营养，婴儿稍微抗拒了一下，终于接受了。这不是婴儿第一次以水充饥了，随便什么都可以填补她空虚的小胃。
“杨柳。”
“这是你的名字？”我问，她迟疑了一下，点点头。
我和克里斯给佐伊起了一个我们喜欢的名字。备选的名字——朱丽叶、索菲亚、亚历克西斯——都会被适时地用上，我们相信。男孩，我们想叫他佐克，和佐伊相配，当然，克里斯也把自己的“克”字藏在了里面。我们谈论过很多次，怎么把这套老公寓换成一套单独的房子，比现在的位置更靠北，或者往东搬到罗斯科村，虽然上班和上学稍微远一点儿，但抵押贷款可以轻松一些。我们挑选佐伊的婴儿床时，我发现自己选的是白色的双层床；我预见家里会放着成堆用过的时髦的床上用品，儿童房里摆着成排的书架，地板上铺散着数不胜数的玩具。我设想用家庭教育取代佐伊上的这种私立学校，这是相当实际的选择，算上我们想象中的孩子，每年总共能省下四万美金的学费。
“子宫切除”，医生用了这个词。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翻来翻去地琢磨这个词的意思。在医生和克里斯看来，这只是一个词，一个医疗程序，但对我而言就是杀戮，简单而且直接。这毁灭了朱丽叶、佐克、索菲亚和亚历克西斯，终结了我用过的时髦的床上用品和家庭学校的幻想。
当然，那时朱丽叶已经走了。一台简单的刮宫手术，简单吗？它是一切而不是简单。“没办法知道她是不是女孩”，医生这样说的，这也是克里斯一遍又一遍复述的话，但是我知道，我确信是朱丽叶，她像医学废物一样从我的子宫经阴道排出体外。
我发现自己还在购买精品屋里的婴儿服装——淡紫色的宽松连裤外衣、纯天然的动物图案的爬装——存在一个我故意将标签写成“海蒂的书”的箱子里，藏在我卧室的柜里，我有十足的把握克里斯永远不会去探究枯燥的识字统计资料和大学ESL课本。
“多美的名字，”我说，“你的孩子叫什么？”
“露比。”女孩迟疑地说。
“好听，”我说，“多大了？”
她停顿了一会儿，仿佛并不确定，然后说：“四个月。”
“可以点菜了吗？”红头发的服务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问我们。女孩杨柳看着我，等我回答。她面前的菜单没动过。
“再等一会儿。”我说，然后给杨柳点了一杯热巧克力，她在桌子的另一边打着寒战。我把两只手捂在自己的杯子上，虽然咖啡已经凉下来，还是能感觉到一些余热，服务员过来第三次帮我加满。
“鲜奶油？”服务员问。杨柳看着我征求意见。有趣，我想，她怎么在提到鲜奶油的瞬间一下子就变成小孩儿了。她让我产生错觉，就像著名的鲁宾花瓶一样：无论观察者以什么方式，总能看到两个场景中的一个，两个脸对脸的头像，或者夹在两个侧面像之间的花瓶。它们在眼前交替出现：头像、花瓶，头像、花瓶，坚强的、独立的年轻女人和一个婴儿；喜欢热巧克力和鲜奶油的无助女孩。
“当然。”我大声地说，有点儿喜不自禁。过了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一个白色的马克杯，垫着托盘，顶着雪白的奶沫，高高的奶沫上点缀着巧克力刨花，真是一杯诱人的热饮。杨柳拿起勺子，用勺尖蘸了一点儿奶油，舔干净，细细品味，仿佛很多年没有尝过热巧克力的味道了。
怎么能够想象得出她这样的一个人流落街头？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知道现在不适合提问，问题会把她赶走。所以，我只是凝视着她。她尝过奶油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舀起满满一勺塞进嘴里，溶化的奶油从嘴角溢出来，婴儿贪婪地盯着她，不再沉迷在冰冷的凉水里，而是痴痴地望着从妈妈嘴里渗出来的白色奶沫。
她端起杯子，大口地喝，嘶嘶地吸着被烫疼的舌头。我用自己的勺子从冰槽里舀起一块冰放进她的热巧克力里。“你看，这样可以凉得快一点儿。”她迟疑了一下，再喝，这次没有烫到舌头。
她的左眼上方有一块隐蔽的瘀青，赭石色，好像正在愈合。她的指甲长且边缘不齐，她用指尖挑着翻看菜单的时候，我看见她的指甲缝里渍着一道粗粗的泥印，她每只耳朵上有四个耳洞，其中最上面的软骨里插着一颗黑色的耳钉。耳垂边悬挂着银色的天使翅膀、哥特式十字架和红宝石色的嘴唇。左耳垂的红嘴唇丢了。我想象着她们躺在富勒顿站台下面肮脏的人行道上，被行人踩踏；又或是躺在马路中间，被车流碾过。刘海儿挡住了她的眼睛，每次看我之前，她先像撩起头纱一样拨开它，然后再让它垂下来。她手上和脸上的皮肤干红皴裂，手上有挂血的裂口，嘴唇干裂。婴儿露比好像在出湿疹，乳白色的皮肤上留着红色的硬痂。我从包里掏出一瓶旅行装的乳液，放在桌子上推给她：“我的手在冬天总是很干。天气太冷，这个有用。”她在自己的手上涂了一些，我接着说：“给露比也抹一点儿吧，脸蛋上。”她撩开刘海儿点点头，马上涂到孩子脸上。露比在冰凉的乳液下抽搐了一下，她朦胧的蓝灰色眼睛好奇地注视着妈妈，眼神里有一丝埋怨。
“你多大了？”我问。但是我知道她早有准备的答案一定是个谎言。
“十八。”她说，没有看我。其他的问题她都犹豫再三，这么痛快的回答让我确信这不是真的。错觉让我看到一张完全不同的脸，她无辜的双眼让我再一次看到一个无助的孩子，像佐伊一样无助的女孩。
十八岁是一个孩子成年的合法年龄，他们独立了。父母失去了监管他们的权利；他们同时也失去了父母的经济支持。有太多太多十七岁不能做，到了十八岁就合情合理的事情，比如露宿街头。如果杨柳只有十七岁，或者十五六岁，那么必然会让人产生这样的一些疑问：她的父母在哪里？她为什么不和他们同住？她离家出走了吗？还是被父母遗弃？我扫了一眼她的瘀青，猜测她是不是受到虐待。如果她十七岁而且有家的话，将被遣送回家，否则将执行看护程序。
我撇开重重猜疑，接受女孩的话：她十八岁。
“有专门针对女人和孩子的收容所。”
“我不去收容所。”
“我经常帮助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有时候，帮她们安顿下来。”
服务员过来点餐。我点了法式面包，杨柳说要一样的。那时，我意识到我有什么，她就想要什么。如果我点沙拉，她不会贸然点半磅面包；假如我吃晚餐，她不会要早餐。服务员收走菜单，走进一扇铝合金的转门。
“那里有非常完善的保护措施。他们提供安全的住宿、医疗护理、心理咨询，还有教育。有社区工作者为你提供定向帮助。比如，帮你写简历，帮露比找保育院。我可以找一些人。”我在出谋划策，她却紧盯着一个独坐的老人，看着他熟练地切开一个从便利店买来的三明治。
“我不需要任何帮助。”她愤怒地说，然后缄口不言。
“好的。”我让步，因为我清楚如果继续这个话题，她会抱起孩子，拎着箱子离开。“好的。”我更轻声地重复了一遍。妥协，我不再多管闲事，她会留下来。她沉默地狼吞虎咽，我沉默地观察着婴儿：萎靡不振，然后慢慢地在女孩腿上睡着了。我注意到女孩用叉子分开法式面包，然后蘸枫糖汁，之后才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我细嚼慢咽地看着糖浆流到她的下巴上，看着她用军绿色的袖子蹭掉。
她最近一次饱餐是什么时候？
这仅是众多疑问中的一个。她到底多大？她从哪儿来？她怎么会无家可归？她一个人流浪多久了？露比的父亲在哪儿？她脸上的瘀青是怎么回事？她多久去一次图书馆？她经常逛文学走廊，还是在那天随便去看看有没有合胃口的书？我想提那个面带微笑的图书管理员，太明显的没话找话，我及时制止了自己。女孩肯定不知道我在图书馆见过她，我躲在隔壁的走廊里，偷看她朗读《清秀佳人》。
我们只吃不聊。没有说话的声音，却可以听见各种吃的声音：咀嚼的声音，吞咽的声音，更多的枫糖汁从塑料瓶里挤出来的声音，叉子掉地的声音。她弯腰捡起来，直接插进面包里。她像一个经受过酷刑被禁食的人一样。几天，几周，也许更长。
吃完以后，她把手放在箱子上，站起来。“你要走？”我问。声音里带着痛苦。我自己听出来了，她也听出来了。
“是的。”她说。露比微微睁了一下眼，然后回到睡梦里。
“但是 ，等一下，”我说，我又感受到在马路上的那种绝望：她，渐行渐远，而我，无能为力。我翻遍钱包只找到一张二十的纸币，不够支付这顿晚餐。我要等服务员拿来账单，用信用卡支付。“让我带你去药店，”我恳切地说，“我们买点东西，奶粉、尿片。”治疗脸颊红肿的氢化可的松，杨柳可以吃的谷物棒，还有护臀膏、牙膏、牙刷、浴液、梳子、维生素、纯净水、手套、雨伞。然后就连我自己都感觉这听起来太荒唐了，她怎么带着这些东西，这些所谓的必需品走街串巷呢？
她看见了我钱包里的二十美元。我毫不犹豫地拿出来递给她，“你要去药店买点用得到的东西，给你自己，给宝宝。”她琢磨了一下，接过我手里的钱，点点头。我认为她在说“好”和“谢谢。”
“等一下。”我下意识地抬起一只手放在她的外衣上拦住了她。尼龙外衣的手感很奇特，粗糙。她转过蓝色的眼睛冷酷地看着我，我慌忙把手收回，恳求道：“请等一下，就一会儿。”我从包里掏出一张印有我名字和电话的名片，黑底白字，好认的漫画字体，生硬地塞进她的手里。“如果——”我刚要说，一个服务生单手托起满满一盘食物越过头顶，唱着“借光，女士们”，一闪而过。女孩避开他，避开我，慢慢地移动，消失，像圆筒花瓶里的毛茛玫瑰一样收缩、凋零。
我站在原地，一个人，站在斯特拉餐馆的中间，琢磨着“请等一下”。女孩已经无影无踪。红头发的服务员对我的失落无动于衷，走过来递给我账单。
回家的路很长，我对笼罩在四周的寒冷和薄雾浑然不知。路过林肯街的二手书店的时候，我买了一本《清秀佳人》。
我只花了两块钱，因为中间有几页掉了。但是无意间在泛黄的书页中找到了被遗忘的宝藏：一个带流苏的书签，一张穿白色中筒袜的小女孩和穿蓝色格子裤的祖父的老照片。书上有题词和日期：送给汤姆 1989。
我上楼的时候在走廊遇见邻居格雷汉姆，他正准备往垃圾道里扔一个空酒瓶。“这是可回收的。”我提醒他，我听出自己带着没完没了的语气，这会让克里斯发疯。
但是格雷汉姆却笑了。他的房门大开，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女端着一杯新倒的夏布利酒坐在沙发上。我们互看了一眼，我挤出一个微笑，她却没有理睬。
“又被环保警察逮住了。”他说着捡回酒瓶。大厦的货梯口有可回收物的垃圾桶，对于不在意环保的人来说确实有点儿远。但是我会去。我想告诉他国家每年要花一百万处理玻璃瓶，但是我忍住了。
我迫切地需要找个人聊聊今晚在斯特拉的事，我知道克里斯不愿意听。詹妮弗也不会感兴趣，她太理智，她的左脑思维对这种疯狂的举动无法理解。我要找一个像我这样用右脑思维的人，靠感觉和情感支配的人，凭想象力和信任感行动的人，被幻想鼓舞的人。
格雷汉姆开着音响，我听见房间里的吉他声和美女喊他的名字的娇嗔声。他把空瓶子夹在胳膊下，告诉我必须回去了。“当然。”我说，看着他进屋、关门，然后呆呆地对着黄杨木门，听他们的尖叫。
回到家，我完全忘了电影，捧着《清秀佳人》缩在床上。克里斯出差回来的时候，我迅速把书塞进炭黑色的床裙里，藏到床下，那里只有猫和尘土，然后假装熟睡。
克里斯爬上床，吻我，深长、缓慢，但是他的唇边飘着卡西迪·克努森的影子。
杨 柳
我妈妈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黑丝般的长发、瘦脸高颧骨、弯弯的眉毛和我见过的最蓝的眼睛。不是对我说“我爱你就像松鼠爱坚果”，就是说“我爱你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