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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上潦草地写了几个象形文字一般的药名。“到药房里去抓药吧，”他吩咐道，“还有，以后交朋友要小心点啊。上流社会的人物，呃？”他咧着嘴笑起来，“你和那种人厮混过吗？”
一听这话，尤金内心全部血与泪的重负，马上就驱散了。他顿时如释重负、喜极若狂，从嘴里迸出很多话来，但连自己都不明白在说些什么。
他打开房门，来到外屋。本恩马上紧张地凑了过来。
“怎么样？”他问，“他还能多活几天？”然后压低了声音，神情严肃地问医生：“没什么要紧的，对不对？”
“没什么，”麦奎尔医生回答，“我看他有点神经不对头。不过，你们家的人全都这样。”
等他们来到外面的大街上，本恩问：
“你吃过饭了没有？”
“没有。”尤金说。
“上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
“大概是昨天什么时候，”尤金说，“我记不清了。”
“你这个大傻瓜！”本恩咕哝了一句。“走吧——我们一起吃饭去。”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现在，整个世界就像被牛奶般的冬日阳光冲洗过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小城在假日及返家度假学生的刺激下，暂且从严寒的麻木里醒了过来，温暖、轻快的生活洪流在人行道上沸腾起来。尤金和本恩肩并肩，大步流星地走着，无法控制胸中涌起的欢快。终于，当他们转过弯，迈上热闹非凡的大街时，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于是他一跃而起，狂喜地大喊起来：
“咦——呀！”
“你这个小白痴！”本恩高声地叫了一句，“难道你疯了吗？”
他使劲皱了皱眉头，然后冲喧闹的行人笑了笑。
“紧紧抓住这个小子，本恩。”恰好在这时候，吉姆·波洛克从旁边走了过来，他大声地喊道。这个人身材矮小，脸色蜡黄，黑色胡须，笑嘻嘻的。他在报馆上班，是排字工头，是一位社会主义分子。
“要是把这个家伙的大脚丫子砍掉，”本恩说，“他就会像只汽球似的飞上天了。”
他们走进一家新开张的大饭馆，在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
“两位想吃点什么？”招待问。
“一杯咖啡和一块肉馅饼。”本恩说。
“我也一样。”尤金道。
“多吃点儿！”本恩态度严厉地说，“多吃点！”
尤金拿起菜单仔细地挑选着。
“给我来一份番茄沙司面包煎牛排，”他对招待说，“另外再来一份脆炸薯片，一碟奶油胡萝卜青豆，一盘热饼，再加一杯咖啡。”
尤金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机，不再提心吊胆了。此外，他还带着一种可怕的狂野，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假期剩下的日子里，他在人群中鲁莽地闯来闯去，而且还明目张胆地盯着那些夫人和小姐，但是神态并不傲慢。眼前的这些女人就像一朵朵灿烂的鲜花，出人意料地在荒凉、阴沉的冬日里开放。他只身孤影，充满了渴望。在人群中，在军队里，恐惧就像一条龙。但孤独的人却很少感到恐惧。他只觉得有一种解脱、释然的感觉——因为他远离了令他绝望的最后一道障碍。
他现在自由自在，独来独往，他超然地看着周围所有令人着魔和被人占有的世界，心里产生一丝预感。生活就像一颗奇异、苦涩的果子，挂在枝头等待他去摘取。“他们”——他家所有的人，共同聚集在温暖、安全的栅栏内——他们总有一天会将他捕住，并处死他。他觉得他们一定会那样做的。
但是现在他倒无所畏惧了——只求他的奋斗能取得成就，他就会心满意足。他在留有危险标记的茫茫人海里四处寻找着，希望能找到他所看中并且能占有的那一个。
在返回大学的途中，同学们都开始嘲笑、奚落他，但是他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在闷热的绿色普式火车车厢里，年轻人们全都围着他讥讽、嘲笑，但换来的是比他们的讥刺更加猛烈的还击，终于，这帮人开始有所收敛了。
有个名字叫作汤姆·弗雷彻的同学走过来坐到尤金的身边。他长相英俊、恃“财”傲物、目空一切。他的身后紧跟着追随者路易·邓肯，他不时咯咯地笑着。
“你好啊，甘特，”汤姆·弗雷彻高声打着招呼，“最近去过埃克西特没有？”他一边说，一边冲路易挤眉弄眼地笑了笑。
“去过，”尤金回答，“最近去过，而且以后还要去。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弗雷彻？”
他被这番强烈挑衅的话弄得非常狼狈，一时怔住了。
“阿金，我们听说你常去那儿跟她们玩。”路易·邓肯咯咯地笑着。
“我们是谁？”尤金问他，“她们又是谁？”
“人们都说，”汤姆·弗雷彻说，“你纯洁得跟下水道里流着的污水一样呢？”
“要是我的名声需要洗刷，”尤金说，“那么，我永远只能用‘金粉二少’这个称号来洗刷了。”弗雷契和邓肯正是这样的“金粉二少”，他们成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围在周围的学生们听了这句话，都像讨回公道似的哈哈大笑起来。
“说得好！说得好！就这样说，阿金！”齐诺·柯钦兰柔声说道。他是一个20岁左右的瘦高个子，身体单薄却很有力，举止优雅得就像赛马。在跟耶鲁队比赛的时候，他曾经逆风把球踢出了80码远。这个人长相英俊，言语斯文和气，具有运动员特有的无畏与绅士气度。
汤姆·弗雷彻气得头昏眼花，满面怒容，自我吹嘘道：
“没有人敢说我的坏话！没有人抓住我的什么把柄，没有人知道我的一切。”
“你的意思是说，人人都知道你的底细，但却没有人愿意知道你的底细，是不是？”
众人再次哄笑起来。“哇！”吉米·雷瓦尔叫了一声。
“你听听，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汤姆？”他用挑逗的语气问道。吉米出身在一个木匠家庭里，身材又矮又胖。每年他都能想尽各种手段来上学读书，是个令人生厌的人。他喜欢搞恶作剧，喜欢怂恿别人来打架，喜欢装得兴高采烈，为自己的粗俗和不怀好意寻找借口。
尤金平静地对汤姆·弗雷彻说：“够了！别以为有人在场你就得寸进尺。我并不觉得这些很好玩，我可不喜欢这些，也不喜欢你。现在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听见了吗？”
“好了，”邓肯站起身来说，“别理他了，汤姆。他这个人不识抬举，连一点玩笑都开不起。他过于较真。”
他们走开了。由于没人再来打搅他，他感到心情放松，舒坦极了。于是转过头望着窗外那一片荒凉的大地，灰蒙蒙、白茫茫地紧锁在冬天的铁爪之下。
冬天过去了。在春雨的滋润下，冰封的大地开始解冻。小城和校园的土路全都变成了一条条泥泞不堪的沟渠。接着一阵冷雨下过，嫩草便从湿漉漉的地面上钻出来了。尤金急匆匆地走在校园的小径上，就像一只蹦跳的袋鼠一路飞奔着。等他走过树底下时，就会一跃而起，用牙齿咬下嫩芽萌发的小树枝。他大声地喊叫着——发出了嘶哑的长鸣，似人似兽，恨不得把胸中积聚的痛苦、欢乐和激情一齐迸发出来。有时候，他也感到无精打采，身上背负着难以名状的重担，使他神情厌倦、郁闷、沮丧。
光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他不再注意时间——他已经没有时间感了——无论睡眠、工作、娱乐，他都毫无定时，尽管他上课还算守时。由于食堂或者寄宿公寓有固定的时间限制，他只得遵守一日三餐的时间安排。伙食数量不少，但是质量却很粗糙，而且很油腻，烹调技术也很低劣。饭费倒很公道：学校的公共食堂里每月12块钱，寄宿公寓包伙每月要15块钱。他在公共食堂里吃了一个月，但由于他对饮食颇感兴趣，到后来实在忍受不了了。公共食堂位于一座白砖砌成的露天建筑里，那幢楼的正式名字叫“斯梯金楼”，但是同学们都给它起了一个更加贴切的名字，叫作“猪圈”。
他这一学期探望过海伦姐姐和姐夫休·巴顿好几次。他们就住在本州的州府雪梨，距大学约有35英里的路程。这是一个拥有3万人口的城市，道路寂静而安闲，处处绿荫如盖，市中心州府大楼前有个广场，好几条马路都从这里辐射四面八方。在政府大楼的对面有一条主干大街的街口，有一座饱经沧桑、布满青苔的棕色大楼房，那有一座廉价的旅馆——小城最大、最声名狼藉的妓院。城里还有3所教会创办的青年女子学校。
巴顿夫妇在州府大楼前面的那条街上租了一间房子。房子就位于一所陈旧的楼房里，他们住在一层，共有三四间屋子。
他们的父亲甘特早年来过雪梨这地方。他从巴尔的摩出发，一路向南流浪，最后定居在这里。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一笔生意，也赔掉了第一笔投资，因而他一辈子对地产都很痛恨。在雪梨，他结识了辛西娅并和这位圣洁的女人结了婚。但是这位患有肺病的老女人，结婚不到两年就去世了。
父亲的身影始终萦绕在他们心头，笼罩着整个城市，所有逝去岁月的痕迹又全部再现。
姐弟俩共同走上大街，最终来到黑人区附近一家破烂的店铺前面。
“肯定就是这儿了，”她说，“他的店就在这儿，现在没有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可怜的爸爸。”她转过身来，眼睛湿润了。
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上，他那双大手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房子的四周也没有蔓生植物。他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部分痕迹早已经埋葬在岁月里，和那位死去的女人一起随风而逝。他们俩静静地站在那块陌生的地方，内心惶恐地期待着父亲召唤的声音，就像有人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寻找上帝一样。
那年的4月，美国正式向德国宣战了。不到一个月，讲坛山上所有的适龄青年——也就是那些年满21岁的青年——都入伍参军了。在体育馆里，医生给他们检查身体，他们毫不在乎地脱光了衣服，裸露着身子。尤金见此情景，内心非常羡慕。他们随意地把衣服扔在地上堆成一堆，然后站在那里，自信地有说有笑，等候接受检查。他们的身材都很匀称、牙齿洁白、举止优雅、敏捷。最先入伍的是兄弟会的会员——那是一群只知道享乐和挥霍的势利分子。他以前对这些人了解得并不多，但是现在，他觉得他们却代表了最高级的文雅和贵族阶层。他曾经见过这些人快乐、悠闲地坐在兄弟会会所的阳台上——那是他们信仰的庙堂，地位低下的人若想加入他们的组织必须在那里接受登记审查。他常常看见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从不与大众为伍。他们站在邮局门前说说笑笑，要么在杂货店里赌“黑牛”。他内心带着失败的挫折感，带着遗憾、带着社会地位低下的痛楚，观察到他们积极争取那些条件优越的新生参加他们的组织——有些新生比他们优雅得多，有些则有钱有势。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当地乡下的富家子弟而已。但是每当他们自信地从身边经过，毫无顾忌地谈笑风生，衣着得体，梳洗得整整齐齐，令周围地位卑下的学生相形见绌、充满敌意时——这帮人便成了骑士精神的代表，成了出身名门的子弟。他们是锡得尼、莱里、纳什。而此刻，他们个个如同绅士即将参军入伍了。
体育馆里弥漫着水蒸气和从操场上来此的运动员身上的汗臭味。尤金洗完澡以后，穿上了一件开领的衬衫，然后他缓步来到校园绿色林荫下。一位名叫拉尔夫·亨吉士的熟人陪着他在一起。
“你瞧！”拉尔夫·亨吉士低声、气愤地说，“你看到了吧！”他向一群学生点头示意，“那个小‘马脖子’在学校里到处活动，想加入迪可斯协会呢。”
尤金望了望，然后转过脸，看着身边这位怒气冲天的小伙子。每个礼拜六的晚上，拉尔夫·亨吉士从文学协会开完会返回以后，都会到杂货店里来，买两支廉价的雪茄。他狭窄的肩膀微微地向前弯曲着，苍白的脸上布满了疙瘩，说话的时候喜欢拖着单调、痛苦的调子。他的父亲是纺织厂里的工头。
“他们都是马脖子，”他说。“滚他们的蛋吧，我才不愿意加入什么兄弟会呢。”
“就是。”尤金说。
但其实他也很想加入。他也想变得彬彬有礼，也想满不在乎。他很想穿着剪裁得体的衣服。他想成为绅士。他想参军入伍。
在中央操场的那一侧，几位身体检查合格的学生拎着塞得满满的手提箱从古老的宿舍里走了出来。他们一边走一边挥手向友人们告别。
“再见了，伙计们！咱们柏林见！”这时候，碧波闪耀、远隔欧美的大海已经近在眼前。
他在学校里读了很多书——都是随心所欲，为消遣而读的。他读过笛福、斯摩利特、斯特恩、菲尔丁的作品——这些全都是英国小说中的珍品，而这些作品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被当时才子佳人盛行的浪漫气息给埋没了。他也读过薄伽丘撰写的故事以及一本残缺不全的《七日谈》。在博克·班森教授的建议下，他读了麦里的《欧里庇得斯》（当时他在阅读希腊文原本的《阿尔刻提斯》——关于爱和死亡的神话里最伟大最优美的一部书）；他能明白《普罗米修斯》寓言的悲壮——这个故事比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更令他动容。事实上，他觉得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既崇高又乏味无聊。他无法理解这位希腊戏剧家为什么会那么有名。如果一定要他理解的话，那是因为埃斯库罗斯是文学史上的巨匠。他的剧本读起来就像夸夸其谈的老政治家西塞罗一样，大胆地提倡尊老爱幼的品格。索福克勒斯则是一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