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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其所论述，皆因事而发。”欧阳修主政时，有次大臣讨论典礼，异议纷纷，未有定说。曾巩见此局面，遂撰文一解众惑，也为欧阳修解了困。然而在当时，即便是亲戚也不知道那篇文章是曾巩所作。直到十多年后，欧阳修退休在家，曾巩才告诉他此事。欧阳修惊呼：“此吾昔者愿见而不可得者也！”
曾巩其人如此，其诗写得如何，已经不重要了。
天地色凄凉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灯明灭照秋床。
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
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
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黄。
——王安石《葛溪驿》
关于王安石，前人业已评述许多。不论是放在宋代还是今天，他都是颇具争议性的一位人物。但人们对他的争议，更多地集中在其政事上，而对于其诗文成就——尤其是诗作的水平，则没有太大的争议。
王安石的诗，以绝句见长。其诗集的整体水平，属宋人中的翘楚。其出众之作自不必多说，即使是看似平淡无奇之作，读者只要细细寻绎，就不难发现非常耐嚼，他留下来的诗，大多是经过苦心经营后才出炉的。这种极其严肃的创作态度，锻造了王安石诗集极高的水准。
人的一生，的确也写不得那么多的好诗。唐宋以来，诗家作品的数量暴增，但里面许多内容往往只能供后世文献家以诗证史用，传世之作未必增加多少。这也难怪，由于古人酬应甚多，又或是诗兴浓厚，不可能做到每一首作品都是精品。李白、苏轼诗集就有不少“注水”的成分。由此更知王安石诗集的可贵。
葛溪在今江西弋阳。所谓驿，指的是古代公家设立的车马站或者休息处所。王安石写这首诗的时候是而立之年，然而细观此诗不难看出，尚在盛年的他，就已生发一种日暮途远之感。“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不似一个血气正旺之人所言，这两句所展现出来的萧瑟凄凉之气，足以让人惊心。晚唐颇多这种面目的诗句，如人们常征引的马戴诗句——“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即是此境。
王安石此诗的前四句，相比前贤作品并没有多少异出之处。如果第三联仍是前四句意思之顺延，那么此作也只不过是一首诞生于宋代的晚唐诗，显非王安石所愿。因此，第三联是关键。事实上王安石也处理得很好，他下了“慷慨”一词，在凄清之中注入一股活力，一下子救活了整首诗。
此诗的好处，在其音节。虽略嫌意志消沉，然而字词响亮，极易上口。尽管此诗有蹙迫之意，现实中的王安石在仕途上却极有耐心，在宋英宗一朝，他屡屡以母丧及健康为由推掉京职，一直等到神宗这位最有锐意进取之志的君主上位，改革意愿愈发强烈时，他才快步走到神宗眼前。
邓广铭在《宋史十讲》里称，神宗的改革意愿，其实在遇到王安石前就已非常强烈，他登基不久，就让臣下描绘各种改革蓝图。此前北宋已有范仲淹的新政，但以失败告终。到了神宗时期，宋朝的内忧外患愈加严重。正是这种大环境，催生了王安石这位千古名相，其功罪也为后人聚讼不休。
这首《葛溪驿》，正是王安石中年心事的一个缩影。一个孤独的人，闪烁在这五十六个字内。然而，他悍然不以天下是非为羁绊，这种慑人的人格力量，也是宋代士风催熟的一个正常成果。政治并非是王安石生命的全部，此诗已隐约透露出他那种不为尘世所累的超脱愿望——归梦不知山水长。他的抱负和李商隐一样，都有“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般的心情，希望自己功成名就后飘然远去。古士多有此志，他们对仕途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因为他们本质上往往是诗人，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
王安石罢相后，抱病隐居南京，曾经的政敌兼晚辈苏轼前来探望，盘桓一个月后才离去，两人都留下了不少诗作，其中苏轼的一首作品是这样的：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次韵荆公四绝》（其三）
但三亩宅的闲适生活，终究没能让苏轼享有，他一生颠簸各地，晚年还远赴南荒海南，经历之奇，冠绝宋代。
一入仕途履冰霜。休说人生路漫长，其实能得真自由的日子并不多。
变法令王安石伤痕累累，这还是次要的，更大的问题是变法令北宋的乱象变本加厉，靖康之变发生时，王安石早已亡故，当然没能预料到这些。若他地下有知，得悉这一切，不知将做何等感慨？
拗相公的深情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
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
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王安石《示长安君》
王安石的大妹王文淑，封长安县君。据说她“工诗善书，强记博闻”，又“不自高显”。
写此诗时的王安石已四十岁，即将出使辽国，年届不惑，为个人与国家而奔波，风尘仆仆。而长安君也随其丈夫张奎远宦，兄妹俩聚少离多，是以诗中语句颇见伤感。“少年离别意非轻”，这里是追述，因为王氏兄妹其时都已不算少年——古人对青春的界定，比今人更加严苛，是以多感伤青春之作。李贺有“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这样的诗句，在弱冠之年就深悲不遇，令人感慨。
古时的人都早熟，成名也相对早。王弼去世时不过二十四岁，王勃写《滕王阁序》时，传闻其不过十余岁，这或许有点夸张，但王勃最终也不过在尘世逗留了二十五年。如果古代读书人年近而立仍默默无闻，他们大都会表现出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发诸诗文，不免牢骚或伤感。
古今异辙，今人过知天命之年，仍可被冠以“青年”这一称号，或于古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悲戚，在体悟上不免隔了一层。
少年情绪饱满，离别往往引发悲伤；而到了久历风波的中老年，相逢却不能带来欢欣。生命中这种令人窒息的伤感，被王安石轻描淡写地植入这十四个字里。
龚自珍说“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龚氏所处之世，人人侈言盛唐诗，他却主张不能偏废中晚唐诗，强调“感慨”这一作诗制文的诀窍——此前赵翼也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二者语异意同。不过，龚氏本人说“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而像王安石的《示长安君》《过外弟饮》，却是“下笔情深也自持”。更高一筹的诗，应臻此等境界。再如李商隐《荆门西下》所云“人生岂得轻离别，天意何曾忌崄巇”，将离别、崄巇之苦，沉静出之，别具思致。礼主节，乐主和，古人诗文也不与经传精神分途。
颔联“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足见兄妹二人生活清简及感情之深。“昏昏灯火”四字，显出深人的详谈，不只是普通兄妹的拉家常，隐喻的是两人对对方生命的深刻理解。颈联“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出句“湖海”带出地理距离上的远隔，对句“尘沙”则是作者忧心即将到来的远行。溯其源就不难发现，此联之意，正自老杜的“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两句化来。
有意思的是，苏辙后来出使辽国，苏轼赠诗《送子由使契丹》说：“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也用了“沙”“湖”二字。这两个字呈现辽宋两国的地理特征，一湖一沙之间，寄寓了前途茫茫的瓠落之思，以及诗人对国运兴衰的牵挂。
尾联说后会无期，只能寄雁传书以叙亲情。雁南征时已是秋季，也就是说，当你收到我的书信时，时光又无情地向前推移了。这两句把首联的“怆情”往深推进一层，与杜甫《赠卫八处士》末联“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异曲同工。
总体看来，《示长安君》一诗平易近人，无深僻典故，无百转千回之变化，但字句流转之间，又予人无限余响。
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多有惊骇怪异处，他的新经义颁行后，无法在学理或情感上服众。至于其他散论，也每有惊人句，有时亦令人难以根据情理寻绎，比如他讥诮司马迁的《史记》把作为布衣的孔子列入世家是自乱体例。这个观点，就被清人王鸣盛批评为不懂“贵贵尚爵”之义。王鸣盛的说法是对的，把孔子列入世家非但不是《史记》的弊病，反而体现出司马迁卓绝千古的眼光。
《礼记·大学》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按照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治国思想，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聚敛之臣。他当权后，使宋室“强中央、弱地方”的痼疾加深，其青苗、保甲诸法，令国家府库充实，但民生愈加凋敝；更有甚者，所进用的多为刻急严苛、寡情少恩之徒，这深度恶化了北宋吏治。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熙宁新法的施行，不独是王安石一人推动的结果。朱熹认为：“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比如张载以及程颢，最初都参与了推行新法。宋朝是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局面，双方“共定国是”是有宋一代不成文的“宪法”。因此，把新法施行全然归因于王安石一人，不属的论。
王安石的人格无可訾议，但北宋之崩溃又与其变法息息相关。月旦人物，固不能专事诋毁，但紧缩评判尺度，将有功于警戒后世。王安石遗祸国家，这点在后世史家中已有公论。近世求新求变之风盛行，对王安石的评价翻转过来了，大家都赞扬他勇于改革旧政，一时之间，他似乎成了一位良相。
如此宽容无度的做法，实在要不得。评价人物，贵能有一种严格、公正的眼光。在这方面，汉人的做法，足可仪刑百世。我们知道，汉代文治武功之盛，历代鲜能与之相比，但汉朝皇帝死后，却不是每人都能拥有庙号（带有“祖”“宗”的称呼）的，庙号只用来授予功业盛大的皇帝，西汉的皇帝中，只有四个人在东汉时仍然保留庙号：刘邦的庙号是太祖，谥号为高皇帝，《史记》称刘邦为“高祖”，后世遂沿用这一称呼；汉文帝刘恒，庙号是汉太宗；汉武帝刘彻，庙号是汉世宗；汉宣帝刘询，庙号是汉中宗。
汉景帝虽接续文帝的事业而成文景之治，但他引发吴楚七国之乱，激杀功臣周亚夫，因此死后就只有谥号而无庙号。这都可以让人看见汉人的不苟。然而南北朝以后，基本上每个皇帝都有庙号，于是无人不称祖，无人不称宗。尺度放宽，赠誉廉价，一如今天满大街的“国学大师”，名实相乱，只是徒添笑料罢了。
抛开政治业绩来看王安石的文学，则是另一番景象。王安石的诗，完全不为其政事所妨。在仕途上的数度起落，让他对世间百态更具洞察力。晚年他反思过往的人生，其诗益精，少年的狷介之性仍在，但那股悍然不为天下所动之气已内收不露。“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逢车马便惊猜”是这位孤栖老人落寞惶恐的生动写照，令人恻然。
两个傲兀不羁的人
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
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
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
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
——王安石《思王逢原三首》（其二）
王逢原就是王令，“逢原”是他的字。这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他笔下为大家熟悉的诗句，有“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趐飞上山“，这两句略显粗鲁，但也颇符合他的性情，也与其诗的风格一以贯之。这个少年早时以《南山之田》一诗往谒王安石，王安石大赏之，此后便逢人说项，王令的名字，就因为王安石的揄扬而渐渐传扬开去。
但名流的赏识不一定能给当时的人带来实际的利益——这在今天来看似乎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这种事情在古代却有很多，例如清代的汪中，他的学问很好，骈文写得尤其精彩，得到了当时名流如杭世骏等人的赏识，但生活仍很潦倒，在其名作《经旧苑吊马守真文》的序中，有着“单家孤子，寸田尺宅，无以治生”的辛酸咏叹。王令的情况也是一样，他喜欢读书，以学问为志业，但不肯仕进，终其一生都很穷困。
王安石引王令为知己，还将自己的妻妹嫁给他。但天妒英才，王令二十八岁时就离开人世。王安石因此写了一些诗缅怀他，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两句：“行藏已许终身共，生死那知半路分。”可谓痛彻心扉，也足见两人相知之深。
这一首《思王逢原三首》（其二），亦是王安石悼念王令的名作。《礼记·檀弓》说：“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此诗句首的“蓬蒿”二字，典出于此。次句“冢上秋风又一吹”，劈头就给人一种萧索寂寞的感觉。
第二联带出一种骄傲之感，也把寂寞推深一层。《庄子》中有匠石运斤成风的典故，讲的是郢人和匠石那种相知于心的境界。这里相当于把自己与王令比作匠石和郢人的关系，而如今郢人不在了，自己纵有出神入化之本领，也无处使了。
王令是一个傲兀不羁之人。据说他曾在门口大书一诗：“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单凭这二十个字，就足以得罪不少人。但这种孤清自高的气质，又是古代士人的可贵之处。
这种傲兀的性格，王安石不但有，还比王令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次韵和甫咏雪》中，王安石如是说：
奔走风云四面来。坐看山垄玉崔嵬。
平治险秽非无德，润泽焦枯是有才。
势合便疑包地尽，功成终欲放春回。
寒乡不念丰年瑞，只忆青天万里开。
值得一说的是，在古诗文里，“治”字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