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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音，一读zhì，一读chí。根据格律，此诗第三句的“治”字只能是平声，读chí。
近人夏敬观认为：“诗意以喻新法之行，众议但求其近害，而不知其有远功。”（《王安石诗选注》）在最后一联里，王安石把新法比作雪，讥讽那些新法的反对者，就像寒乡之人那样，一心只想念着晴天，而不知大雪是丰年之兆。这是他“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另一注脚，也是王氏一生悍然无惧的最佳照影。只是这种风格，在多大的程度上属于冒险前进，则给世人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从处事风格上看，王安石接近于暴君。暴君跟人格无关，吊诡的是，很多暴君式人物，人格都非常高尚。王安石的人格极其高洁，甚至显得有点“不近人情”，比如他吃饭永远不管口味，只是吃自己面前的菜；即便官居要职，家里也没有漂亮的婢女。当时有一篇名为《辨奸论》的文章，指桑骂槐地攻击王安石为大奸之人，其中有一句是：“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此文据传为苏洵所作，历代学者为此争论不休，实情如何或难有定论，但王安石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则是当时不争的事实。
王安石早年声名鹊起，有赖于欧阳修的称誉，欧公可谓王氏的贵人。欧阳修晚年请求致仕告退，有大臣请留，王安石却说：“（欧阳）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这种决绝无情，令人毛骨悚然。不过，在欧阳修死后，王安石写了一篇祭文，倒是给了其恰如其分的评价。
众所周知，王安石身后是声尘寂寥的。张舜民为他作的挽诗这样写道：
去来夫子本无情。奇字新经志不成。
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
——张舜民《哀王荆公》（其三）
在世时权倾朝野，倒台后被人人排击，王安石的凄凉无以复加。
“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说的是王令生前，两人一起聚会时的情景。末联“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是全诗最深沉的感慨。昔人已去，再无知己可与言。回看陈迹，却是“欲欢无复似当时”了。
王安石的诗有一大特点，就是擅长把那种深沉的情感，以貌似淡然的字句出之，例如“不知乌石冈边路，至老相寻得几回”（《过外弟饮》）就是如此。这是作诗的一大境界。中国传统的诗歌，讲究一个“藏”字，那种将情感暴露无遗的作品，虽能一时荡开人的眼帘，但并不能够持久地为人欣赏。这也是王令和王安石诗集的差距所在。与王安石余音袅袅的诗作相比，王令那些粗豪有余而蕴藉不足的作品，自然是相形见绌了。
其实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诗，抑或是后来的清诗，都不会舍弃对余味的追求。以直白浅露为贵，是新文化运动以后才有的事了。
天才少年的传世之作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这大概是苏轼最广为人知的七律了。名气大，不只是这首诗的特点，关键还在于，苏轼写这首诗的时候，年仅二十五岁。如此小的年纪，与诗里所展现出来的人生态度不甚相符。
年纪小小就成一定的气象，在古人中并不罕见。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在十三岁时写出《滕王阁感怀》（滕王平昔好追游），明末的陈恭尹在二十三岁时写出《崖门谒三忠祠》（山木萧萧风又吹），都是传世的篇章；清代诗人黄仲则，八岁就会写诗，去世时年仅三十五岁——今天的人，在三十五岁时能写出几首没有格律毛病的诗词，就已经很不错了。
《和子由渑池怀旧》是苏轼次韵苏辙的诗作，苏辙的原诗是《怀渑池寄子瞻兄》：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
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
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
遥想独游佳味少，无方骓马但鸣嘶。
苏辙因为是苏轼的弟弟，在谈到《和子由渑池怀旧》时，他的作品还有人提出来。但是今天，读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的人，却没有几个会想起章质夫的原词《水龙吟》了。和诗的声名盖过原作，这是苏轼经常做的事。
宋仁宗嘉祐元年，苏氏父子三人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路经渑池，寻访了当地的僧人，并在僧房里一齐题诗。宋嘉祐二年，苏轼和苏辙一齐考中了进士，一举成名天下知。而在此之前，苏辙被任命为渑池主簿（负责掌管文书，是各级长官的亲吏），但因为中了进士，就要被任命为官，而不是吏，所以事实上他并未到任渑池。
中举四年之后，苏轼出任凤翔府（在今陕西）签判，苏辙将他送到郑州，然后返回京城，想起渑池，于是写下了《怀渑池寄子瞻兄》寄给苏轼，苏轼乃以《和子由渑池怀旧》答之。
苏辙的原诗充满了感慨乃至伤感，“遥想独游佳味少”是这首诗的关键点：兄弟分离，各自奋斗一方，但多年的情谊仍然牵动我心，烟波前路，我独自一人行走，回忆往事，顿感无边的怅惘。
苏轼的和诗更多的是开解和勉励，首句就是议论，发表自己的观点。这首诗是在说：“人的一生到过很多地方，这像什么呢？就应该像飞鸿踏在雪泥上，泥上只是偶然留下了飞鸿的爪印，但是飞鸿继续往他处走，不会再计较在旧地方留下什么痕迹，而这个痕迹，也是很快就消失的。你看当年我们一起拜访的那位老僧人，现在已经去世，而我们曾在墙壁上题的字也找不到了。老僧和墙壁上的字，如今都跟雪泥鸿爪一样烟消云散。我们不应该留恋过去，要怀念的也应该是往日的艰难曲折：还记得吗，那一年我们的马死了，只能骑驴子到渑池，路途长远人困顿，驴子走得很慢，还不停地嘶叫。”
和诗多少带点说教味，苏辙看着未必会舒服，因为他只不过是感慨一下，但不失为一首好诗，这是有理趣所致。很多人都会有苏辙那样的感慨，而苏轼给出了一个很精警的答案。试观苏轼一生的行止，他一直在努力躬行这种去留无心的哲学。多年之后，他被贬黄州，写了一首《定风波》，也可与这首七律互相发明：
叙：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值得一说的是，苏轼的祖父名苏序，为了避祖父的名讳，苏轼诗文里的“序”字，一般用“叙”或“引”字来代替。
细读这首《定风波》，就能感知到苏轼的人生境界，其开阔之处，常人难到。苏轼被后人称为“坡仙”，原因也在此。许多人学苏诗，往往是去学着展现出这种思想境界，这其实很危险，因为学诗首先学的是技法，而思想和感情是自家事，旁借不得。不少评论者以苏轼的和诗去讥诮苏辙，其实苏轼和诗固然值得我们赞赏，然而苏辙的原诗未始不是生命色彩的自然发放，一样值得我们寓目。试看王勃的“故人故情怀故宴，相望相思不相见”，刘禹锡的“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这些缅旧伤昔的作品，也一样是佳制，因为都很感人肺腑。
一段令人感喟的友情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
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
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
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苏轼《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这是苏轼赴岭南就任途中的作品。
惶恐滩在今江西省万安县，是赣江的十八个险滩之一。“二毛”是指花白头发，“二毛人”即老人，这里用来指代诗人自己。根据苏轼自注，“喜欢”是指蜀道上的“错喜欢铺”，位置在大散关上。第二联读来令人倍觉悲怆：诗人在穷愁困倦的状态里，想起了自己少年时代出蜀时的情景，那时诗人尚未经历许多忧患，对比现在的处境，除了缅怀过去之外，自然还有许多唏嘘。
在第三联里，劲风吹帆，使船远行，是以说“添帆腹”；水在石上流过所形成的水波，就好像鱼鳞一样，是以说“石鳞”。这两句的遣词用语，非常生动。最后一联的意思是说：回顾我的一生，所经过的险地很多，又何止这么一个惶恐滩。这是宽慰自己的话，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此时此地的诗人，是很难笑起来的。
将苏轼贬到岭南的，是当时的权臣章惇。
根据《挥麈余话》的记载，章惇的父亲章俞，为人没有什么操守，其岳母杨氏年少而寡，章俞与杨氏私通，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章惇。章惇长大之后，考中了进士，但因为名次在自己的侄子之下，他不能接受这个结果，遂弃而再考，再度中举。
苏轼和章惇是好友，早年章惇对苏轼极为推重，曾致书苏轼劝诫他慎言。有一次，两人一起出游，走到一根独木桥前，桥下面是万丈深渊。章惇提议一起走过去，然后在壁上题字。苏轼感到恐惧，不敢过去。章惇笑着快步走过，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游”的字样，然后从容走回来。苏轼说：老兄以后可以杀人。章惇问何出此言。苏轼笑说：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更何况是别人的。
苏、章的关系，后来随着政见的不同，慢慢变得疏远了。在当时的政治主张中，苏轼属于旧党，章惇则属于新党。由于苏轼屡次陈言新法的过失，被新党视为眼中钉，拼命从其诗文中寻找“罪证”，一意将他置于死地。
当时新党中的李定、王珪、舒亶等人，利用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认为苏轼自比“蛰龙”，诬陷他有不臣之心。苏轼因此下狱，其间非常绝望，写下了“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悲愤诗句。
就在苏轼性命攸关之时，新党阵营里的章惇站了出来，他在神宗面前与同僚据理力争，说诸葛亮号“卧龙”，但谁能说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以此力证苏轼的清白。退朝后，章惇当面痛斥宰相王珪：“你是想让苏轼全家都灭口吗？”
对于这番诘难，王珪无言以对，只能说自己是从舒亶那里听来的。章惇厉声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一连串的逼问，令王珪哑口无言。在多人的营救下，再加上神宗本来就没有杀害苏轼之心，最终苏轼保住了性命。
尽管苏轼的性命得以保全，但这位弱冠之年就名满天下的士子，往后的人生路越走越坎坷。在新党得势之日，他不受重用；而旧党当权之时，主政者尽废新党的政策，他认为新法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宜全部弃去，因此又不受旧党待见。宣仁太皇太后去世之后，旧党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宋哲宗亲政，章惇受到重用，对旧党展开疯狂的报复，苏轼尽管不为旧党倚重，但也被列入了章惇的大力打击名单之中。
人说宋代的文明程度如何发达，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朝代里，苏轼依然走得跌跌撞撞，难展才能。他的命运可谓耐人寻味。
苏轼被贬至岭南时，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等诗句，看上去日子过得还可以。不过这种状态没有延续多久，章惇很快再度将苏轼贬谪，这次是让老朋友前往比惠州更荒凉的地方——海南儋州。以当时海南环境的险恶程度，这个决定无疑是要置苏轼于死地。
有意思的是，章惇的儿子章援居然是苏轼的门生，当初章援正是因为得到苏轼的赏识而获得功名。后来苏轼受诏北返中原，即将获得重任。这个时候，章惇失势了，章援去拜访老师苏轼。还没有见面的时候，章援很惶恐，不知道老师是否会念及与父亲的新仇旧恨，于是先写了一封信过去探一下口风。
苏轼很快回信告诉章援，自己与章惇相交数十年，虽然主张不同，但都是君子之争，叫他不要顾虑流俗人所言。但这个时候，苏轼也已到了风烛残年，病逝在北归路上，曲折的一生就此画上了休止符。
从大的方面看，苏轼和章惇的交往，实质上是北宋新旧党争的缩影。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说：“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派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上仅有之事也。”柳先生的这番议论，说出了北宋新旧党争的一大特点，这应该是那场党争的性质。那些年的士君子，无论属于新党还是旧党，细看其为人，身上总有一种凛然的气质，让人不能轻慢。然而君子之争并不比小人之争好看多少，这场拉锯导致北宋元气大伤，让后人读史时徒生嗟悼之情。
从小的方面看，章惇尽管在后世颇获恶名，但并非奸人，他与吕惠卿那种奸邪之徒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观其在“乌台诗案”中营救苏轼这一举动即知。吕惠卿受到王安石的提拔，其后处心积虑陷害王安石，这种没有底线的事，并不见于章惇身上。《宋史》把章惇列入《奸臣传》，持论未免严苛。他疯狂打击苏轼，与他那促狭而刚愎自用的心性密切相关，因为苏轼貌似通达，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坚持心中原则的人，这两种心性互相碰撞，受伤的往往是坚守原则之人。
另外，我们在同情苏轼遭遇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在元祐时期，苏轼、苏辙兄弟对章惇的评价或弹劾，也是非常严厉的。总的来说，苏轼和章惇这段交往，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值得探究的内容，因为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