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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
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不过总体说来，温庭筠终究还是词人的底色，因为在他的集子当中，像《过陈琳墓》这样的作品，实在是太少了些。李商隐则不同，在他的诗集中，像《韩碑》《哭刘蕡》这种深具骨力的作品，数量可真不少，我们只需要留意一下他的诗集就能发现。
金人元好问，其诗是骨力坚苍的一个典范，他可谓是金国的老杜。事实上，元好问的诗在技巧上并不算十分高明，观其集子里的七律，面目相似者不少，跌宕变化不足。论技术的细腻，他不如黄庭坚。但诗并不纯粹是技术动作的总和，它更讲求精神的承载。所以元好问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意义，也非常重要，丝毫不逊于江西诗派的“三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
“兴趣高妙”是作品营造的意境，而“才思横溢”和“句法超逸”，则更多是外在的技巧。钱惟演的《对竹思鹤》，没有做到骨力坚苍，但是其余的三“要”都符合了。诗中把竹和鹤放在一起，竹是实，鹤是虚，虚实相应，尽显机妙。全诗都能见到玉谿生的影子，但又没有玉谿生那种浓得化不开的诗思，而能淡然自若。所以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评点此诗说：“有身份，自是第一流人语。”
当然，现实中的钱惟演，为人并没有做到“人间第一流”。无论是官修的《宋史》还是私家的笔记，都记录了钱惟演的种种劣迹。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作为吴越降臣的钱惟演，一生并未得到宋室的重用，他所做的事情，也只是攀附宋室外戚、依傍丁谓这样的权臣而已。除了参与驱逐寇准，也实在没有做出更多恶事来。钱惟演死后，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提议为他赠谥“文墨”。《谥法》：“贪而败官曰墨。”钱家反对这个谥号，因为钱惟演并没有贪污渎职的行为，且晚年惶惶自新。经此提议，官方后来对他改谥为“思”，取“追悔前过”义，再后又改谥为“文僖”。从这些事件中，可见钱惟演尽管人格有污点，但并非十恶不赦之人。
论人总是困难的事。若是专看钱惟演的劣迹，就容易忽略了他奖掖后进之功。钱惟演幕下的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后来成了宋代的文化巨公，欧、梅又对曾巩、王安石、苏氏父子等一大批后进，大加揄扬之力，缔造了宋代文化的繁荣。这些都是在看待钱惟演这个人物时需要注意到的方面。
说到钱惟演，还有另一个不能不说的事，那就是《西昆酬唱集》。这本集子收录了钱惟演、杨亿、刘筠等人的诗作，全是近体诗，皆宗法李商隐。《西昆酬唱集》在当时的影响很大，但后世对之颇有诋訾，认为里面的作品纤丽浮艳，败坏世风。然而一本文学作品集，不应承担这种重责。诚然，《西昆酬唱集》对北宋的文风产生过不良的影响，但钱惟演等人并没有倡议人们宗法西昆体，也没有诋毁其他的文体，他们这个集子也只是各自交情的一种见证而已，不宜对它的作用有过重的估计。
另一方面，《西昆酬唱集》正如《四库全书》的编者所说：“取材博赡，练词精整，非学有根柢，亦不能镕铸变化，自名一家，固亦未可轻诋。”该集子里的作品，尽管并不厚重，然而字句精工稳切，学诗者如能对之细细研磨，则能在诗法上有所精进，并可积累大量的典故，增进学问。近世学人王仲荦先生，其治学之路就发轫于笺注《西昆酬唱集》，他在笺注的过程中博览群书，为日后的著述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梦中作诗，如有神助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
——欧阳修《梦中作》
欧阳修曾经被贬至颍州，此诗是他在谪宦生涯里的又一杰作。作此诗的时候，他大概四十二岁，正处于政治生命中的黄金时期，诗中却呈现出一种昏凉的味道，虽然诗题是“梦中作”，但这何尝又不是他的生活写照？
诗境是静谧的，但又有着不一样的迷思。梦中的欧阳修，置身于一个凄清的环境中，承受着昏暗与寂静，只听得不知来自何方的笛声悠悠传来，千山万壑上方的月亮，都是同一表情，冰冷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前方道路千回百转，路旁环境幽暗而百花齐开，似笑非笑地看着诗人；在那一瞬间，他发现自己像极了晋代的王质，到深山里看人下棋，一盘棋下罢，发现人间已经是沧海桑田，斧柯也已烂掉。
不知梦是人生，抑或是人生如梦？欧阳修迷惑、饮酒，酒罢醉去，试图醒来再看新的一番人间变更，但怎奈那不绝如缕的思家愁绪，伴随着酒劲阵阵袭来。他想睡去，梦中的情景却让他非常清醒。
在古人的诗里，羌笛、笛，都含有一丝幽怨的意味。比如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又如陈与义《临江仙》：“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这些作品，抒发的都是一种惆怅幽恨的情绪。欧阳修的“夜凉吹笛千山月”，或许是一壶浓得化不开的愁绪？
陈衍说这首诗是“如有神助”，此为的论。这首小诗，四句都用了对仗——我们很熟悉的杜甫的七绝，风格就往往是这样的。欧公的诗，没有大气磅礴之格，但胜在有幽微之思。他是一个感情细腻的士子，幼年失怙，由母亲一手带大。出身于如此贫寒家庭的人，能够在士林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是异常罕见的，而宋代就恰恰能够提供这种宽敞的通道，供底层的优秀人才上升。
在这一点上，汉、唐这两个被后人亟赞的盛世，似乎都不如宋代。
汉代的风气是“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汉书·韦贤传》），朝廷在经学方面劝以利禄，然而当时的技术不发达，书籍是稀缺资源，平民弟子读书很不易，上进之路难以说得上宽敞。东汉末叶至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的地位牢不可破。即使到了风气发生变动的唐朝，出现过韩愈这么一位平民出身的士林领袖，然而还过着一种并不十分有尊严的生活：谀墓润笔，为富贵人家写文章以赚取丰厚的报酬。
到了宋代，面目为之大变，世家大族逐渐消失，平民中的优秀分子上升通道变得宽敞起来。他们通过科举上位，最终主导了这个社会。欧阳修就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
受益归受益，宋代的士人却不认为这是朝廷的恩典，他们不会在享受利禄之后，就对君王匍匐不起。他们力陈时弊，阐明自己的施政理念，为不同政见而争吵，为此还在熙宁年间形成了各自有着成熟政见的新旧两党。然而天不佑宋，新旧两党都没能彻底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反而是两派的反复倾轧，耗尽了无数人的精力。
宋朝，这个成功消除了宦官、外戚、后妃、藩镇之患的朝代，由于士君子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个局面，或许是皇室的有意引导所致——导致士君子内部消耗太大，小人乘机而进，最后是章惇、蔡京等人掌握权柄，祸害天下。
一生忧世的欧阳修，是“棋罢不知人换世”，对于未来，他还有着自己的憧憬，他希望能看到这个国度新的气象。人换世了，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他没有交代清楚。这里留下的想象空间，是欧阳修的迷惑，也是人们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迷惑。
人终归要回到大地。醒来后的欧阳修，或者迅速就写下了此诗；又或者，他是在完全清醒的时候写下这二十八个字的。但这已不重要。现实中的欧阳修，有着人们所能看到的春风得意的一面，但也有无边的无奈。从事业的角度来看，颍州的岁月，他算是浪费了。
颍州人至今仍以欧阳修为豪，这是欧阳修在荒废岁月里创造的价值。欧阳修也对这一块土地充满了感情。他一生八到颍州，在晚年致仕时，还上书皇帝请求定居颍州养老，并于这个地方逝世。
不是深情之人，不会有此举动。毕竟颍州在当时是一个落后的地方，连一个像样的郎中都没有。在一次与友人的书简中，欧阳修曾吐露过颍州的苦况：“自秋以来，老母卧病……郡既僻小，绝无医药，逮冬至之后，方得渐安。”这显然不是一个适宜退休官员待的地方。
那个时候，地方官有足够的余裕去治理一乡。谪官到来，蛰居待时，即使不为一乡谋福祉，也要考虑不使自己在去职后留下坏名声。对于古人来说，好的名声就是政绩。因为清议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声誉有瑕疵的官员。
正是由于人们对令誉的追求，滋润了古代中国的德治，养育了风雅文教。这是一项无与伦比的伟绩。今人抨击、嘲笑古人的德治，这是偏执之见。柳诒徵先生早就说过，从来就没有一个光凭道德就能治国的社会。
古人重视德治，然而何曾说过不需要法治？实际的情况是，在秦朝时期，中国的法制就已经很成熟了，然而秦朝还不是因为不得人心而导致天下大乱？古人重视德治，并非主张放弃法治，而是因为他们明白，如若人心坏掉，再绵密的法律也是枉然。
有时过于绵密的法制，甚至会危害社会的安全。《左传》所说的“国将亡，必多制”一语，在汉代险些应验。汉武帝时期，国家重税治国，人民苦不堪言。朝廷为了打击那些隐匿财产的富人，更是发明了“告缗”这一条法律，意即让人告发那些隐匿财产的人，没收隐匿者全部财产后，由政府与告发者平均瓜分。此外，“腹诽”这一荒诞的罪名，也产生于汉武帝时期。武帝后期，西汉社会矛盾丛生，幸得昭、宣二帝的调整，才免于亡国大难。
宋神宗熙宁时期，法制邃密，那些敢对新法议论的人，不是被治罪就是被放逐。之后不久的史实是，大宋一步步走向崩溃。很多时候，社会的乱象，不是靠绵密的法律就能根治得了的。当人不再畏惧清议，当风雅被击沉，法律有时只是飘舞在暴风中的一张白纸。
曾巩能不能诗？
至音淡薄谁曾赏，古意飘零自可怜。
不似秦筝能合意，满堂倾耳十三弦。
——曾巩《赠弹琴者》
曾巩，字子固，北宋大儒，世称南丰先生。《宋史》这样说他：“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是的，曾巩的文章在宋代名气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从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来。
苏洵在其父苏序去世后，一直想请人写一篇墓志铭，但事情未能做成，苏洵自己也去世了。苏轼和苏辙在处理苏洵的遗物时，想起了父亲这一心愿。但苏洵生时并未明言请谁来写，苏轼于是凭己意断定：父亲想请的执笔者，应该是曾巩。
宋神宗熙宁元年，苏轼给曾巩写信，希望他为自己祖父写篇墓志铭，并附上关于苏序的一些材料。这封信写得极其诚挚，开笔就说：“轼叩头泣血言。”信末这样写道：“伏惟哀怜而幸诺之！岂惟罪逆遗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实宠绥之！轼不任哀祈恳切之至！”
曾巩没有推托，写下《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是文典重清简，没有任何废词。在当时，三苏的文名已经播传天下。苏洵去世后，苏轼兄弟便请曾巩写了篇《苏明允哀辞》，此文述说三苏的影响：“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
由于亲恩重大，难以言说，是以古人在至亲去世之后，往往不会亲自写墓志铭这类文章，而是请他人执笔。在操办这些重要事情的时候，苏轼兄弟请求帮忙的人是曾巩，从这个选择就可以窥见曾巩文章在当时的分量。
也许是文名太大了，所以宋人对曾巩的诗也有期盼。然而曾巩的诗，似乎未能满足宋人的期待，所以引发了这一段公案：曾巩到底能不能诗？从宋代以来，这个话题就为人争论不休。譬如近人陈衍，他就对“曾巩不能诗”这个说法不以为然：“古人诗文合一，其理相通，断无真能诗而不能文、真能文而不能诗。自周公、孔子，以至李、杜、韩、柳、欧、苏，孰是工于此而不工于彼者？其他之偏胜而不能兼工，必其未用力于此者也。”（《石遗室诗话》卷二十六）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里认为，曾巩的诗在唐宋八大家中，“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诗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此说也与陈衍接近。
其实这些说法，比起去读曾巩诗作这件事来，一点都不重要。曾巩这首《赠弹琴者》，述说了一位弹琴者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此诗亦是诗人自述。众所周知，古琴声音低沉，不如古筝能够迅速吸引人。不过，在古人的思想中，古琴的地位高于古筝。这是因为，听似淡薄的琴音，内中实有至味。曾巩其诗与人，风味亦同于古琴。
曾巩立身严谨，为官治事亦非常严格，在生活中却显得非常温润。他与人交，知无不言，即使是招惹怨怼也不后悔；对于别人的长处，则必定大力揄扬之。据其弟曾肇说，曾巩事人尽礼，即使有人不怀善意地前来拜访，他也以恭敬之态相待，最终使客人心悦诚服而去。
王安石初时声名不彰，曾巩赏识其才，就不遗余力地把他引荐给巨公欧阳修。王安石得志之后，由于理念的不同，曾巩“遂与之异”。有一次，宋神宗问曾巩：“你觉得王安石是个什么样的人？”曾巩说：“他在文学、行义方面都不逊色于扬雄，但因为‘吝’，所以比不上扬雄。”神宗说：“王安石轻视富贵啊，他怎么吝了？”曾巩回答：“我指的是他勇于有为，吝于改过。”神宗深以为然。
曾肇说曾巩：“未尝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