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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有隐情，这就激起了读者的想象。这是一个曲笔，为作品添味。杜甫的“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也运用了曲笔，暗指那些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的人，不是通过正当的渠道登进的。诗要给人想象的空间，高明的诗人，都会使用这种曲笔。
王禹偁写了很多诗，去描绘谪宦生活的欢乐。这种襟怀很难得。我们见多了谪宦诗作的苦楚与绝望，那固然有不少佳作，但有时亦不免有失安详和雅。王禹偁终其一生都在践行着“屈于身，不屈于道”的思想，他执着而正直，人格高尚。在京做官的时候，他曾经多次批评过冯伉。没想到后来步冯伉的后尘而左迁商州，鬼使神差地成了冯伉的同僚。他到商州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给冯伉写信，说明之前对冯的批评或议论，都是以公论公，与私无关。冯伉也早已听闻王禹偁的正直，因此当人们普遍认为冯伉会向王禹偁报复的时候，两人握手言好，并有诗文酬唱。
这种磊落的交往，也只有在君子之间才可能出现。当今人异口同声地说“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时，也把“君子”这一个词稀释了。现在的风气，是只要人想起“君子”二字，都下意识地在前头加上一个“伪”字。这种不加掩饰地不追求美好的情状，实在令人感喟。
这首七律所描绘的村野风光，在今天的华夏大地上或许越来越少了吧。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的农村就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看，今日的农村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坏了。在这个现代化历程中，农村从恬静到躁动，从质朴到狡狯，从重礼到粗野……钢筋水泥的大厦是多了，人心却平添了无边的萧索与荒芜。近年来，那些丑诋农村的言论，频频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论，这种争论的背后，其实就是农村的困境。
在古代，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努力读书，参加科举，考中了就能登上仕途，个人乃至家族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善，即使仕途不顺，也可外出为官，影响一方礼教，遍撒文明的种子，王禹偁就是如此；而那些不能中举的读书人，也能退回一地讲学著述，成为当地人尊崇的儒者。就个人的前途而言，古代读书人立足农村，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就使得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都活跃着文明的主体——士人。正是这个阶层，缔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进入二十世纪，外患的加重使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嗣后士人阶层消失。宁静了数千年的农村，一步步走向崩溃甚至沦陷。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代价是惨痛的，它催生了繁荣的大都市，但也瓦解了农村。
到了今天，再无“人迹板桥霜”“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景致，再无“衣冠简朴古风存”“野老苍颜一笑温”的风貌，再无“煮芹烧笋饷春耕”“蓬头稚子学垂纶”的朴质。田园牧歌一去不返，那些触动人心的情景，我们只能在古典诗文里寻求。
士大夫被贬之后，大多能在地方做到雁过留声。韩愈被贬潮州八个月，至今仍影响着潮州的文教。柳宗元之于柳州，王禹偁之于商州，苏轼之于惠州，莫不如是。这是一个民族的幸运，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如此崇文重教。
国家不幸诗家幸，诗家不幸地方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名相寇准“无术”
岸阔樯稀波渺茫。独凭危槛思何长。
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
——寇准《书河上亭壁》（其三）
寇准的《书河上亭壁》是一组诗，共有四首七绝，原诗题目很长：“予顷从穰下移莅河阳，洎出中书，复领分陕。惟兹二镇，俯接洛都，皆山河襟带之地也。每凭高极望，思以诗句状其物景，久而方成四绝句，书于河上亭壁。”
这里的“分陕”是一个典故。西周建立后不久，为稳定天下，以陕为界，据《左传》记载：“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此处“陕”是古地名，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周公主政陕以东，是为了防备殷商遗民的叛乱；召公主政陕以西，专力发展那一带地方的生产。
澶渊之盟后，寇准被王钦若排挤，出知陕州（即今陕县），正好是周、召二公“分陕”之地。这组诗状写河阳、陕州一带的景色，每一首诗写一个季节，这里所录的“岸阔樯稀波渺茫”是写秋景。其余春、夏、冬如下：
堤草惹烟连野绿，岸花经雨压枝红。
年来多病辜春醉，惆怅河桥酒旆风。
蝉鸣日正树阴浓。避暑行吟独杖筇。
却爱野云无定处，水边容易耸奇峰。
暮天寥落冻云垂。一望危亭欲下迟。
临水数村谁画得，浅山寒雪未销时。
可以看出，这四首诗当中，以秋诗为最佳。它胜在两点，一是境界开阔，二是兴味独长。全诗的大意是：极目望去，大河开阔，行船稀少，波涛接天；我独倚岸亭栏杆，望着滔滔江水，思绪陷入无尽的苍茫中；正当我怅惘之际，一阵风拂过远处树林，天地肃杀，落叶呜鸣；转头望去，透过那片稀疏的树林，只见得那一片无语的苍山，拖曳着夕阳，缓缓地往下沉……
诗要有境界。这首诗的高处，就在于它有苍茫之境，令人思接千载。境界代表着诗人的胸襟，不能假作。有人作诗喜欢用一些意象宏大的词语，如江山、天地、古今之类，以为如此就能凸显出境界。但是这些宏大词语里，没有灌注属于自己的思想情感，是以诗作看似漂亮实际上却满纸虚声，读来也是味同嚼蜡。这种作法，又容易堕为一种恶趣，最终戕害诗才。
仅就诗而言，境界可大可小，若分优劣，则实在是难事，也大可不必。像“路经滟滪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与“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剌鸣”，境界一大一小，但两者俱佳，因为它们都有诗味。
诗句须有味，方见境界。譬如同样是杜甫的七律，同样是首句，但“花近高楼伤客心”就要比“风急天高猿啸哀”来得有味道，因为后者是破笔直道，而前者则有一个周折，使人不禁暗问：为何花近高楼，就伤客心？这些表意曲折的句子，更能引起人把玩。
寇准此作，不言惆怅二字，惆怅自在其中。其时寇准的身份是谪官，那种生活并不好过，单就物质方面来说，往往是清苦的。苏轼被贬到黄州后，在《寒食》诗里写道：“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相信这不是虚语。当然，物质上的清苦尚能笑对，但精神上的苦闷才真难以排遣。
寇准力主宋真宗亲征抗辽，订立澶渊之盟，换来宋辽两国的百年太平。辽军兵临城下而心胆俱裂的王钦若，待得辽军远去，就频繁地在皇帝面前打寇准的小报告。久而久之，寇准失宠，从宰相被贬为地方官，心情的失落，实在是难以名状。这种郁情，如果挥毫直白，难以写好。千古以来，这事或许数李白做得最出色。但李白能以气胜，如《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作品，情感喷涌得一泻无遗。在这种状态之下，精细的技巧反而需要退居一旁了。
但很多人并不具有李白那样的性情，如果强学，字里行间的那种力不从心，其实是能够让人读得出来的。黄仲则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是一个天才，被称为“清代的李白”，写诗转益多师，其中的一个重要师法对象就是李白。他的《太白墓》一诗说：“人生百年要行乐，一日千杯苦不足。笑看樵牧语斜阳，死当埋我兹山麓。”这样的句子，就不是很自然，意思也显空疏。从严格的尺度来看，这是赘笔。实际上，黄仲则自有其感人肺腑的作品，那是其性情与际遇紧密结合之呈现，如《感旧》诗：
唤起窗前尚宿酲。啼鹃催去又声声。
丹青旧誓相如札，禅榻经时杜牧情。
别后相思空一水，重来回首已三生。
云阶月地依然在，细逐空香百遍行。
又如《金陵杂感》：
平淮初涨水如油。钟阜嵯峨倚上游。
花月即今犹似梦，江山从古不宜秋。
乌啼旧内头全白，客到新亭泪已流。
那更平生感华屋，一时长恸过西州。
上面两首七律，挚诚动人，呈现出一个游刃有余的黄仲则，这才应该是他的代表作。这种手笔，比起《太白墓》来无疑自然多了。
两度罢相，令寇准的政治生命损耗殆尽。他的问题，在于性情太急躁刚强，对于自己认定为对的事情，就不依不饶地做到底，而不肯采用迂回曲折的方法来解决。
他是如此说服宋太宗的——“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宋史·寇准传》）他当上宰相后，进退人才也没有一定的原则，多凭一己的好恶来任用官员，亦引起同僚的不满。
丁谓是寇准的下属，有一次寇准用餐时，有食物沾上了他的胡须，丁谓马上赶上去仔细地将寇准的胡须理干净。此即谓“拂须”，亦即今人常说的“溜须拍马”。寇准当面揭破，不留情面：“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丁谓闻言，十分羞愧，同时也对寇准衔恨在心。后来丁谓对寇准报复甚厉，将其贬至南方穷荒之地——今天的广东雷州。寇准到雷州后不久，丁谓在权斗中失败，被贬至海南崖州，赴任路上经过雷州，寇准派人向他送了一只蒸羊。丁谓希望与寇准见面，遭到寇准拒绝。这种人生轨迹，当真是谁也料不到的。
寇准的朋友张咏，就曾经警告过寇准要“有术”，即劝他讲究一些行事的方法。有一次，寇准问张咏有何赐教，张咏告诉他：《汉书·霍光传》不可不读。张咏走后，寇准马上拿出《汉书》，找到了《霍光传》，当读到“不学无术”这四个字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张咏是在批评自己“不学无术”。不过严格说来，寇准应该是“有学无术”，因此他熟读《春秋》三传，有扎实的学问底子。
然而，即使是明白了张咏的旁敲侧击，寇准也未能变得圆融柔和一些。由此可见，改变一己尚且不易，何况是改变江山。与寇准相异的例子，是南宋大儒吕祖谦。吕祖谦在年轻的时候，性情非常卞急，某日突然于《论语》里的这一句有所领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自此之后，他的性情宽缓了许多，并且终生不变。对于吕祖谦这一点改变，朱子很赞赏，认为他是能够变化气质者。
变化气质，其实是一件大难事。也正因为难，历代贤者才那么着力强调。
钱惟演的可贵之处
瘦玉萧萧伊水头。风宜清夜露宜秋。
更教仙骥旁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
——钱惟演《对竹思鹤》
竹和鹤，一个被赋予君子品格，一个被目为高士的托身，是常被古代诗人用来寄情托志的两种事物。关于这两种事物的诗词文章，可谓多如牛毛，然而写得好的并不多。钱惟演的这首《对竹思鹤》，是其中的可足道者。
“瘦玉”便是竹，“仙骥”指鹤。诗人在清凉起风的秋夜，若有所思地伫立在水边，岸边是一片瘦劲的竹林；风吹过，竹子发出萧萧鸣响；如果此刻有鹤傲立于旁，那么此情此景，便是人间难得的第一流境界了。“萧萧”二字点出凉意，首句神似李商隐的“风过回塘万竹悲”。第二句的“宜”字，带出诗人心中的刹那心情。而“仙骥旁边立”便是诗人的假设了，末句的“人间第一流”则既是作者的愿望，也似乎是作者的自许。
陈衍认为：“诗最患浅俗。何谓浅？人人能道语是也；何谓俗？人人所喜语是也。”浅俗的诗，本质上是平庸的。事实上，不管是作诗还是做学问，“平庸”都是一大罪。古人咏竹咏鹤的作品，很多都流于浅俗，有时即使是大诗人也未能免此。且看苏轼的这首《于潜僧绿筠轩》：
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这首作品很有名，后人谈到竹时很喜欢引用它。但是它仍然犯了浅俗的弊病，因为此作的每一句，都是“人人能道语、人人所喜语”，近似打油。平板的说理、浅显的语言，使得此诗容易上口，至于它究竟有多少兴寄、有何高明之处，则不在人们的思考范围之内了。人们津津乐道于苏子此作，殊不知这不是苏子的好诗。钱惟演这首《对竹思鹤》的名气或许不如苏轼此诗，但水平无疑更胜一筹。
在《石遗室诗话》里，陈衍标举诗有“四要三弊”。所谓“四要”，是指诗应该要骨力坚苍、兴趣高妙、才思横溢、句法超逸。所谓“三弊”，是指骨力坚苍者易窘、才思横溢者易滥、句法超逸者易轻与纤，而只有济之以兴趣高妙，才能无此三弊。
把“骨力坚苍”排在首位，足见石遗老人对中国文化洞察之深刻，非一般论者所及。骨力坚苍，就要求作品要有沉重的思致。“君子不重则不威”，“重”是解读中国文化的重要钥匙之一。悲剧情怀为古人所赏，殉道者精神未必人人皆有，但是一旦出现这种人物——如伯夷不食周粟，司马迁忍辱著书—则必为万世宗仰。
在审美上，中国人把“重”字摆在显要位置。古人论诗，往往以激越苍凉为贵，因此“沉郁顿挫”的杜诗，成了后世学诗者必不可绕过的集子。从历史事实看，在众多灿若星河的诗家中，对后世士人影响最大的，非杜甫莫属。
与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在绮丽秾艳方面，做得丝毫不比李商隐差，然而他也一样有重大的手笔，例如这首《过陈琳墓》：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
词客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