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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江汉之水，永流不息。杜甫诗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安石说曾巩：“曾子文章世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陈师道此联出处在此。
“身世从违里，功言取次休。”晋人杜预认为，在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件不朽之事中，立德不可企及，但立功与立言这两件事还是可以做到的。陈师道是说，曾先生这一生，有顺利也有坎坷，然而诸多的蹭蹬损耗了他的生命，使他未得高寿，以致立功与立言两个事业戛然而止，令人痛惜。
诗里的“从违”，“从”是顺遂，“违”是坎坷，但这里更多是指“违”。在古人诗中，正反义并举的一个词，其义常落在一端。如李商隐的“浮世本来多聚散”，诗人伤心的是“散”；苏轼的“存亡惯见浑无泪”，意思是惯见“亡”而无泪。
最后一联，任渊解释说：“后山（陈师道）自谓其材本自不及程、仇，不待议礼乐而判优劣也。”诗人是在感慨未能像隋代文中子王通的高足程元、仇璋那样，能够制礼作乐、流芳后世，有愧于曾先生的提携。
此诗感悼至深。对于第二联“邱原无起日，江汉有东流”，《许彦周诗话》评为：“近世诗人莫及。”
唐人同题材的诗，有着不同的面目：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
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
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李白《对酒忆贺监》
贺监即贺知章，是李白的贵人，他和李白的关系，类似于曾巩与陈师道的关系。《对酒忆贺监》的优胜处，在于一气而下，句无遗义，读两遍就能背下来。《南丰先生挽词》则更多顿挫之处，需要你中途停下去想，去寻味。
两诗相同的是作者沉痛的心情。不同的是李诗主讲与贺知章的交往、人事的代谢；陈诗诉说人生追求，激扬尊德行、道问学之精神。李诗重情，陈诗重志。
两者无高低。“诗言志”并非天然优于“诗缘情”。至于你更喜欢哪种风格，还要看你自己的天性。钱穆先生在《人生十论》里说，人生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跟普通动物的诉求一样，即让自己的生命活着；第二个步骤是做好自己的事业，以尽自己在家庭、社会中的责任；第三个步骤则是发展自己的天性，最终“足于己，无待于外”，达到德性圆满的境界。
钱穆先生特别提到，每个人的天性是连自己都不容易察觉的，需要不断尝试才能发现，例如同样的古文，你喜欢韩愈还是喜欢柳宗元，需要细细读过方知。
不读韩而斥柳，不知柳而斥韩，都是妄举。在这里，把韩柳换成唐宋诗，也是一样的。唐诗和宋诗并没有高下之分，我们各依其性去做出选择，才是最重要的事。已知唐诗的好，先别忙着轻薄宋诗，且看宋诗好在哪里，未尝不是为发现自己的天性而尽责。
瘦之道
瘦劲，这是宋诗的一大特点。乍看上去，这两个字有点费解，但如果细读宋人的作品，则不难触摸到它们的温度。
瘦劲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扫去各种起装饰作用的言语，直抒生命感受。且来看看下面这三首唐宋诗家的作品：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时。
轻箑烦相向，纤恐自疑。
烟添才有色，风引更如丝。
直觉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杜甫《雨》
萧洒傍回汀，依微过短亭。
气凉先动竹，点细未开萍。
稍促高高燕，微疏的的萤。
故园烟草色，仍近五门青。
——李商隐《细雨》
潇潇十日雨，稳送祝融归。
燕子经年别，梧桐昨梦非。
一凉恩到骨，四壁事多违。
衮衮繁华地，西风吹客衣。
——陈与义《雨》
前两首为唐诗，后一首为宋诗。缪钺先生在《论宋诗》一文中，就拿陈与义的《雨》与李商隐的《细雨》作对比，以此来说明宋诗的风格。这是一个很独到的眼光。
可以看见，上面所列的三首诗中，前面两首在风格上并无太大的不同，都是情景一体，从字面看，景写得漂亮好看，情也表达得恰如其分。把两诗的作者名字换过来，你不会觉得有何不安之处。
但陈与义这首则不同。写这首诗的时候，陈与义正滞居京城，等待任命，心情苦闷，遂有斯作。这首五律的写法，与杜甫、李商隐的诗是不一样的，它起句平平，但第二句就出新意，“稳送祝融归”，祝融是火神，雨灭火，意为送走夏日，如此表述令人眼前一亮。“燕子经年别”是在怀旧，“梧桐昨梦非”说迟暮之感，都是诗人自诉心曲。第二联就突出情感，节奏很快，不像唐诗那般步伐雍容—前两首唐诗，到第二联了仍在优哉游哉地写景，个人情感隐而不发。
第三联是陈诗亮点。“一凉恩到骨”，“恩”字极其醒目，且属于反语正说—凉意袭人，诗人却说这是“恩”。这种表述，逼得你不得不停下来咀嚼作者的用意。
末联的意思，与“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相同，说自己在京师这样繁华的地方，生活窘迫，等待的又是不能确定的命运，何去何从，实在怅惘。
陈与义这首《雨》是很典型的宋诗面目，它不漂亮，不好看，粗粗读来，不能引起你的遐想，甚至有些怪异。例如“一凉恩到骨”这种句子，第一眼看去，不会感到舒服，然而它却意蕴深长，值得你去沉潜玩索。
很难说这三首关于雨的作品孰优孰劣。不过从表达手段看，陈与义诗无疑令人耳目一新，让你很容易把他这首诗与其他同题作品区别开来。
追求瘦劲的好处是可以使人裁去思想方面的枝叶，从而直探主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宋诗的节奏往往很快，这在诗的首句就体现出来了。
唐人写诗，首联大抵以景语起兴，或将一二情感字词羼入，定下全诗基调，这种表述的步伐相对显得缓慢一些：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张九龄《望月怀远》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杜甫《登高》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杜甫《曲江》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
——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
——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李商隐《安定城楼》
露如微霰下前池，风过回塘万竹悲。
——李商隐《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
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唐诗的精彩之处，往往不在首联，这是可以肯定的。当然，这只是就大体的形势而言，毕竟任何一个议论都会有例外。在唐人作品中，也有首联就摄人心神之作，比如李商隐这首《辛未七夕》，可谓开头就有破空而来之势：
恐是仙家好别离。故教迢递作佳期。
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
清漏渐移相望久，微云未接过来迟。
岂能无意酬乌鹊，惟与蜘蛛乞巧丝。
近世学人黄侃评价李商隐此作说：“此诗纯以气势取胜。首二句作疑词。三、四句申言致疑之理。五、六与首句‘好’字、次句‘故’字相应。七、八句言佳会果然，则当酬鹊桥之力。今但与蜘蛛以巧，是知佳会之稀，本缘仙意，仍与首二句相应。用意之高，制格之密，即玉谿集中，亦罕见其比也。”
黄侃此论精妙，可谓是善诗者的当行本色。不过，正如黄侃所说，在李商隐的诗集中，节奏类似于《辛未七夕》的诗很少，更多的是像《安定城楼》般节奏舒缓之作。
在宋人的诗集里，则有了不同的局面。大概宋人认为，诗的首联，无论写景，还是叙事，抑或是议论，都须响亮、振人心神。因而宋诗的开头，往往与从容的唐诗不同：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
——王令《暑旱苦热》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
——苏轼《有美堂暴雨》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
——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其一）
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
——陈师道《绝句四首》（其四）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陆游《书愤五首》（其一）
浮生四十九俱非，楼上行藏与愿违。
——范成大《乙未元日用前韵书怀，今年五十矣》
已是穷侵骨，何期早丧身。
——翁卷《哭徐山民》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文天祥《过零丁洋》
这些宋诗的首联，急促有力，情感节奏很快。就像一个人唱歌，一上来就飙高音，下面怎样接下去，是一大考验。在这种情况下，诗家必须谋求更多的变化。这个思想，其实与韩信的背水一战相似：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们且来细看下面两首宋诗的表述。第一首：
贫贱侵凌富贵骄。功名无复在刍荛。
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
——王安石《韩信》
王安石的七绝冠绝两宋，这首诗开头就不事任何铺垫，前两句是说：人们常常是看见贫贱之人就去侵凌之，自己富贵了则更表现得骄横，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有才华但居于社会下层的人，就很难取得功名了。韩信出身贫寒然而能扬名于世，可见其人必有不寻常之处。
这样的节奏，是相当单刀直入、开门见山的。“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是赞扬韩信的这个举动：陈余因为不采纳手下李左车的建议，被韩信打败，韩信得胜后，立即派人去找李左车，找来李左车不是要杀他，而是要拜他为师。这两句是说，像韩信拜败军之将为老师这种事情，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王安石这是在讥讽宋代的风气，还是在感慨历史，我们无从得知，但此诗无疑是令人掩卷深思之作——真正的好学之士，需要切实突破身份、地位等因素之遮蔽，从这一点看，好学之士是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的。
下面这首诗，是苏轼晚年从海南北归时的作品：
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
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其二）
这首七绝，也是节奏极快的，开头就直书心事：我本来以为自己将要死在海南这个荒凉之地了，没想到皇帝还会记得我这个被弃用了多年的人。这样的起笔，就已有了无限苍凉之感。最后两句，近于一种无话可说的状态，但又似乎说尽了千百句话：终于，诗人离开了海南，然而他已是一个垂暮多病之人，此刻中原在望，心中的感觉是兴奋、厌倦、平静，抑或是恐惧？不得而知，但仿佛是全部都有了。
宋诗的瘦劲之风，背后是一种反对“肥辞瘠义”的思想。读宋诗，我们似乎可以想见诗人下笔写诗时的意念是“废话少说”。说到底，这其实不是技巧层面的内容，而是修身立人的思想了。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宋诗的瘦劲风格，与孔子这句话可谓消息暗通，宋人骨子里是在追求并接近孔子所提倡的“仁”字。
大哉瘦之道！
朴拙之美
如果说瘦劲是宋诗的“道”，那么这个“道”有一个很独特的外在特征，那就是“朴拙”。和“瘦劲”一样，“朴拙”这两个字也一点都不玄虚，我们可以从宋人的作品得到非常具体而微的感受。
宋诗的朴拙，首先就体现在音律上。
律诗是近体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宋风会的一个不同是，在唐代的名家里，有些是以古体成名的，比如李贺，就不怎么写近体诗；而在宋代名家中，几乎没有写不好近体诗尤其是律诗的。
在律诗写作上，宋人有一个明显的喜好：创作拗律。拗律的平仄，与常规的律诗不同，它们大多是故意出律的作品，但中二联会对仗，这点符合律诗的要求。唐代已有拗律，譬如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从格律上看，一半是古风一半是律诗。不过，唐人的拗律不算多。比如，律句“仄仄平平仄仄平”这个格式，在实际的写作中用成“仄仄平平平仄平”是不算出律的，但在李商隐的诗集里，其律诗的格律非常严谨，即使是“仄仄平平平仄平”这种宽格也很少用。李商隐对待律诗的这种态度，是唐人的主流。
宋人是把拗律当一回事去写的，他们的这番心情，或许跟杜甫当年用写古风的严肃态度去写七律一样。本书《宋格最高典范》一章所谈的黄庭坚诗《汴岸置酒赠黄十七》，就是非常具有“宋人特色”的拗律。
细看宋人的集子就可以发现，他们并不避忌打破格律范式：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
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
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
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苏轼《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第四句“船”字应仄而平，第五至第八句都不符合七律的格律。
中年畏病不举酒，孤负东来数百觞。
唤客煎茶山店远，看人获稻午风凉。
但知家里俱无恙，不用书来细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