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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盘携手上，至今犹梦绕羊肠。
——黄庭坚《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首句五六字应平而仄，第二句并未补救。
洞庭之东江水西。帘旌不动夕阳迟。
登临吴蜀横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时。
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
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沧波无限悲。
——陈与义《登岳阳楼二首》（其一），首句“庭”字应仄而平。
当你遇到上面这些格律不规整的诗时，如果使用保留有入声的方言（例如粤语、闽南话等），根据“平声长、仄声短”的方法去吟诵，你将会有一种奇特的感觉，那就是它们不会让你读得太平顺，且不时地给你制造一些“障碍”。
由于唐人律诗的格律大体规整，吟诵的时候节奏会很恒定，此时你的感觉就如同走在一条很长而且很平坦的路上。读宋人的律诗则不然，你的感觉可能是走在这样一条路上：有时很平坦，有时又非常陡峭，你不得不稍作停顿，重新调整力气才能攀爬过去。
除了音律的崎岖，宋诗的朴拙还体现在它们往往有一些极其质实的表述：
倦童疲马放松门。自把长筇倚石根。
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
鼠摇岑寂声随起，鸦矫荒寒影对翻。
当此不知谁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
——王安石《登宝公塔》
第四句的“暝”字是仄声，读mìng。在第三联里，鼠动鸦飞，可谓庸常之境，然而王安石并没有轻视它，而是将之写得兴味盎然。可见朴实与厚味，是并不相悖的。
近世学者、诗人黄节，宗仰宋诗，写诗取法陈师道，其作品造诣极深：
十年北地无霖雨，甲戌秋阴不肯晴。
阅世残人支病骨，殷闾家狗乱深更。
泥涂绝险输归载，江海昏沉垫我萌。
一念未完今日事，灯前还对顾忠清。
——黄节《秋霖》
从风格上看，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宋诗”，其朴拙之美不减宋贤。此诗写于1934年，为黄节的晚年绝唱。首联写北方十年无霖雨，如今却长时间不晴。次联的“殷”读yǐn，是“震动”的意思——李白“熊咆龙吟殷岩泉”的“殷”字，也读这个音。黄节这里是说，自己久历风霜，多病不寐，夜深强起，闾巷的犬吠声清晰地传进耳朵里。
犬吠闾里，是一种很难有诗意的情景——因其太庸常，而且前人也写得太多。然而“殷闾家狗乱深更”这一句，堪称此诗最有味道之语。在不晴的天气里，诗人深夜不眠，独听闾巷犬吠——时势、心情等元素，都包含在里面了。
第三联说人病思乡，归家之路却险阻难通，而各地的水灾纷纷吞噬无辜百姓（“萌”通“氓”，义与“民”同）。此诗最后一联谈到自己的心事，说如今风烛残年，如果还有什么未了的心事，那就是笺注顾炎武的诗了。“忠清”是顾炎武早年的字，明亡后弃用。顾炎武拒绝仕清，气节凛然。黄节在中国外患日渐加重的环境中，在北大向学生讲述顾炎武其人其诗，自有深意。
这首诗的声调并不高亮，里面的情景也很普通，但字字质实，尽洗浮华，反而收获一种如打铁般铿然作响的劲力。黄节的高远心志、忧世之情，隐耀其中，令人感佩。此之谓学宋有得者。
庄重而能飞扬
严羽说宋人“以文字为诗”，对宋诗的这种面目不以为然。关于这个“以文字为诗”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历来说者甚多，至今没有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把诗写得像散文，即可目为“以文字为诗”：
公独未知其趣尔，臣今时复一中之。
——苏轼《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以诗戏之》
前生自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
——苏轼《答周循州》
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
——黄庭坚《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
以上都是以文字为诗的例子，读起这些句子来感觉像在读散文，然而它们是诗句。这种做法，亦是其来有自的。在唐人作品里，并不缺少以文字为诗的杰作，古体诗更为常见，如韩愈的《山石》、李商隐的《韩碑》，都似乎是押韵的散文。其实即使是在近体诗里，唐人亦有将诗散文化处理的例子：
伊人卜筑自幽深。桂巷杉篱不可寻。
柱上雕虫对书字，槽中瘦马仰听琴。
求之流辈岂易得，行矣关山方独吟。
赊取松醪一斗酒，与君相伴洒烦襟。
——李商隐《复至裴明府所居》
李商隐的这首七律，第三联就是典型散文化的诗句。可见以文字为诗这一做法，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唐人早已有之，宋人只不过是将之发扬光大而已。
关于苏轼的诗句“前生自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在“民国”时还引发了一个故事。陈寅恪先生为投考清华大学的考生出国文试题，里面有一个对对子的题目，陈先生出了上联“孙行者”，要求学生对出下联，用意是希望考生能够对出“胡适之”。陈先生出这个上联的灵感，就源于苏轼这两句诗。
后人掇拾严羽的唾余，往往以典故多、句子偏散文化这些特点来贬抑宋诗。这种责难实在很无理。用典使事，益处甚多，一来可积累对人物事迹、典章制度的认识；二来若是使用得当，则可以令诗的意味更加悠远。黄庭坚的名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从字面看，即使不察其典故，也不妨碍理解它，但若知道里面的典故，这首诗在你心中的分量，肯定会增重一分。高明的作者，往往都有这种手笔。
至于诗句偏散文化，恰恰是宋诗的宝贵之处，因为散文句法能够让诗拥有更多的变化，为诗平添一股苍劲之气。宋诗固然有追求朴拙的审美趋向，但宋人何尝丢了诗的“鸢飞鱼跃”之美呢？这二者是不矛盾的——朴拙并不等同于笨拙。其实只要我们稍稍细读宋人作品，就知道宋诗既具备庄重之质，又不丢失飞扬灵动之妙。譬如黄庭坚的作品最能说明宋诗的特色，在他的诗里，即便是在表达一些沉重的情感，也写得矫健有力：
万里相看忘逆旅，三声清泪落离觞。
朝云往日攀天梦，夜雨何时对榻凉。
急雪脊令相并影，惊风鸿雁不成行。
归舟天际常回首，从此频书慰断肠。
——黄庭坚《和答元明黔南赠别》
绍圣二年（1095），黄庭坚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他的长兄黄大临（字元明）陪他跋山涉水到贬所，这首诗是分别时黄庭坚写给黄大临的。
且看看此诗用词的来历。“三声清泪”出自古乐府《巴东三峡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朝云句借襄王神女事，指黄氏兄弟昔日的雄心壮志。
韦应物《雨中招张司业宿》：“能来同宿否，听雨对床眠。”夜雨对榻，指兄弟朋友在悠闲的心境下畅谈——黄庭坚是说，壮志不遂，但求退隐于家，与兄夜雨对榻谈诗论学。
“脊令（音líng）”出自《诗经·小雅》：“脊令在原，兄弟急难。”“鸿雁不成行”出自《礼记·王制》：“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脊令鸟、雁行，都喻指兄弟。黄庭坚是说，急雪惊风之下，兄弟两人各为生存而奔忙。末联写兄长在归舟上频繁回首，希望他回去后，能常常互通书信以慰伤心。
此诗与《寄黄几复》一样，字字有来历，字字不艰涩。它与苏轼《过永乐文长老已卒》的不同之处在于，苏诗结句更悠远，黄诗则藏味于中二联的典故。从写法上看，黄庭坚这首诗与唐调七律有所不同：一是它的典故更密集，看似不经意的一两个字，都可能有来历；二是唐调七律往往像摆开了严整的战阵来打仗，讲究排兵布阵，迥异于日常的说话，而黄庭坚这首诗则没有辛苦安排的痕迹，似乎是诗人随兴而说的一番话，只不过这番话刚好是有韵的而已，这种艺术效果，也是从散文那里得到滋润而成的。
再看黄庭坚的这首《书磨崖碑后》：
春风吹船着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浯溪在湖南祁阳，起笔直书事情）
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前半生只看到此碑墨拓本，如今亲手接触，双鬓已白）
明皇不作包桑计，颠倒四海由禄儿。（点出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
九庙不守乘舆西，万官已作乌择栖。（唐玄宗与文武百官仓皇逃难窘状）
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抚军监国是太子本分之事，太子却在乱中袭取皇位）
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局蹐还京师。（安史之乱能平定，是天赐的好运，玄宗成了太上皇）
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写肃宗皇后和李辅国的骄横）
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玄宗被李辅国幽囚在南内宫中，忠臣高力士被逐）
臣结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元结和杜甫均有反映民生多艰、哀痛玄宗失位的作品）
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世人不懂元、杜深意，只知道欣赏他们的绝妙文辞）
同来野僧六七辈，亦有文士相追随。（从历史回到现实，写同去观碑者）
断崖苍藓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冒雨对碑，寂寞肃立，忧心宋室重演唐朝悲剧）
陈衍认为，宋诗的精华在近体诗，不在古体诗。这个观点只宜作为陈衍的一家之言，难以成为公论，因为宋代诗人擅长古体的并不少，即便是以七绝名世的王安石，其七古也颇多可观之作。这首七古《书磨崖碑后》，取自精擅近体诗的黄庭坚的诗集中，其水平绝不输于唐代的任何一首七古大手笔。
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亲历大乱的元结，写下一篇《大唐中兴颂》，并请颜真卿写成楷书刻于浯溪边的石崖上，史称磨崖碑。黄庭坚晚年登崖观碑，写下此诗。这是重大题材，一般以古风呈现。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都是如此。
这首七古取法李商隐的《韩碑》而不逊于《韩碑》。它大量使用散文句法（如“臣结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表意层次分明，每句都干净利落，无冗字，不拖沓。诗中展现的深见卓识，令人扼腕——崇宁年间，徽宗起用蔡京等人，党狱重起，国势日颓。忧患之中，黄庭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不过，冻雨没有洗去前朝悲。这首诗问世后二十余年，金兵攻破汴京，北宋灭亡。
关于这首诗，陈衍在《宋诗精华录》里点评说：“音节甚佳，而议论未是。”对此，陈寅恪先生说：“此诗议论甚是，造语亦妙，何止‘音节佳’也！石遗以易安居士《浯溪碑诗》议论不合，弃而不录，同一误解。”是为公允之论。
感谢宋人，为我们留下这么多瑰宝，为后世开如此多法门。宋诗及其背后的精神，将继续滋润国人。
读经何为？不如学诗
圣贤不是靠背诵造就的
“读经”这个话题，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频频引起人们的关注。
讨论的要点，仍在台湾某教授所倡导的儿童读经运动。这个运动，已经在大陆运行多年，信从者众，这种教育主张少年儿童多背诵经典书籍，即使孩子一时不能理解，也不要紧，只要背下去，长大后会有理解的时候；在读经学堂里，教师只负责带领儿童背诵书籍，不讲解；那些能背诵三十万字的少年，可以进入他们最高级别的书院求学……
根据主事者的自述，这种读经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圣贤。
这个说法，可谓从一开始就错了。如果有一个人，他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却开了一个足球培训班，然后告诉世人说“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世界冠军”，这话听上去口气很大，但从道理上来说，是可以相信的。因为“世界冠军”是一种荣誉，属于“利”方面的内容，与德行无关，而且想要获得冠军，必须通过比赛，而足球比赛是团体合作，不需要施教者上场，所以即使教练不会踢球，也能教出好的弟子。在现实中，也确实有不少踢球不好的人成了顶级教练。
不过，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读书多，但不懂诗词格律，却开了一个培训班，宣称要培养诗人，写近体诗。对于这句话，可千万不能相信。这是因为，“诗人”两个字，包含了人的品格、作诗技巧等因素，属于“义”方面的内容。要想培养出诗人，施教者必须自己首先是诗人，不然，即使让学生把唐宋名家的诗集全部背诵下来，也学不会写诗，更别说成为诗人了。这种例子实在不胜枚举，譬如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不少从业者写起论文来洋洋洒洒，却连一首文从字顺的律诗也写不出。
儒门的教育也跟诗人的培养一样，都属于“义”方面的内容。从本质上说，儒学是实践性的学问。一个人要称得上“儒者”，必须做到言与行相合无间。《论语》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赞扬子路勇于实践，因为子路知道了一个道理，若是未能躬行，就唯恐再听闻另一个道理。在《论语》里，类似的表述还有许多，比如：“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又如孔子的这个慨叹：“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都说明，儒者必须在实际言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