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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贵国全权二字相同”，但璞鼎查对此不以为然。[167]
两江总督牛鉴因英军攻克镇江，兵临南京城下，未请旨批准便擅发照会给璞鼎查。但此类阐述义理并无实际允诺的照会并不为英方看重，反被逼迫交纳赎城金300万元。具有守城职责的牛鉴于8月4日、5日一口气向英方发了6道照会，允先交30万，续交30万，并请英军后撤。不愿讨价还价的璞鼎查于5日布告，称清方不愿赎城，将立即进攻南京！[168]
此时的牛鉴五中如焚，派弁疾奔无锡，请耆英、伊里布速来南京以解倒悬；6日又再次照会璞鼎查，其中有一段妙文：
此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带兵大员，不敢具奏，就是扬威将军，亦不敢奏请……本部堂将仪征所贴告示内四条，三次冒死据寔陈奏，幸邀皇上允准，特命耆将军、伊中堂专办和好通商之事……乃正在讲和之际，贵国大帮兵船忽然来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启兵端，试问贵国信在何处？义在何处？[169]（重点为引者所标）
按照牛鉴的逻辑，和谈的局面是他“三次冒死据寔陈奏”促成的（尽管在档案中找不到“三次”的证据），英方不念及此情反发兵攻其驻守的南京，这种大水直冲龙王庙的行径，真是太不讲信义了。
就在张喜到达的当夜三更，牛鉴的差弁闯至耆英的座船。耆、伊商量后，决定派刚刚到达的张喜先行。临行前，耆英送来了五品顶戴，并对张喜保证：“我必奏明，断不至如前次白戴虚顶。”[170]而一年前，伊里布给的是六品顶戴。
8月7日中午，张喜赶到牛鉴的衙署，只见他为英军放风当日攻城而急得团团转。颇有一些西洋知识的张喜一掐算，当日是星期天，该是基督徒作礼拜的日子，连忙安慰牛鉴。将信将疑的牛鉴问清伊里布的行程，急忙再给英方发去一照会，告诉伊里布明日到达，想用伊里布善待战俘的名声，来阻止英军攻城的炮声。[171]
伊里布于8月8日到达南京，即派张喜前往英舰。
自1842年5月伊里布派陈志刚前往乍浦开始，中英交涉已近3个月。从现存的双方照会内容来看，似乎一直未能沟通。这一方面是英方翻译官的汉语水准问题，使英方文件往往辞不达意；另一方面是清方官员害怕留下把柄不愿在照会上写清其意，许多重要信息由送信的兵弁口头转述，而这些少有文化的武职，显得难胜此责。头脑及口齿皆极伶俐的张喜，一登场便是风光不同。他撰写的《抚夷日记》，又是关于南京条约谈判最详尽、最生动的中文记述，以致在美国的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邓嗣禹先生专门将之翻译成英文发表。[172]
张喜带去的伊里布照会，并无新鲜内容。马儒翰阅后劈头责问：“俱系空话，于事何益？”但英方深知张喜为伊里布亲信，于是双方的谈话也就“由辰至酉”（即早晨7—9时至下午5—7时），璞鼎查、马儒翰、罗伯聃皆在场。会谈的细节可见于张喜的《抚夷日记》，其于辩论进行于嬉笑怒骂之中而大放异彩。戏剧性的场面频频出现，张喜的言辞机锋不逊于苏秦、张仪。但是，越是完美的记录，越是让历史学家怀疑其掺入了多少自吹自擂的水分。[173]
据张喜称，他临别时曾向英方索要“回文”，英方称当日来不及拟就，让次日派人来取。当天晚上，张喜回到南京城时，车马俱绝，伊、牛“皆无定议”。第二天，8月9日，伊里布派弁去取回文，而牛鉴又将许诺赎城的金额从60万升至100万。[174]
伊、牛派出的差弁当日未归，8月10日深更返回时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英军将于明日攻城。[175]南京城内顿时乱成一片。伊、牛急命张喜再去交涉，而张喜“惟恐往返空谈，不能济事”，便不肯从命，坚请另派干员。或许张喜的这一举动使伊、牛完全顺服。伊里布交给张喜两份照会。第一份具衔为：
钦差大臣头品顶戴花翎前阁部堂署乍浦都统红带子伊。
第二份明确承诺：
所有烟价、马头及平行各条，均可酌商定议，写立合同。
与此两道照会同时发出的，还有道光帝允其“便宜行事”的上谕。[176]
从伊里布的头衔来看，钦差大臣、头品顶戴并无其事，尽管耆英后于8月15日出奏而道光帝20日批准“暂戴头品顶戴”；他的实职仍是四品顶戴署理乍浦副都统，他却省去了“副”字。可这还算是小事。他发给璞鼎查的那道上谕，是从道光帝两道谕令的文字拼凑的，其中一些意思是上谕中没有的！[177]
牛鉴也派人送去一份照会，内称：“一切不尽之言，均由该委员面叙。”又据张喜称，他让人“面叙”的，是“许给赎城金三百万”！[178]
这一夜，南京城内的官员恐怕都不能入眠。张喜一行于8月11日丑时（1—3时）出城，寅时（3—5时）到达江面，匆匆赶至璞鼎查的座舰。看来伊里布的照会终于符合了英方的要求，同意进行谈判；而璞鼎查给牛鉴的照会有如一颗定心丸：“赎城之说，自可置之不议。”[179]
张喜回到南京时，耆英已经到达。根据与英方的约定，8月12日，耆英、伊里布派张喜、塔芬布（耆从盛京带来的佐领）前往英舰谈判。耆、伊的照会称：
兹公同派遣委员张士淳（即张喜）、塔芬布前来，面为熟商一切，不难早定，所有本大臣等讲话通商之意，张士淳等必能代达也。[180]
由此，一名并非朝廷命官“暂戴”五品顶戴的家仆，充当了一个大国在重大事件中的进行外交谈判的正式代表！
璞鼎查见此，即命其秘书麻恭少校和中文翻译马儒翰为英方谈判代表。[181]根据马儒翰的提议，因天气太热（8月中旬火城南京之炎热可以想见），谈判地点于当日中午移至南京城外下关一带的静海寺。
张喜身为谈判代表，而在下令打扫寺院、布置场所、派定迎候人员、及时向城内大宪通报情况、甚至召集地保通知居民不必见这些隆鼻凹眼的夷人而惊慌逃难诸事务上，大有麻利、干脆之优长，真显其家仆本色，但待到麻恭、马儒翰等人到静海寺投帖、迎见、坐定，结束一整套礼仪程式后，他似乎只成了一名听客。马儒翰将议和条件逐条讲解完毕，恐张喜记忆不清，便展开纸笔，详细开载，并十分具体地叮嘱张喜：一、清方将英方条件再抄录一遍，若有异议将意见写在清方的抄件上；二、第二天中午继续谈判，届时张喜须带来钦差大臣对议和条件的意见和道光帝“便宜行事”谕旨的原件。
马儒翰开列的英方条件共有八项，内容包括赔款、割地、五口通商、废除行商、平行外交等。[182]这些都是张喜闻所未闻或知之不详的政府公务。而在张喜的日记中，英方的条件似乎仅仅是赔款3000万元（他大约也只能看懂这一条），于是，又拿出家仆的本事，大为杀价，使之降为2100万元。[183]可我们在英方记载中找不到相应的减价900万元的情节。
谈判结束后，张喜回去复命。耆英请其在后庭设座这一优礼使之受宠若惊。他详细回明谈判情况后，将英方要求“三大纸”交给耆、伊、牛。哪知三大宪看都不看，转给幕宾，而幕宾略观数行，便称“窒碍难行”，便束之高阁。
8月13日，耆英等再派张喜去谈判，但对英方的要求并无正式的答复。张喜索要英方要求“三大纸”，以便退还英方，哪知幕宾出门拜客未归。空着两手的张喜，忐忑不安地前往静海寺。与之同行的，不仅有塔芬布，还有牛鉴、伊里布派出的五人。这些末微小吏平时只是在官厅中传话端茶，此次派往折冲樽俎，为的是将来上奏时可以保举。
这一天的谈判情况可想而知。尽管张喜诡称英方条件由钦差大臣们正在“逐条斟酌”、圣旨原件送往扬威将军处，但英方大怒，指责清方无心讲和，欲调寿春镇兵前来开战。在英方的紧逼下，张喜露出了原形：
我们往来传话，有话只管说明，我们亦好回禀钦差大臣……[184]
这位清朝的正式代表，内心中仍自我认同为“往来传话”的差弁。又据张喜的日记，马儒翰与麻恭商议后，在谈判结束时宣布：
候至天明为度，天明若无回信，即便开炮。[185]
这无疑是最后通牒。
张喜将此决裂情况回禀耆、伊、牛，三大宪惊骇失色，立即找来幕宾，检出英方的条件，决定“一概允准”，仅对付款期限及款项付清前英军占领舟山、招宝山、鼓浪屿三处表示异议，要求再议。[186]
事情就这么简单。原本很复杂的事情，一晚上就全结束了。
当天晚上，两江总督衙署内幕宾们很是忙碌了一番。子时（11—1时），张喜匆匆出城，丑时（1—3时）赶至江口，寅时（3—5）来到英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赶在“天明”之前。英方收到了耆、伊、牛出具的同意英方要求的照会，收到了道光帝授权耆、伊“便宜行事”的圣旨（天晓得是如何伪造的），收到了牛鉴说明寿春镇兵调动是在议和之前的照会，收到了牛鉴撤回寿春镇兵的命令（标明800里加急），收到了道光帝命牛鉴与英为“妥办”的圣旨。[187]此外，张喜还带来一个口信，钦差大臣另委大员在静海寺等候“议事”。[188]
此后进行的谈判，风平浪静。
8月14日上午，原吉林副都统、四等侍卫咸龄和署江宁布政使、江苏按察黄恩彤，与英方代表麻恭、马儒翰重开谈判。先前的那位主角张喜此时只是在一旁伫立，未敢发言。[189]8月15日，谈判继续进行。耆英等人的照会又让一步，不再提付款期限，只要求英方在五口开放后退还舟山、招宝山和鼓浪屿。[190]这一要求并未被接受。盎格鲁撒克逊人不这么看问题。既然清方同意赔款，未付部分就是债务，是债务就得有抵押！不过，他们也象征性地让了一步，将驻军三处改为两处，去掉了不宜防守的镇海城外的招宝山。
可是，与谈判桌上的平静相反，谈判场外小有风波。8月15日，英方代表送来璞鼎查致牛鉴的照会，开头便称：
至云开仗等语，恐系口传不明，以致听有错误。[191]
这等于说，所谓最后通牒只是张喜的虚张而已。
我们不知道璞鼎查究竟是不明实情还是故意说谎，但可以肯定，张喜是清白的。这一方面是张喜不懂英语，同行的还有塔芬布等6人，根本做不了手脚。另一方面参加谈判的英海军军官利洛（Grannille G. Loch）在回忆录中亦称：
麻恭少校对本日（13日）的会见极为不满……遂愤而退，临行时说，假如全权大臣不能于明日黎明前将全权委任状交予总司令，英方明早开炮轰击……[192]
可是，耆英等人看到璞鼎查的照会如同吞了苍蝇。作为直接结果，伊里布通知张喜退出谈判，而未说明原因。直到英军退出长江，伊里布解释道，耆英让其避让，是因其“面色甚厉，惟恐偾事”，张喜当即反驳，称耆英出于妒嫉：
怕喜成功，即是怕中堂（伊里布）成功；中堂成功，岂不盖了耆将军的面子？[193]
张喜的反应是直接的。他习惯于将一切与功过名利相联系，将奴才与主子相联系。小人之心，小人之言，由此可见其可畏之处。
张喜由核心退至圈外，谈判本身也进入尾声，我们可列一时间表：
8月16日，英方据前两天会谈情况，拟就条约草案。
17日，英方将条约草案交予清方。[194]
19日，双方再次会谈。咸龄、黄恩彤听取英方对条约的说明，表示接受。
20日，耆英、伊里布、牛鉴登上英旗舰皋华丽号，作礼节性拜访。
24日，璞鼎查一行至静海寺，作礼节性回拜。
26日，也是最关键一日，璞鼎查等人进入南京城，至上江县考棚，正式交付条约文本，即双方作最后决定。耆英等人虽有抱怨言辞，但表示接受条约。在场一英军军官写道：
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的条约中的字句和语法，中国的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195]
为了使英军赶紧离开，耆英还提议立即签字，但英方拒绝了。他们不想如此匆忙，而要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来庆贺他们的胜利。
这样，南京方面的一切都已经摆平，问题仅剩下另一端——北京。
耆英到达南京后，于8月13日、14日、17日、26日四次向道光帝报告谈判情况。[196]而展读这些奏折，与其说是请旨，不若说是婉言传达英方的胁令。8月22日，道光帝收到耆英17日的奏折，朱批曰：
何至受此逼迫，忿恨难言！[197]
8月31日，道光帝收到耆英26日的奏折，下旨曰：
览奏忿懑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至如此？于万无可奈之处，一切不能不允所请者，诚以数百万民命所关，其利害且不止江、浙等省，故强为遏制，各条均照议办理。[198]
这一条谕旨于9月7日才到达南京。但在此之前，8月29日，南京江面的英舰皋华丽号上，耆英、伊里布已在条约上盖用关防并亲笔画押了。
条约签订了。
南京保全了。
英军退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