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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详见上节）。由耆英主持的第一回 合的求和活动只得匆匆收场。
可是，送往乍浦的英俘却找不到接收者，伊里布后将之送往英军占领的镇海招宝山。尽管道光帝已明令停止“羁縻”活动，但伊里布仍不死心，让英俘带去了一份照会：“所议之事，不难商定，须俟大局议有成规，自当会同扬威将军与刘抚台奏明大皇帝，再定章程。”这是针对英方先批准条件再谈判的反建议，而对谈判人选资格并无回答。他还要求英方给予“回文”，以便早开谈判。[134]毫不奇怪，正忙于进攻吴淞的英方对伊里布的照会并不感兴趣，畏惧圣怒的浙江官员也不敢及时上报真情。[135]只有被释放的英俘在此中占了点便宜。由于英方释放清军战俘时每名给银3元，清方释放英军战俘时显得颇有“天朝”的大度，“黑夷”（印度兵）每名15元，“白夷”每名30元。
1842年5月25日道光帝旨令耆英南下广州，时在乍浦失陷的7天之后，可他尚未知前线的战况；第二天，5月26日，耆英报告乍浦失守的奏折递至其案前，面对英军的凶焰，旨意开始动摇。
6月4日，道光帝收到耆英谎报“羁縻”情况的奏折，下令耆“暂缓起程”，留在杭州协助防守。[136]
6月5日，他根据奕经的提议，责成耆英专办“羁縻”事宜。[137]
6月9日，他收到奕经进呈的伊里布、郭富第一次照会（奕经也不敢上报英方第二次照会），授伊里布四品顶戴，署理乍浦副都统，在杭州或嘉兴“驻扎弹压”。[138]
耆英在南下广州途中，于6月14日收到6月4日的上谕，连夜往回赶，4天后回到杭州。他与奕经商议后，于6月19日分别上奏。耆英使用了曲笔，称若英方提议与他（或伊里布）面谈，“自应准其所请”。[139]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请求批准直接谈判。奕经说得更明白些，伊里布“查明何处紧要，即在何处就近办理一切”。[140]也就是说，放手伊里布自我选择与英方的交涉地点，而不必顾及其新任的地方职务。
耆、奕的奏折表明，他们打算比道光帝批准的范围走得更远，这因为他们已经隐隐听到吴淞的炮声；而这两份奏折到京之日（6月25日），恰逢道光帝为吴淞、宝山的战败而生怒，在耆英的奏折上朱批“不可”，对奕经更是下令进攻，乘英军主力在江苏之机，“多方牵制，当可得手”。[141]
我在第三章 中已经提到，清朝当时最快的通信速度是“六百里加急”，由此而从杭州到北京打个来回，最少也需要12天。前方军情之紧急已不容耆、伊坐待谕旨，而耆、伊也利用这段时间抢先行动，由杭州而嘉兴而王江径而江苏昆山，一路尾追英军讲和。
6月20日，英海、陆军司令在上海收到伊里布请求“戢兵”的照会（具体发照时间不详，当在耆、奕19日上奏之前），当即复照，再次重复先前提出的停战谈判两项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英方虽祝贺伊里布新任职务，但又强调了“钦派大臣”的条件，也就是否认了伊里布的谈判资格。[142]
耆英看到英方的复照，自以为自己“钦差大臣”的身份符合英方的条件，亲自出马，与伊里布联衔复照，主动提议在浙江镇海或江苏松江，与英方会谈。[143]耆英的这一做法与其在奏折中的说法恰好相反。
耆英的照会于6月27日送至英方，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也恰于此日由香港赶至吴淞。此时，英援军大批开到，准备上驶扬子江，根本无意于谈判。璞鼎查当日复照，表示不能停战，因为耆英未有“钦赐全权”。[144]
在“天朝”的历史上，对外交涉本是大皇帝的专权，任何臣子都不得擅专，即所谓“人臣无外交”。因而当时根本不可能有“全权”的职差，恐怕当时人连“全权”的概念都没有。耆英头一回出阵便遭当头棒喝，而伊里布仍不罢休，于7月4日再次照会璞鼎查，宣称自己和耆英是“大皇帝特派来善议大臣”，准备在苏州“候讲善定事宜”。[145]可这份照会送往吴淞时，英军已连樯溯流开赴镇江了。
更大的打击，来自于北京。
就在耆英、伊里布为璞鼎查所拒时，前引耆英的奏折也已批回，“不可”二字抽去了他前进的桥板。7月3日，道光帝看到耆英报告准备与英方约定地点面谈时，下旨：“不可与之会晤”，“只可令陈志刚等持书前去”，“如复书有分外要求万难应许事件，即与牛鉴一意防守”。[146]7月9日，他又收到耆英报告璞鼎查不肯谈判的奏折，又下旨：
若再事羁縻，不特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著（耆英、伊里布）与牛鉴、程矞采（江苏巡抚）专意剿办，无稍游移。[147]（重点为引者所标）
两江总督牛鉴见道光帝此时仍欲相战，直言上奏，要求道光帝效法乾隆帝征缅不克降诏罢兵并允朝贡之先例，对英“羁縻”办理。道光帝看到这份教训他的奏折，怒火中烧，认定老奸巨滑的伊里布是这批求和官员的主谋，于7月14日下旨让伊回乍浦赴任，耆英留在江苏会同牛鉴防剿。[148]
上一次道光帝命耆英离浙，几天后便收回成命；这一次命伊里布离苏，可一天后便圣心游移了。
1842年7月15日，道光帝收到耆英一折，随奏附呈的文件引起其兴趣，全文为：
大英国大元帅吴夏密谕尔吴淞口居民知悉。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致经五载。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只因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因我主发员叩阙杀尽奸徒，非干尔百姓，毋得惊慌乱窜，仍可安居耕种勿惧。倘我黑鬼私行横掠，尔众民便可杀之，无以为罪。十日内本帅整顿三军，再叩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百姓其勿扰。特示。[149]（重点为引者所标）
据耆英的奏折，这份文件于宝山县城外粘贴，但我们今天可以肯定它是伪造的，尽管还不知道伪造者是谁。[150]璞鼎查在吴淞两次发布文告，但内容和文字与此完全不同。[151]就这份文件本身而言，“大元帅”一词为英方所不用，“吴夏密”实不知为何人，更明显的证据是，英方绝对不会将自己麾下的印度籍士兵称为“黑鬼”。
按照耆英的分析，这份文件表明英方“情词尚属恭顺，无非意在通商”；而道光帝读到“求和”字样，也颇能熨贴他那颗敏感脆弱的自尊心，“直抵京师，自行讲话”一语恐怕不能不引起道光帝的恐惧。于是，他给耆英下了一道密谕，布置策略：
——耆英派陈志刚前往英方，告诉对方如果能将舰船撤回广东罢兵，耆英将向大皇帝保奏。
——香港赏给英方堆放货物；福建、浙江海口允许每年在约定时间内通商贸易，但英人不得长期羁留。
——英方不必进京，上述条件由耆英出奏，“降旨允行，以为凭据”。
同日，除这道密谕外，道光帝另有谕旨给耆英、牛鉴等人，重弹老调：“激励将士，同心戮力”，“应守则守，应剿则剿，断不可稍存畏葸，致懈军心，是为至要！”[152]
道光帝在此作了两手布置。
毫无疑问，道光帝作出的让步，与英方的要价相距甚远，但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与一年多前琦善在广东准备作出的让步完全一致。
7月14日，耆英、伊里布在苏州收到道光帝“专意剿办，无稍游移”的谕旨。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次决计抗旨不遵。军事败局已定，他们断定除求和外别无选择。于是，他们公然给道光帝出了道难题，让他把“战守两难”的状况“敕下廷臣速议良策”。[153]北京又能有什么办法？他们心里清清楚楚。与此同时，他们又加紧了求和的活动，由苏州赶向镇江一带。
7月18日，璞鼎查在镇江江面的军舰上收到了晚到的伊里布7月4日的照会；7月21日，即镇江开战的当天，又收耆英个人名义的私函。这两份仅要求和谈而未作出实际允诺的文件，自然挡不住英军对镇江的进攻。璞鼎查分别复照，附上了其在吴淞发布的告示，而给耆英的照会中还宣布英军即将进攻南京，让他准备好用来“赎城”的金钱。[154]
璞鼎查在吴淞发布的告示，并无新鲜的内容，但对耆英、伊里布说来却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因为璞氏将英方的主要要求概括为三条：一、赔偿烟价和军费；二、两国平等外交；三、割让海岛；并称“得此三者，其余事端，不难善定也”。[155]从未看过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从未收到璞鼎查在广东、浙江发出的一系列议和条件照会的耆英、伊里布，必然会发现其中并没有提到通商，而“通商”又是他们手中对付嗜利的“夷人”的唯一法宝。
璞鼎查正式送来的告示，与耆英先前进呈的所谓“大元帅吴夏密”的告示差距太大了。耆英不敢上奏，而是隐匿下来。这一方面是害怕激起圣怒，另一方面他们尚未收到道光帝的密谕，他们这种违背“剿办”谕旨、私下求和活动的本身即是大罪。
由于英军封锁了瓜洲至镇江的文报线路，道光帝的密谕迟至7月24日才传到耆英手中。他连忙派陈志刚前往英方，并在照会中提议首先进行下级官员的会谈。璞鼎查显然不满足清方的还价，复照中仅同意派员谈判南京赎城事宜。[156]
尽管耆英瞒下了璞鼎查的告示，但英方的三项要求却又很偶然地从另一管道送至北京。
7月17日，英军在瓜洲一带扣留了300余艘民船，仪征士绅捐纳同知颜崇礼（据说是一位富有的盐商）主动前往英舰进行交涉，英军翻译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士立也给了他一份璞鼎查的告示。颜崇礼将此告示交给常镇道周顼，周顼又将内容具禀两江总督牛鉴，牛鉴将此禀帖转给江宁将军德珠布阅看，德珠布将此禀帖抄录随奏进呈。[157]
德珠布进呈的周顼禀帖，主要是谈英军的猖獗和镇江防务薄弱，德珠布进呈此禀的用意，仅仅为了说明镇江、南京的危急。已经将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内容忘得差不多的道光帝，却意外地发现英方的三项要求。7月26日，他再次密谕耆英、伊里布（两天前他下令伊留在江苏）：
广东给过银两，烟价碍难再议，战费彼此均有，不能议给；其平行礼可以通融；贸易之所，前已谕知耆英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并许以闽、浙暂准通市。
他还认为，“该逆既来诉冤，经此推诚晓谕，当可就我范围”。[158]（重点为引者所标）
就在道光帝发出此谕的当日，又收到了牛鉴关于英军围攻镇江的“六百里加急”飞奏，于是又下一旨：
著耆英、伊里布遵照前奉谕旨，开诚晓喻，设法羁縻，有应便宜从事之处，即著从权办理。此事但期有成，朕亦不为遥制。[159]（重点为引者所标）
第二天，7月27日，道光帝先后收到耆英、牛鉴、齐慎等人的奏折，报告镇江沦陷。牛鉴为道光帝早日批准“羁縻”，竟在奏折中不顾忌讳口出“狂言”：
危迫实不可言，伏求皇上速决大计，以拯民命！[160]
这一句后来在江南官场广为流传的话，显然刺激了道光帝。他谕令：
著耆英、伊里布仍遵昨旨，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161]（重点为引者所标）
“不可稍涉游移”是道光帝在谕旨中最爱使用的一句话，尽管他本人经常“游移”。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18天前，7月9日，他给耆英的谕旨是“专意剿办，无稍游移”！
不过，在此之后，道光帝再也没有“游移”过，再也没有动过“剿办”的念头。他终于明白，“剿”是不行了。但他弄不明白后来又让耆英、伊里布打听的是：“逆夷接仗之际，所带夷兵何以能使有进无退，愍不畏死若此？”[162]
携带圣旨黄匣的飞骑，以一日六百里的速度疾奔南下，寻找此时正在无锡的耆英。而耆英在与璞鼎查交涉受挫之际，于8月1日收到了命其“便宜从事”的谕令，他立即将此谕令密寄已返回苏州的伊里布，让他赶来一同商量办理。至于“羁縻”的前景，耆英在奏折中称：
究竟能否济事，惟有竭尽犬马愚诚以冀报称。[163]
这句官式套话若翻译成今天的口语，也就是“试试看吧”！
1842年7月10日，天津，前节提到不肯随主子南下留在家中养病的张喜，迎来了南方的客人。他是伊里布的专差，手捧伊里布的亲谕，让张喜迅速南下：
如今终要你来，方能达我意于夷人，以期大局速结。
将此事我与你到底办完，才了两人心愿，且好剖白前冤，真是难遇之机，何可失之？[164]
伊里布的手谕情重意切，而更能打动张喜的是，听到伊已署任乍浦副都统，并有望替代生病的刘韵珂，署理浙江巡抚。[165]主子的再度荣华，奴才又可重展风光。于是，他于13日起程，至8月5日赶到无锡。伊里布见到这位得力家仆异样高兴，成七律一首，其中一句为：
且喜帷筹来管乐，非为掉舌有苏张。[166]
这位显得聪明绝顶的老臣，居然将张喜比拟为管仲、乐毅、苏秦和张仪，又可见其分量。
张喜来的正是时候。
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的交涉，仍在“全权”一词上卡壳。尽管耆、伊解释道：“本朝向无全权大臣官名，凡有钦差大臣字样，即